目录

001 戚本禹王力接见湖北代表座谈纪要1967.05.15
002 中央文革办事组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电报1967.06.26
003 放开我，妈妈！吴克强
004 谢富治在武汉“二司”司令部的讲话1967.07.17
005 周恩来在武汉军区湖北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07.18
006 谢富治王力在武汉军区师级干部会议上的指示1967.07.19
007 谢富治王力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1967.07.19
008 戚本禹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电话指示1967.07.21
009 戚本禹给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的电话指示1967.07.21
010 中共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并武汉军区空司党委的电报 1967.07.22
011 谢富治在公安部欢迎会上的讲话1967.07.23
012 关锋接见山西代表时的讲话1967.07.24
013 谢富治对北京红代会核心组的讲话1967.07.24
014 中共中央对武汉军区公告的复电1967.07.26
015 人民日报：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
016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1967.07.27
017 粟裕传达中央扩大会议斗争陈再道的情况1967.07.27
018 人民日报:全国军民大集会大示威 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019 人民日报:上海百万军民集会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020 人民日报：受蒙蔽无罪 反戈一击有功
021 康生在河南湖北两省军队干部斗争陈再道大会上的讲话1967.07.28
022 人民日报: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023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024 谢富治陈伯达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讲话1967.07.28
025 玩火者必自焚 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
026 人民日报：全国亿万军民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新的伟大胜利
027 人民日报: 在京“百万雄师”受蒙蔽群众大杀回马枪
028 人民日报:武汉三军和革命派联合举行誓师大会
029 同武汉革命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
030 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同志谈在武汉的亲身经历1967.07.28
031 人民日报:武汉“百万雄师”基层组织土崩瓦解
032 人民日报：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
033 人民日报:武汉五十万军民大集会
034 人民日报: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
035 人民日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036 人民日报：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
037 人民日报：再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038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传达中央对武汉军区公告复电的通知1967.07.30
039 永远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 刘丰
040 紧急通告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
041 人民日报:武汉军民最热烈地开展拥军爱民活动
042 中央文革中南组对武汉干部问题报告的批示1967.08.00
043 红旗：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044 王力对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的指示1967.08.04
045 谢富治在公安部斗争罗瑞卿大会上的讲话1967.08.07
046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继续奋勇前进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
047 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1967.08.09
048 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1967.08.09
049 永远忠于毛主席 朱鸿霞夏邦银等
050 王力接见新华社各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谈话1967.08.15
051 人民日报:武汉各革命组织负责人带头推进大联合
052 王宏坤接见武汉钢二司赴京展览团全体战士的讲话1967.08.25
053 曾思玉刘丰传达毛泽东视察湖北时的指示1967.09.00
054 “七·二○”冲击东湖客舍反革命事件的真相 8201部队干部揭发
055 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8201部队干部揭发
056 “庞然大物”原形现 纸船明烛照天烧 公安联司谈《百万雄师》
057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及附件1968.02.01
058 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的通知1978.11.26
059 参加文革运动的叁大群体与文革期间的社会矛盾展开线索 老田
060 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老田
061 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老田
062 武汉六渡桥617大血案的杀人凶手情况
063 1967年7.20事件后赴武汉亲眼目睹的情况 曹为平
064 关于文革“武汉7·20事件”若干流行说法的存疑--读《微行》一书存疑 书生意气
065 文革中各省级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常委中的群众代表名录（一） 青近军
066 武汉“七·二零”事件及其它 戴维堤
067 难忘的回忆 陈再道
068 “７·２０事件”中的“８２０１”与“８１９９” 余汝信
069 也说“七二零事件”中的“８２０１”--致余汝信先生 余言
070 后记


戚本禹王力接见湖北代表座谈纪要1967.05.15

戚本禹 王力

〖时间：1967年5月15日下午3：30分－5：50；地点：政协礼堂东池会议厅。接见单位：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二司、工总、九一三、一始工人造反司令部、黄石代表、天门代表、解放军文艺代表团、卫校代表、三司红色造反团、三司。〗

（在我新华农进来以前，三司以在里面，新华工、新湖大等进来后为了前面的座位和三司吵了起来，因为前面靠桌子的座位每一单位一个记录者，可三司四人座在前面，要他们退下来二个，让工人和解放军他们不让，结果吵了起来。正在吵得很凶的时候，王力、戚本禹进来）

戚：你们吵，吵我就不接见你们了。（笑着说）

戚：（坐下后）噢！我见过你们一次，（看见代表们带的袖章后说）新华工、新华农……（这时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等单位纷纷献了袖章，新华工代表把“新华工”别在王力同志的军装胸前）。你们给了，你们没有了。上次我说要见你们一次，一直没有时间。

同学：（这时武汉军事院校代表进来了）他们都是被抓过的，都进过牢的。

戚：那不要紧。

戚：王力同志来见你们。（介绍王力。）

王：这是戚本禹同志。（鼓掌）

戚：我们今天来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主要是来调查研究的，今天来的有没有两派？

同学：有，有三司的！

王力：刚才不是在吵架嘛（指他们进来时我们和三司吵架）。

同学：（介绍刚才吵架的问题）略。

戚：这点事你们就吵，吵得不可开交，你们的造反精神太大了。（笑）我五点半还有会，现在三点半，开到五点半。你们商量商量怎么开，他们谈听你们的意见。上次已经给记者（谈）过这些问题，武汉的问题主要靠武汉的老百姓解决。我不讲了，你们谈。

同学：我们先谈一个多钟头，然后请首长指示。（三司指示要两派各谈一半时间。）

戚：你们可以多谈点。

王：你们现在就谈吧！

武汉代表：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鼓掌）

王：你叫什么名字？

同学：（介绍）叫某某某。

戚：你们呆在这里不好，要和群众一起战斗。

同学：首长做指示后，我们马上回去。

戚：今天来两派。

（武汉革命造反派开始向首长汇报武汉地区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武汉运动资本主义复辟的表现，革命造反派惨遭残酷镇压，抓、取缔……当谈到军队内部问题，军区机关24个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抓了200多人，谈到雷达兵问题时。）

王：雷达兵学校抓人是什么时间？

同学：3月21日

王：这是从2月开始的？（指武汉抓人，搞资本主义复辟。）

同学：二月就开始了。

（同学接着谈，当谈到武汉“二八”声明后，抓人时。）

王：武汉抓了多少？

同学：2600多人。

（当同学谈到敢死队，抓了人坐牢，又指着敢死队人说，坐牢挨打的人来了。这时敢死队战士起来。戚、王连连点头。）

同学：当谈到二司问题时，军区谭（震林）式人物说：学生现在不抓以后要抓。

（王叹了一口气。）

同学：当谈到抓人时，他们还说抓人这是通过江青同志的。

王：（微笑）哈，县里什么时候开始抓的。

（同学谈韩东山，黄石，天门问题，论韩东山。）

戚：我知道。

同学：天门二人来等见首长，可是没见到，正准备走时，家里又来人说家里又在抓人。

（王点了头。）

同志：有的逼的妻离子散，有的急得跑到新疆！

（王长叹一口气。）

（同学：当谈到某某某地一个人头上钉了三颗钉子，可在上吊后派出所还检查说，这是自杀的，同学说：这不很怪？那有这样事？）

（王摆头。）

（同学谈到绍宇锐时。）

同学（介绍说）：就是武汉的“红卫兵”。

（戚点点头。）

（同学谈到北京有联动，武汉有几动：特动、军动……）

戚：（轻微地）哼！

（同志谈到一张保字号的反动大字报，共48张时，念：“周总理是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戚：（打断话）不要念了，这我看了。（这时王力接过看）

同：三字兵还说王任重“秋后算账”提的过早了，王任重是内部问题。

（王力轻微地笑。）

同：前几天在北京抓了武汉的特动，他们偷东西，搞到北京来了，

（王力笑……。）

同：武汉特动尽是高干子弟组成，王任重儿子，张体学女儿，韩东山儿子。

（王力点点头。）

同：有的特动说。过去我爸爸用这（铁鞭）打鬼子，我今天用它打思想兵。

（王力点点头。）

同：解放军战士、武汉军区某些人、武装部都散布“秋后算账”论。

（王力连连点头。）

（同学谈到武汉军区内有一直站在毛主席路线的一边，如某某某。）

王力：谁？

同：张静。

王力：是什么人？

同：湖北军区副政委。

同：军区内坏蛋还造谣，如：通过……（不清）给新华工三点指示。

戚：（举手）我知道。

同：江青同志讲话他们篡改（解放军举起材料给戚看）

戚：点头。

同：陈再道从北京回汉，武斗不减少，反而增加，三天之内发生150多次。

戚：点头。

同：谈韩东山在黄……（不清）

戚：算了，不谈了，你们材料我看了。

同：（这时代表讲完了）我讲（新华工）。

戚：让不同意见发表，不是有个三司吗？三司在这里！

（三司代表发言，略）

（三司造反派发言，略）

（二司发言，略）

（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联合发言，略）

（工人总部发言，略）

（卫生学校发言，略）

（解放军发言，略）

解放军代表：斗他们时，腰弯90度（作姿式）

戚：点头。

戚：你们100多少人？

解：抓77个人，共164人。

戚：武汉卫生学校。

（解放军代表念一份血书，是一位解放军同志的，念完后交给首长。）

（戚接过血书，王力点点头，接过看。）

解：你看直升机散的传单。

戚：是，是，是……。（接过）

戚本禹：今天我们听了你们很多话，看了很多材料，我们很感谢大家。王力跟我看了材料，听了你们发言，我们有三个意见（不代表中央文革）

第一、湖北来京工人、学生，赶紧回去到群众中去，参加运动，中央对湖北问题正在调查研究，以后再解决。如果中央再需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再来。（问：你们来了多少人？）（答：五、六百人）你们赶快回去，因为你们都是勤务员，中央对这个问题，正在研究。

第二、军区在支工、支农、支左中是有成绩的，但也有缺点错误，这主要是在支左上。现在他们正在改正这些缺点错误，我们和你们都需要再看一看，有缺点错误都要改正，不要越陷越深，改正了就好了。有意见可以说，方式要适当。（指军区）希望你们回去根据中央的指示和湖北的情况形势斗争制定斗争方案、政策。

第三、应当坚决执行军委十条命令、中央对安徽问题五条命令、五条指示。凡是错误地打成反革命的组织，应一律平反。逮捕的，应立即释放。各群众组织应当整风，着重自我批评（王力：着重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王力：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各群众组织之间的争论只许摆事实，讲道理，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

一华工同志问：陈再道大字报上街可以不可以？

戚：可以采取其他方式，送上门。

同学：“打倒陈大麻子”是反动口号。

王力：以后不要这样喊就行了。我们的意见你们可能不满足，但我们只能讲这么一点，我们还要调查研究，以后解决湖北问题时再请你们来。

（以上稿指示根据首长和我战友对话一节一节合起来的，所以当中有不全之处，有错误我们本人负责，供参考用）


中央文革办事组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电报1967.06.26

武汉军区：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学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中央文革办事组全军文革办公室


放开我，妈妈！吴克强

老田按：文革进行到1967年5月，武汉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百万雄师，这个组织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定性是保守组织，毛泽东评价则说是不是群众组织但是还有群众嘛，要造反派正确对待他们的成员。从六月初开始，这个组织开始进攻武汉多个造反派宣传和集中地点，1967年6月26日，中央来电严厉指责武汉军区说“武汉目前的武斗是极为不正常，百万雄师对一些单位的围攻必须立即停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等单位的造反派学生，曾经修筑防御工事，毛泽东曾经表示要去参观。

当时整个武汉市的气氛是非常恐怖的，白桦当时在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工作，曾经写过一本很著名的诗歌集子《迎着带血的铁茅散发的传单》定价一角九分，控诉百万雄师的暴行，传遍全国。百万雄师围攻制造的血案中间，比较大的事件有1967年6月16－19日对汉口民主乐园的围攻，杀死数十人，伤数百人；6月24日围攻工造总司总部刘少奇纪念馆，杀死20余人；中央626电报下来之后，武汉稍微有所平息，到720前后是另外一个高潮。下面这一首诗的作者诗当时的造反派之一，背景就是百万雄师对武汉工厂和高校的围攻。

放开我，妈妈！

武汉新华农东方红战士 吴克强

1967.07.00

面对着"百匪"的大规模屠杀，妈妈怕我到学校去被"百匪"杀害，拉住我。我说：

放开我，妈妈！

别为孩儿担惊受怕。

我们的战友遍天下，

"百匪"的长矛、匕首算得了啥？

我不愿做绕梁呢喃的乳燕，

终日徘徊在屋檐下；

我要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学游泳，

去迎接暴风雨的冲刷！

放开我，妈妈！

你可还记得哥哥和爸爸，

为了取得抗日斗争的胜利，

二十年前，爸爸牺牲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下，

人民政权的奠基石呵，

洒满了革命烈士晶莹的血花！

而今天，在两个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

哥哥高举工人战斗队的大旗，

却惨死在陈再道之流的长矛、匕首下，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的生命迸射出了光辉的火花！

想一想吧，妈妈，

活着的人应该干些啥？

难道父兄的鲜血能够白流？

难道能够让武老谭把革命造反派任意屠杀？

难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要捍卫？

难道能让资产阶级重新统治我们的国家？

革命者从来不在困难面前低头；

陈再道之流的长矛、匕首和水龙，

又怎能使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惧怕！

我走了，妈妈！

请您转告隔壁的苏蒙蔽和马大哈，

叫他们别再为陈再道卖命，

五元钱的贿赂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叫他们转告"百万雄师"的操纵者，

人类的罪犯绝然逃不脱历史的惩罚！

刽子手的痉挛，

显示出病入豪膏的虚弱，

魔鬼的疯狂，

只是死神的最后挣扎，

光辉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革命造反派永远也杀不绝、压不垮！

再见吧，妈妈！

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催令我整装速发，

阶级斗争的疆场，任我驰骋，

门庭梨院怎能跑马跃枪？

等着我们胜利的捷报吧！

让我们欢聚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下，

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儿誓做千秋雄鬼永不还家！

1、“我要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学游泳”：1966年7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横渡长江，此后很快就有“要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去游泳”的誓言，当时还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

2、“陈再道之流”：陈当时是武汉军区司令员，文革进入到1967年之后，军队开始“支左”工作，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多数情况下都是与“保守派”和“当权派”一致的，对造反派采取压制态度。1967年3月17日，武汉军区动用8201部队抓捕“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负责人近500人，基层组织被勒令解散，此后造反派就由与湖北省委对立改而与军区直接对立，在1967年720事件之后，陈再道被免职。“武老谭”，其中谭就是指谭震林，当时是称为“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之一，武老谭就是指武汉的谭震林，实际上就是指压制造反派的陈再道等人。

3、“五元钱的贿赂”：在文革期间，为了压制造反派，各地当权派多有利用物质福利引诱一般群众参与压制造反派的行动，例如湖南江西等地出现过让农民进城打造反派，一天给十块钱的事例。武汉百万雄师组织的主要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造反派改为“百万雄师过大江，牛奶饼干一扫光。”参加百万雄师作战行动的人，都有些金钱补助和物质福利，五元钱不是实际数字，而是借代用法，上文的“苏蒙蔽和马大哈”，就是说他们不问实际的政治是非，仅仅为少量的物质利益所引诱，含有蔑视和贬低意味。

4、“儿誓做千秋雄鬼永不还家”：此句是隐括一副对联中间的句子，这副对联似乎是出自《红岩》一书（？）。原文是“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谢富治在武汉“二司”司令部的讲话1967.07.17

谢富治1967.07.17

我们昨天到了新华工，今天来看望你们。再说一遍，我们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军委文革来向武汉地区、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问好，希望你们转告全体战士。毛主席很关心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武汉的问题怎样分析，怎样解决，怎样向前推进，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依靠你们和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们是来帮忙的，我们起的作用很小，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使毛泽东思想占领整个世界、整个中国。你们要看到全国的形势，全世界的形势。武斗只是一个支流，不要因为支流干扰了运动大方向。希望你们在武斗方面采取措施，对解决武汉问题制造和平气氛。你们都是红卫兵小将，你们二司是有名的，我们是知道的。你们三司我们也知道。你们应该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文斗，不用武斗。立即停止武斗。我们希望你们根据中央六条达成协议，或单独发表声明。你们二司是武汉很有影响的革命派组织，要有风格，站得高，看得远。你们三司不同意武斗那也好。我建议你们：第一，首先能停止武斗，能够达成协议更好，不能，就单方面发表声明。造成和平气氛再来谈。有原则路线问题要分析、解决。第二，就是坐下来学习，学习中央文件和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这次重新发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你们要好好学习，学好了文件就有解决问题的锐利武器。你们在武斗的问题上与“百万雄师”达成协议，对工总的问题可以谈谈嘛，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是反动组织，也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这是最新的最高指示。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要团结大多数。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明白，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决自己。去年八月份毛主席给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小将一封信，高度评价他们，热情支持和赞扬革命小将，这批人是老红卫兵。但他们只记住毛主席前面的话，忘记了后面的话，骂人家狗崽子，所以走向反面。今年毛主席“三·七”指示，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来汉四天，就来你们这儿二次了，我们可不是支保了。我们希望你们好。我们要求大家首先回原单位，所有的人都回原单位、原机关，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保证“四大”。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要保证他们的“四大”权利，也允许他们成为一派。你们（指“工总”、“九·一三”）不能回厂的，可以暂不回去，武斗停下来再说。今天我就谈到这里，以后再谈。


周恩来在武汉军区湖北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07.18

周恩来1967.07.18

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会议是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这是中央的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去群众那里走访，仅仅看大字报，走访几个组织，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先谈湖北形势问题。湖北没有实行军管，但又军管了，又没有军管。形势表面稳定，群众对立情绪很大，这个乱的现象很好，邻近的省提出初步方案，要说问题解决了，又有反复，唯有湖北没有提，有意让在湖北多耽一些时间，看看对邻近省有什么影响，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廿多个省的前面，过去，以王任重为首的当权；湖北问题解决对全国有意义，以两条路线斗争开始分为两段；夺权和夺权以后。中南地区的陶铸已是有影响的，解放后十六、七年的影响，湖北地区、广东又是中南的模范省，有他的普遍性，这一重要责任在军区，当然不能排除陶铸的责任，当然不能叫陶铸来解决问题。推迟时间来解决湖北问题，如解散工总时就来解决。不过现在，特别《百万雄师》成立以来问题暴露的更清楚了，你们是打过仗的人，懂得掌握大方向。如夺权夺得对不对？夺谁的权？夺权是从上海开始的，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以后，上海造反派提出了各种措施，中央毛主席就发出号召，各地推广都这样做，北京的李冬民就夺了北京市委的权（李雪峰），中央始终是支持的。夺了几个月才成立革委会，初生儿不管怎样打扮总是毛手毛脚，我们是赞成的、支持的，不能说他的大方向走错的。一·二六夺权就夺权，二·八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虽然这里的错误是摘桃子（不清）等都是北京发生过的，不管怎样，以自己想想过去，但想到别人就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2·18”，“3·21”，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1·26”，“2·8”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的。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北京受冲都是慢慢做工作，不象你们看得那样严重，军委八条的拥军不能象逢年过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老工人、党员仍有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因而贵州、黑龙江、山西、山东都有反复，八条出来后有了问题，江青同志讲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五·一六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 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呀！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 ”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抓办搞的）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的声明有错误，但当中有几句话是说出了当时的几个问题，把这四个文件（指“2·8”、“2·18”、“3·21”等）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 有影响，这是坦白的。人武部、独立师（8201部队）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道听途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我们有几个建议：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工人总部的解散。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有关案子。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翻印者按：可能指黑龙江）。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报复，这工作中央帮助来作。第五、红三司是群众组织、偏保。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内蒙问题、河南问题。第八、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对解放军的行为要澄清。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中央要承担。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


谢富治王力在武汉军区师级干部会议上的指示1967.07.19

谢富治 王力1967.07.19

〖余立金同志出席〗

一、谢富治同志讲话有如下几点：

1、武汉支左大方向错了，错在“三·二一”、“二·一八”、“六·四”等通告都是不符合

毛泽东思想的。八条下来你们打击造反派，十条下来了，你们却不执行，我们等待你们两个月了。

2、百万雄师人多，队伍要大到什么范围？你们连军工厂都设联络站，军工厂是保密单位，又是军管单位，你们还要搞，不是穿一条裤子，也是穿一条裤子。打到现在造反派还是比你们人多，这点，我不用调查就晓得。

3、三新、二司大方向没有错，揪武老谭是把矛头对当权派，是对的，有缺点是不可避免的，你们怎能抓住一些缺点打击革命小将呢？（当时谢发了脾气，眼睛一瞪）你们要180度大转弯，不扭转，你们自己考虑。

二、王力同志讲话：

（先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后来讲到军区。）

谢副总理在北京讲话，小将们误会了，要揪他，在他房间里装了几个喇叭，他还是向革命小将赔礼。现在人家写了几张大字报，骂了陈大麻子，你就抓人家反革命，如果你们打谢副总理，还不把人家枪毙了。

孟夫唐是什么人，你们要打倒。他是退休了的人，又不是当权派，就是支持三新二司，你们就要打倒他，薛朴若你们也要打倒，这些人都是好干部。

工人总部要彻底翻案，朱鸿霞没有什么错，为什么要打他反革命，把他以前的作品的一些错误搬到现在来。“二八声明”抓的人要放。

百万雄师是个保守组织，你们起了很大作用，才发展到现在这么多。你们现在要作工作。最拥护解放军的是革命小将，不信你们调过头来，百万雄师就要打你。

红卫兵在初期还是积极的。但是他利用了刘少奇的血统论，没有跟上毛主席，成为保守组织。红三司是偏右的。

三、会议开了八个多小时，谢讲了二个多小时，王讲了三个多小时，余立金讲了半个小时，陈再道检查了二个多小时，钟汉华检查了一个半小时。会上决定放朱鸿霞。

王力同志在军区师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周总理四点指示。


谢富治王力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1967.07.19

谢富治 王力1967.07.19

〖地点：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体育馆，武汉三钢、三司革联等造反派组织参加接见。〗

谢富治讲话：

亲爱的同学们，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

首先，让我代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向所有武汉市的革命派同志们问好！（群众激动，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让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付统帅向同志们问好！（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林付统帅身体健康！）

我代表党中央、周恩来总理向同志们问好！（欢呼、热烈掌声）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关锋同志、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向同志们问好！（欢呼、热烈掌声）也向武汉的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最热烈的敬礼！（热烈掌声、呼口号）

同志们，我们临行的时候，我们见到了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非常健康！（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武汉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呼口号）非常关心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长时间欢呼，热烈掌声）我们临行的时候，也见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付主席身体非常健康。（欢呼，热烈掌声）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这次来武汉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派了我和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还有一些革命小将同志是三结合，我们来武汉是向武汉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来学习的。是当小学生的。

今天，我们到了水利电力学院，我们是来看大字报的，我们是来学习的，但是大字报没有好好看，学习也还没有开始呢，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话可讲，只是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向同志们的关心，我们带来了。我们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讲，我们要从现在起，我们就开始向你们学习，先当小学生。（口号、掌声）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毛主席、党中央告诉了我们，武汉市、湖北省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一方面是一片大好形势，好的很，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武汉市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人民解放军同志们，你们自己来解放！（掌声）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三相信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人民解放军，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干部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首先是相信武汉市的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热烈鼓掌）相信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热烈鼓掌，呼口号）相信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我们支持所有革命派的同志们！（激动地长时间热烈鼓掌、呼口号）同志们，我们没有话讲了，但是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我们在你们的总部（实际上是司令部），还有其他方面我们再三提过了，今天再一次向你们建议。

第一条：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所有的群众组织，为了创造一个解决问题的良好气氛和良好条件，停止一切武斗。（鼓掌，呼口号）

第二条：我们好好坐下来学习。我们掌握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就是学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以来一些重要指示，和报纸上的社论，特别是要学习我们伟大领袖在十年前所著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部伟大的光辉著作。（呼口号）拿这一个伟大的著作，作为我们解决当前武汉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许多矛盾，作为一锐利的武器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呼口号）同志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停止内战，我们就可以把一切精力集中到我们反对和进攻那些主要的敌人。（鼓掌，呼口号）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各方面去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高声呼口号）

同志们，我们记住我们解决主要矛盾。同志们，这样，我们还要团结多数，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几次，在去年八月份，给清华附中的一封非常热情的歌颂当时红卫兵的信，那是最高度最热情的歌颂和评价，当时的这一件新生事物──红卫兵 ，但是同时提出了，要当时的红卫兵同志们要注意团结多数，只有无产阶级，只有全人类解放了，无产阶级自己才能够得到解放。可是当时的红卫兵小将同志们，把前半截都接受了，后半句没有接受，只有什么红五类，把别人说成什么黑七类、黑五类、狗崽子、狗孙子，后来有一小部人走向反面，甚至有极少的就走到了反动组织联动，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们伟大领袖今年在三七指示中又再一次提出了这个口号，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我们伟大领袖为什么再三提出这个问题，这就需要深思考，要仔仔细细地考虑一下，想一想，（呼口号）我们支持所有的革命同志们，我们要支持你们团结多数，（鼓掌）我的话说完了，现在让王力同志来讲，（热烈鼓掌）

让我们喊几个口号：

无产阶级革命派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呼口号）

（根据录音整理）

王力讲话：

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口号，掌声）

刚才谢富治同志作了一篇很好的讲话，他已经代表了我们，把我们的话都说完了，你们赞成吗（大笑）。同志们是不是赞成谢富治同志说的那些话？（众答赞成！）

第一不是首长，第二没有指示，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是来……（大笑口号）毛主席派我们来是当小学生的（掌声），第一是来问候你们，第二是来向你们学习！（掌声）。在武汉地区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掌声）。我们相信武汉的问题是一定能够解决的！（掌声）是一定能够很好的解决的！（掌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解决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欢呼声，口号声）。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欢呼声，掌声，口号声）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掌声）。同志们！（掌声）同志们！毛主席、林付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掌声，口号：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毛主席万岁！）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热烈掌声，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我们想念毛主席口号声不断）

同志们，毛主席、林付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同志们提出要求（掌声），就是要求同志们一定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道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掌声）。

同志们，这不是策略问题，这不是一时的措施，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的保证（口号声）。这也是同志们能够把毛主席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红旗永远高高举起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掌声）。我们必须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受压制、受打击、受排斥，这种现象把它翻过来！（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但是，我们决不能够对别的同志，对别人，对别的阶级弟兄，对群众来采取压制，打击报复，我们决不能采取这样做法（掌声、口号声）。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一点压迫有好处（掌声）。我们不能够因为个人受打击，我们就动个人的情感，同志们，我们不能够动个人情感，我们要动阶级的情感！（掌声）。只要同志们牢牢地记住毛主席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武汉的问题就能解决得好！（掌声）。为了创造解决武汉问题的有利的气氛和条件，刚才谢富治同志作了二条建议：第一停止武斗，第二坐下来学习！（掌声、口号）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把毛主席天才地创造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最新的里程碑，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要用毛主席这些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想一想，这一年多来的斗争，总结一下，检查一下，正确的认识武汉的形势，正确地抓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主要问题，紧紧地抓住主要矛盾，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地认识和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检查一下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所提出的口号，那一些是正确的，那一些是不怎么正确的，检查一下，我们处理两类矛盾的方法，特别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有没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这叫做学习，学习就是斗争。（掌声）。学习就必须联系实际，就必须带着问题学，就必须找活思想，就必须解决我们武汉地区以及我们每一个团体当前正面临着的主要问题，同志们，正确的态度对待人民解放军（掌声、口号）。同志们，我们要把主席在今年四月间强调地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这个旗帜，这个口号举起来，好不好（众答：好！掌声、口号）。同志们，毛主席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口号不是在平时提的，不是每年春节那样的一般的"拥军爱民"，而是作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介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是作为一个重要战略口号提出来的！（掌声）。这个口号指导着我们正确地认识形势，正确地认识矛盾的性质，正确地提出口号，正确地处理矛盾的问题。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一方面，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讨，改正就好啦！（掌声）。检查了，改正了就不要打倒！（热烈掌声）。我们相信，武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是不会辜负毛主席对他们的信任的（掌声、口号）。至于武汉地区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我们还要专门找同志们的代表，找各方面的代表，要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向同志们学习（掌声）。今天，我们主要的是来向同志们问候问候。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根据录音整理）


戚本禹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电话指示1967.07.21

戚本禹1967.07.21

一、打倒反革命刽子手陈再道！二、打倒反动组织“百万雄师”！三、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四、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五、把8201部队中的一小撮反党叛乱分子揪出来示众！六、以血还血，还我战友！以命抵命，血债要用血来还！七、坚决打倒刘邓的猖狂反扑！

（引自1967.7.24清华大学《井冈山通讯》）


戚本禹给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的电话指示1967.07.21

戚本禹1967.07.21（下午三时）

从现在开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马上开始游行，声援（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倒‘百万雄师’！”，“打倒陈再道！”自己编些类似的口号。大会、小会、声讨会，从今天开始马上搞。今天下午，通知各院校，通知工代会到天安门活动，搞二至三天。

（引自1967.7.24清华大学《井冈山通讯》）


中共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并武汉军区空司党委的电报 1967.07.22

武汉军区党委并武汉军区空司党委：

周、谢、王、李四同志回京后面报一切。中央考虑到“百万雄师”派代表来京事，一时不易谈成，而武汉局面又急需稳定，拟先约军区和有关方面同志来京一商，请陈再道、钟汉华、傅传作、刘丰、吴世安、周志刚、赵兰田、温锡、张绪、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12位同志于二十三或二十四日来京。中央已令空军派机往接，何时动身，望告。


谢富治在公安部欢迎会上的讲话1967.07.23

谢富治1967.07.23

〖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在公安部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大会，欢迎谢富治同志从武汉光荣归来。谢富治同志在与会群众的热烈掌声和口号声中，健步走上主席台，向群众频频招手致意。当大会主席读慰问词，读到“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时，谢副总理热烈鼓掌，鼓掌幅度很大，也很用劲，不像身体不好的样子。会上，谢副总理作了讲话，现摘录于下。〗

谢副总理说：这次我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和中央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及北航红旗的同学，是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与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组成了一个“三结合”的班子，我们这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向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了解情况，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做些工作。我们到外地，受到了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欢迎，所有的造反派对我们感情很深，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央文革很有感情，这一点一见面就知道了。我们到武汉，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神处理问题。我们到造反派那里去了，也到“百万雄师”那里去了。武汉有一个造反派组织“工总”被军区宣布为非法的。这组织号称四十万人，实际也有二十万人吧！被逮捕了五百多人，被迫解散。这是一个较大的组织。我们到武汉去，要为“工总”平反。九·一三也是一个造反组织。钢二司虽没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由于是“工总”的观点，受到压制。这是一个学生组织，是一个造反派组织。“百万雄师”那里我也去了，人很多，在人数上占很大优势，号称一百四十万人，实际上也有几十万人吧！这是个群众组织。他们头戴钢盔、柳条帽、手里拿着大刀、梭标、步枪、也有机枪，杀气腾腾的。给我们开车的司机，保卫科长，都是“百万雄师”的。这个科长跟了我们几天，都不敢到造反派那里去。军区把“百万雄师”捧上了天，说有十大好处。实际上都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百万雄师”有三大派力量：（1）独立师（番号××）带头。这次主要是独立师搞的。它以前是××部队，有×个纵队。（2）人民武装部。××个大厂子都有人民武装部，有枪杆子的，他们百分之百是“百万雄师”的。“百万雄师”九个头头，其中四个是人民武装部的。（3）公（公安局）检（检察官）法（法院）已被军管，但是，是独立师军管的，其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是“百万雄师”。两次来围攻我们的都是独立师和公检法。第一次来围攻我们，开始来两百多“百万雄师”的。我们做了些工作，他们后来就走了，这些人多数还是比较好的。后来来的都是独立师，不讲理，说也不听，就是他们把王力同志拉走的，并制造了许多谣言。这件事暴露了他们这次行动是有计划、有目的的，他们与四川的产业军，与河南、湖南、江西的保守组织都有联系。别把“百万雄师”看得不得了，实际上他们都是靠造谣过日子的。靠造谣是靠不住的！这次下去，我们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是坚决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看到公检法受彭、罗、徐（子荣）的毒很深，大多数人都是保字号的。在公检法系统中，必须进行大批判，特别是要彻底肃清彭、罗、徐的影响，从各个地方、各个角落铲除余毒，用毛泽东思想去武装，把他们彻底打倒，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阵地。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中央文革的同志是非常恨的。我们一定要爱护中央文革，保卫中央文革，誓与中央文革战斗在一起！（未经本人审阅）


关锋接见山西代表时的讲话1967.07.24

关锋1967.07.24

武汉“百万雄师”，还有独立师的一部份人，他们要打倒谢副总理、绞死王力，反对四点指示。四点指示是周总理的四点指示，他们不敢把矛头直接指向总理，他们反对总理在政治上不利，但实际上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和林付主席。武汉事件不光是“百万雄师”那些人，还有武装部、独立师、军区机关、公检法。武汉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中央派去的代表公然可以绑架、毒打、带手铐、包围。我们相信武汉的广大指战员是好的，是受蒙蔽的。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百万雄师”分化了，有些人不干了。他们扬言“王力犯了错误”，“不能代表中央”，“把王力交给群众斗争”等等。王力他们回来了，我们隆重的在机场迎接。


谢富治对北京红代会核心组的讲话1967.07.24

谢富治1967.07.24

现在毛主席、林付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有个方针要解决武汉问题，好人坏人都请来了，小将多，北京的革命派要紧跟中央作工作，这些天大规模游行，明天开大会，表明我们支持，这件事不能只看成谢富治、王力，特别是谢富治，而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把矛头针对武汉一小撮，百万雄师一小撮、军内更是一小撮，不要面很大，要懂政策，明天下午五点要开一百万人的大会，学生、工人、农民、兵中央首长出席，井冈山也讲话。在天安门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但有一件事告诉同志们，坏人来了很多，再厉害也没关系，但不要抓。将来开了会，需要的话作面对面的斗争。需要的不打就不错，但要有组织的找几个学校，百万不要讲百匪。听说北京有，要集中起来，军队由陆空解决，中学、工人不要去，红代会组织一下。矛头对准陈再道、牛师长、蔡政委、王任重，将来凶手搞出来。军内已经集中了，大学红代会找些人把他们集中。将来还要请一批来，一切都要按中央文革指挥。我们这次出去带红卫兵，是主席当面给我讲了两次，但他说了一句话，这些人挂帅不行，一挂，就压垮。但要带徒弟。因为他们只有一年革命历史，再没有主席那样爱我们工人、学生、工代会。这回想当头，连自己厂都管不了，我这个人别的不行，只这一点慷慨，谁要来顶我，我明天就让。武汉这一次离不开大批判，离不开刘、邓、陶、彭真这个大批判。要搞到明天促进大联合，大学毛著这个锐利的马列主义武器。


中共中央对武汉军区公告的复电1967.07.26

中发［67］227号

中共武汉军区党委：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中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1967.7.26

一、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谢富治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第一副总编辑王力同志的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谢富治副总理遭到推打、围攻，王力同志以及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遭到绑架和殴打。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此后，还发生了围攻、殴打、绑架《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以及围攻新湖大、九一三等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政治事件。上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参加这些事件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一切受蒙蔽的干部、战士和群众，一定要迅速猛省，坚决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二、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陈再道对上抵制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对下压制打击群众意见。长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以致发展到造成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中央军委、反中央文革的“七·二○”叛变事件。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对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将迅速作公开检讨，并坚决、彻底改正。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过去受我们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影响的群众和干部，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责任由我们来负。你们应当迅速地觉悟过来，向我们的错误作斗争，坚决地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革命造反派靠拢。三、立即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平反；向曾被拘押的革命闯将朱洪霞等革命造反派的同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为他们恢复名誉。坚决支持“工人总部”的革命行动，积极帮助其恢复、发展和壮大队伍。四、坚决支持“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司革联”、“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决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谁反对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谁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坚决打倒谁，不管他资格多老，职位多高，我们一定和他拚到底。我们是作好了一切准备的。任何反扑都必将为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所彻底粉碎！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打倒陈再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人民日报：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

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 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同志同三军负责人出席

新华社 (1967.07.26)

革命群众、三军指战员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讲话一致表示：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红旗飘扬，口号震天，北京全城呈现一派沸腾的革命景象。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及广大革命群众一百万人，高举着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今天下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且在天安门前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谢富治同志和王力同志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回到毛主席身边，最坚决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方面的负责同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谢富治、刘宁一、江青、萧华、杨成武、粟裕、邓颖超、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汪东兴、刘建勋、吴德、赵毅敏、叶群等，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百万革命群众一起，参加了今天的大会。

参加今天大会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以及驻京部队的负责人李天佑、王新亭、邱会作、萧劲光、王宏坤、吴法宪、郑维山、李天焕、陈先瑞、傅崇碧、邝任农、王辉球、黄志勇、谭辅仁、刘华清、江文、张秀川、黄作珍、罗元发、李真、叶运高、胡炳云，参加大会的还有在北京的一些军区的负责人黄永胜、陈锡联、冼恒汉。

参加大会的还有，同谢富治、王力同志从武汉光荣归来的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以及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士井冈山、尹聚平、吴介之、胡慧娟同志。

首都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指战员，欢呼谢富治同志和王力同志回到毛主席身边、大力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活动，今天达到了新的高潮。从上午开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三支”、“两军”中取得巨大成绩的驻京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指战员，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胜利前进的首都革命工人、革命农民、红卫兵小将、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结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从营地、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学校和机关，走上大街，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来自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同首都的战友一起，参加了游行和大会。革命群众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到处发出雷鸣般的口号声，向武汉革命造反派致敬，表示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誓与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在整个北京街头，无数面红旗迎风招展，无数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在空中挥动，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颗颗红心向着毛主席，他们表示，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把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垮、批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大街，一片红色的海洋。天安门城楼正中高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广场上空升起的巨大红色气球下面，挂着用红色大字写的标语：“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光荣归来！”“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下午五时许，林彪副主席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同志，同谢富治和王力同志，走上天安门城楼。这时，广场上红旗挥舞，欢声雷动。百万革命群众有力地挥动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振臂高呼：“向谢富治、王力同志致敬！”“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下午五时半，大会宣布开始，全场三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一百万人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并且手捧红光闪闪的革命宝书《毛主席语录》，学习伟大领袖的教导。

随同谢富治同志和王力同志去武汉的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士井冈山同志在大会上讲话。他热烈赞扬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战斗。他说，无产阶级反对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阶级斗争的大风暴，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这是多么值得欢呼的大好形势！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威力横扫着江城！

他还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必然被革命的人民彻底打倒，受蒙蔽的群众，一定会觉悟起来，大杀回马枪。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作武汉广大革命群众的后盾。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取得彻底胜利。

接着，首都工代会和农代会的代表徐铠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北京军区、海军、空军、第二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驻京领导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陆海空三军联合演出委员会全体革命文体战士的代表周维兴同志，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中学红代会的代表王大宾同志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们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等同志胜利地回到毛主席身边，一致表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致表示坚决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也在大会上讲了话，表示不把武汉地区那些党内、军内、政府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揪出来，斗倒斗臭，誓不罢休，一定要用战斗的双手，去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还说：参加过保守组织的、受蒙蔽的群众，一旦觉醒过来，就必然猛烈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所有的讲话都受到了全场一阵又一阵热烈的鼓掌欢迎。人们不断挥动红光闪耀的《毛主席语录》，激动地高呼：“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大会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口号声中通过了一项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的通电。通电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战的关键时刻，在举国上下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群众性的大批判的新高潮中，你们在同武汉地区党内、政府内、军队内一小撮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中杀出来了。

大会通电以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名义向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致以崇高的敬礼。

通电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压不倒、吓不退的。你们在艰苦的日子里坚持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了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毛主席又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通电说，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作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让我们和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斗争矛头牢牢地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革命大批判运动推向新高潮。

大会在《国际歌》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

随后，百万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排成整齐的行列，意气风发地继续举行示威游行。“百万工农齐踊跃”，“六月天兵征腐恶”。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歌声和激昂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响彻首都上空。

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大会的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首都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负责人聂元梓、丁国钰、周景方、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老民、鲁文阁、邓万田、李冬民，以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其他许多常委和委员。

中共中央、国务院、《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有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杨奇清、李震、于桑、张本、唐平铸、曹轶欧、李广文、赵易亚、王唯真、金敬迈、萧孟、申健、李英儒、陆公达、刘巨成、林杰、金铁群、王良恩、康树集等，也参加了大会。

（附图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刘宁一、江青、萧华、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叶群等中央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与谢富治、王力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 新华社记者 刘少山 张家骅摄）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1967.07.27

毛泽东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中所加的一段话1967.07.25

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武汉市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工农兵，一切忠于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忠于我们伟大的党的事业的指战员们！近几日来，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业绩。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我们毛主席、党中央为解决武汉问题派出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们已经胜利地回到北京了。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导的轨道上前进。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着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当然，你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困难。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妄图垂死挣扎，还妄图镇压。因此，你们不能粗心大意，要千百倍地保持高度的警惕。你们要善于团结一切群众。你们要善于启发、教育一切受蒙蔽的人。过去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群众组织，只要他们一旦觉悟，愿意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都要欢迎他们，并肩战斗。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这个革命组织，并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们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对于策划这一严重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坏人和打人凶手，必须立即追查，依法查办。武汉市的一系列革命组织，工总、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坚决保卫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保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做得很对，做得很好！武汉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绝对不是孤立的，胜利一定属于你们，属于广大的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属于我们的伟大的党，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属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党中央号召：武汉地区的农民群众，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不要进城来干涉工人和学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中央号召：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武汉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粟裕传达中央扩大会议斗争陈再道的情况1967.07.27

粟裕1967.07.27

〖中央扩大会议时间：7月26日12：－00─21：00，传达时间：7月27日上午。参加人员：在京中央委员、军委常委、各大军区负责同志。〗

这次从武汉共来了五个人：陈再道、钟汉华、8201部队的牛师长、蔡政委、武装部长。住在京西宾馆，前两天北京同学到宾馆去揪陈，冲上了九楼。谢副总理出面做了工作，才没再揪。武汉白色恐怖由来已久，陈再道大批抓人，已抓起来500多人，并竭力散布对中央的不满，他们反对毛主席发动和支持的夺权斗争，军委八条也不传达，恶毒地攻击总理，他支持组织“百万雄师”，这个组织共九个头头，其中有四个是8201部队的负责人，如牛师长等，还有王任重的姘头、武汉杂技团的夏菊花、王宝珍，市委组织部长辛甫等。他们从1月开始就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对立。就是在中央的“六．六”通令下达后，他们还大肆挑起武斗，陈再道提出的以武斗制止武斗，彻底消灭革命，六、七月份武斗最厉害。周总理在7月14日去武汉处理这些问题，对双方做了工作，当时造反派表现很好。谢富治、王力等同志从昆明抵武汉（7.15）后，总理委托谢、王留下；继续处理一些问题。总理返京后，谢、王分别接见了造反派和“百万雄师”20日开会时，谢、王指出“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当场牛师长跳起来指责谢、王，后来派来独立师（8201）包围会场、闹事，并绑架了王力同志，殴打谢、王，王力同志一只眼睛被打充血，身上打青多处，一只脚被打骨折，还把王力同志、北航红旗战士扭去游街，从早上六点到下午三点。21日，陈再道还派保卫科长和两连战士监视谢王，后来谢、王对保卫科长做了工作，他觉醒了。绑架王力的一个营长也觉悟了。他们表示要用生命保卫首长。东海舰队闻讯调了十艘军舰开进武汉。这时杨代总长交待陈再道，必须绝对保证王力同志的生命安全。在斗争王力时，陈再道还向谢副总理施加压力说：“这次我是无能为力了，看你们的了！”中央得知消息后，周总理亲自带两架飞机（一架周总理坐，另一架准备接谢、王等人）周总理秘密通知军区，别人是不知道的。但在周总理专机离武汉100公里时，陈再道派了25辆汽车，载着“百万雄师”的人和战士，亲自到了机场，当时空军发现情况不对，马上给总理拍电报，改降在另一机场，另一架空机降在原机场。陈再道一看没有总理，他说要“欢迎”，实是想扣留总理。陈的秘书说，陈再道得知周总理要来武汉，就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与王力一样。”陈再道真是嚣张之极。这次会上，很多人揭发了陈再道，粟裕代表国防工业部揭发了陈。河南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发言吞吞吐吐，总理制止说：“叫你来是要你揭发问题，你不想说就不要说了。”这次总理表扬了转变过来的保卫科长，独立师的营长、两连战士和空军，在会上大家谴责陈再道：你为什么反对中央？他只答：我是个老粗。陈再道一直对中央不满，在八届二中全会没被选为中央委员就怀恨在心。他对中央精神不传达，他搞的完全是张国焘那一套。那个牛师长本来是广州军区不要的，他拉去任独立师师长。这次武汉事件是一个反革命政治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这件事，是很严重的。要把陈再道斗倒、斗臭，会上已定陈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次他在武汉蒙蔽了许多人，流毒很广，要尽快消毒消毒。现在要向“百万雄师”做工作，同时也要向革命派做工作，一定要维持革命秩序。


人民日报:全国军民大集会大示威 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欢呼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胜利 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武汉地区代理人 全国军民大集会大示威庆贺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回京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新华社 (1967.07.27)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连日来纷纷举行规模盛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欢呼谢富治同志和王力同志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了毛主席身边。各地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满怀革命激情，热烈庆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滔天罪行，最坚决地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斗争。

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从黑龙江畔到云贵高原，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广阔土地上，这几天到处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到处都发出了震天动地的怒吼声：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各地的盛大集会和示威游行，集中地表达了全国亿万革命群众钢铁般的共同意志：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连日来，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成都、哈尔滨、济南、青岛、太原、贵阳、西宁、昆明、长沙、乌鲁木齐、西安等许多地方，都有几万、几十万以至上百万人集会游行，表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作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强大后盾。参加游行的人们高举毛主席巨幅画像，挥动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千遍万遍地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欢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参加集会游行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指出，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中，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必将继续引导全国革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们坚定地表示，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更加猛烈的总攻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今天，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驻军陆海空三军五十万人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来自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也参加了集会和游行。几十万革命群众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当大会在大雨中开始时，全场三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高唱《东方红》。驻军负责人刘政代表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天津市驻军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在大会上讲话，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处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指示和决定，坚决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与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天津和武汉地区的革命派代表也讲了话。会后，五十万革命群众和陆海空三军排着整齐的行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和全副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驻成都部队六十多万人，今天下午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党中央派谢富治、王力同志到武汉处理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最大关怀和支持，也是对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巨大鼓舞。我们成都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以万分愤怒的心情，强烈谴责和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滔天罪行；以最大的决心，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誓作他们的坚强后盾。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司令员梁兴初，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副政治委员刘结挺，以及其他负责同志和革命群众的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一致表示，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支持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斗垮斗倒斗臭，在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哈尔滨，过去几天已有三十多万革命群众和驻军指战员参加集会和示威游行，今天又有三十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省军区副司令员张万春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配合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新反扑，对抗党中央，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说明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已经达到疯狂的程度，同时也说明这是他们末日来临的垂死挣扎。哈尔滨市各革命群众团体代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代表也先后在大会上讲话，一致表示坚决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

在济南市和青岛市，昨天和今天分别有三十万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举行盛大集会。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效禹同志和济南部队负责人杨得志同志，在济南的大会上讲了话。他们指出，山东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驻军广大指战员，坚决地毫无保留地支持和声援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他们一致认为，不管革命的道路多么曲折，斗争多么复杂，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会后，革命群众在通衢大道上举行了示威游行。解放军指战员同时举行了威武庄严的武装示威游行。

山西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工农兵革命群众，连日来纷纷举行游行集会，愤怒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滔天罪行。今天，太原市又有十多万革命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人民解放军驻山西部队的指战员代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会上表示坚决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在发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中指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公然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垂死挣扎，他们决不会有好下场。

青海省西宁地区“八·一八”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和在“三支”、“两军”中作出贡献的西宁驻军指战员，连日来举行了规模盛大集会游行。青海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刘贤权在今天的大会上讲话时表示，青海军民将永远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呼吸，共命运，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参加大会的广大军民一致发出誓言：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旗帜，口诛笔伐，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确保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贵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驻军指战员，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连续举行了分别有十多万人参加的大会和游行示威。昆明部队副政委、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再含同志在一次会上讲话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在进行最后的挣扎，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革命大批判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彻底肃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各条战线上所散布的一切流毒，把它们彻底打倒。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昆明部队指战员和昆明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三十多万人，二十五日下午在昆明联合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示威。人民解放军驻昆明部队指战员表示，坚决和云南省、昆明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并通过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昆明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们，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们共同表示，一定要在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共同对敌。

长沙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长沙驻军十多万人，二十三日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游行。驻军代表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都在大会上讲了话。驻军代表在讲话中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革命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谁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坚决把他打倒。会后，参加大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二十四日下午，新疆的各族革命小将，各族革命工人、革命干部和市民群众，在乌鲁木齐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游行。群众高举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手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不断振臂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代表们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不管我们面前的困难有多大，只要我们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加强团结，坚持斗争，一定会取得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喜讯传来，西安地区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连日来纷纷集会游行，欢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在集会上发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出，我们从一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深刻地懂得，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最关心和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最能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的革命要求和革命愿望。他们表示，一定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倒批臭，使中国革命永远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胜利前进。

这几天来，呼和浩特、郑州、广州、重庆、沈阳、长春、南宁、福州、杭州、合肥、南京、南昌、兰州、拉萨、银川、保定等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以及许多地方的驻军指战员，也纷纷举行集会或游行示威，欢呼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并且表示全力支持武汉地区革命派的斗争，誓作他们的强大后盾。


人民日报:上海百万军民集会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最热烈欢呼谢富治和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 上海百万军民集会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新华社 (1967.07.27)

驻沪三军指战员和上海革命群众誓同武汉革命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混进武汉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帅”中一小撮坏头头！

新华社上海二十六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和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一百万人，今天隆重举行规模盛大的集会和游行，最热烈地欢呼谢富治同志和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大会集中地反映了上海革命人民的坚强意志：最最坚决地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帅”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方面的负责同志出席首都百万军民支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的喜讯传到上海，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指战员和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受到了极其巨大的鼓舞。他们激动地指出，这是毛主席对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大的关怀和最大的支持！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威风！

今天，在上海这个红色的城市，从白天到夜晚，人如潮涌，歌声震天。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英姿勃发，斗志昂扬，从四面八方涌向市中心人民广场。人们举着毛主席画像，手捧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高唱毛主席语录歌，不断高呼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向谢富治、王力同志致敬！”“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的斗争！”“打倒‘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廖政国、王少庸、马天水、李彬山、高志荣、姬应五、徐景贤、王承龙、王洪文、陆文才、陈琳瑚、冯国柱、李研吾、朱锡琪等参加了今天的大会。

参加大会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负责人李世焱、刘文学、饶守坤、梅嘉生、王维国、余光茂、陈士法、张宜爱、吉世堂、谷红、谢正浩、李宏钧等。

出席大会的还有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在上海的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也参加了大会。

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李世焱代表驻沪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在大会上发言。他说，正当全国掀起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大批判的新高潮的关键时刻，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挽救其灭亡的命运，竟然操纵武汉地区“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疯狂的反扑，完全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面目。但是，他们的反扑，只不过是阶级敌人的垂死挣扎。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在任何情况下和任何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并肩战斗，誓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上海市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在发言中最坚决地表示：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中国的赫鲁晓夫以及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抡起无产阶级的铁拳，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这次曾经随同谢富治、王力同志到过一些地区，了解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文汇报》邵传烈同志，在今天的大会上极为兴奋地说，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思想的新曙光，照亮了长江岸边的江城。武汉地区革命派战士越战越强。受蒙蔽的群众已经开始觉醒起来。那些反对毛主席的人，越来越孤立了。我们最最坚决地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在上海，要拿起笔作刀枪，和他们并肩战斗，直到最后的胜利！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在大会上介绍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他表示，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永远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以更加勇猛的姿态，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道，乘胜追击，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大会上的所有发言，都受到百万军民热烈的鼓掌。

接着，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了给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声援电。声援电说：“武汉地区革命派战友们！你们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你们！党中央支持你们！中央文革支持你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你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全体指战员支持你们！全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你们！”声援电强调说：“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来都是呼吸相通，患难与共的。你们和我们共饮一江水，是我们亲密的战友和阶级兄弟！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与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不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不彻底打倒混进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誓不罢休，决不收兵！”

大会结束以后，由驻沪三军指战员乘坐二百多辆大卡车为前导，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大游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和驻沪三军负责人和革命群众一起参加了游行。


人民日报：受蒙蔽无罪 反戈一击有功

1967.07.28

在武汉地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大决战的重要关头，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英勇斗争，粉碎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的时候，一些受蒙蔽的群众迅速觉醒，纷纷站起来造反了。他们擦亮眼睛，认清方向，把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对准“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反戈一击，大杀回马枪，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坚决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来。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这种革命的行动，我们坚决支持！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怀着刻骨的仇恨。他们为了挽救自己即将灭亡的命运，拚命作垂死挣扎。他们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在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制造白色恐怖的同时，还玩弄各种卑劣的手段，千方百计地欺骗群众，蒙蔽群众，胁迫群众，毒害群众，硬是把群众往火坑里推。这一小撮坏家伙，同广大群众是根本对立的。他们不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也是受蒙蔽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受蒙蔽欺骗的群众，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根本的区别。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们是要革命的。他们在阶级敌人的欺骗毒害下，一时不明真相，站错了队，迷失了方向，受了骗，上了当。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他们会迅速觉醒起来，识破阶级敌人的狰狞面目和罪恶阴谋，重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我们一定要相信，受蒙蔽的群众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转化为革命派的。这个条件，就是他们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认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切受蒙蔽欺骗的群众站出来革命，同一小撮坏家伙毅然决裂，划清界限，我们都应当欢迎，应当支持。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反，必然要经过一场严重的斗争，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有些人由于对两条路线的斗争认识不清，站错了队，一时还扭不过来；有的也可能有这样和那样的顾虑，担心群众不信任他们，犯了错误面子不好看，等等。特别是那一小撮坚持反动立场的坏头头，当看到反动势力即将土崩瓦解之时，必然要施展各种伎俩，阻挠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反。一切暂时受蒙蔽的群众，必须识破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在这两个阶级大搏斗的关键时刻，认清方向，端正立场，下定决心，鼓起勇气，毫不动摇，毫不迟疑，果敢地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这是光荣的革命行动。只要你们以实际行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同志们一定会信任你们的。对于欺骗毒害你们的阶级敌人，必须彻底揭露他们的罪恶，戳穿他们的画皮，坚决把他们打翻在地，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的伟大指示，争取和团结那些受蒙蔽的群众，欢迎和鼓励他们起来革命，起来造反，对他们绝对不能打击报复。我们要积极地向受蒙蔽的群众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受蒙蔽的群众觉悟了，起来造反，对于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康生在河南湖北两省军队干部斗争陈再道大会上的讲话1967.07.28

康生1967.07.28

〖七月二十八日十七点三十分至二十九日凌晨四点，河南、湖北两省军区和两省驻军在京西宾馆召开了批判斗争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延的大会。会上群情激愤，怒不可遏，愤怒声讨了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的滔天罪行，大会由康生同志主持，中央负责同志陈伯达以及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刘建勋、曹轶欧同志出席了大会，康老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康：现在开会了，河南军区、一军和驻军领导干部来开会，揭发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的问题。同志们要求陈再道、钟汉华彻底交待问题，同时揭发陈再道、钟汉华反革命罪恶。河南军区是武汉军区领导的，我一接触到河南问题，就觉得与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有关系，武汉问题不解决，河南问题就解决不了。河南有的人不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而是听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的话。武汉军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经常打电报、打电话同河南军区某些人保持密切联系，同样一军方面也是这样，徐文礼同志知道得很清楚，那天揭露了一些，今天这个会要开好，大家要进行揭露，刚才报名发言的名单，武汉的，两省的，驻军的同志都有，叉开好了，徐文礼同志先讲。何运洪发言后，吴法宪司令员讲：你到现在还不老实，你同陈再道、钟汉华搞的什么勾当，在文化大革命中，你们电报电话来往多的是，你一手遮天，不听毛主席的话，听陈再道的话。你们的总后台是刘、邓、陶、王。你反对毛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的同志，把陈再道、钟汉华、孔庆德捧上了天，听他们的，不听毛主席的，陈再道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策划叛乱第二天晚上，你兴高彩烈，不去参加会。当陈端、彭辉等同志揭发何运洪的问题后，吴法宪司令员讲：本来将给何运洪一个机会叫他揭发，他不揭发河南的错误。同武汉一样，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是一样的！造谣诬蔑中央文革是一样的！搞武斗镇压造反派是一样的！在办公大楼筑工事堵门窗是一样的！顽固坚持错误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没有搞“七·二零”事件，因为他到中央来了，如果中央首长到河南同样要被围攻、绑架。当李国秀同志发言时，康老讲：李国秀同志请你检查一下，你是执行何运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是支持了造反派，还是支持了保守派？新乡武斗这么严重，你们分区有没有责任？（李答：我们有错误，我们要向毛主席请罪。）你反对不反对百万雄师？（李答：反对。）你发表声明了没有？（李答：没有。）你看你们把新乡八·一八搞成啥样子，武斗搞成啥样子，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工具破坏楼房，这是什么行为，我讲过这是反革命的行为。（吴法宪司令员插话：你既不检查自己，又不揭发别人。）你揭发自己嘛，不要讲空话，要讲具体的，你们新乡还动枪了。（李答：没有）在河南会议上你彻底检查好了。你们这个地区可以看到何运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但你们省军区的同志总是不愿讲这个，不愿交待这个。武汉还没有动吊车拆房子，这个问题是严重的，你的问题作为河南一个题目，专门在河南会议上去讲。当余嗣贵同志发言时，康老讲：在我们着手了解和解决河南问题时，就感到有一只黑手从武汉军区伸到了河南。武汉问题不解决，河南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因为何运洪等人一面对抗主席、中央的指示，一面接受陈再道、钟汉华等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现在情况大家看得很清楚。因为这样，我们同意，总理也同意，把武汉军区杨秀山同志带到北京来，叫他来干什么，不是叫他来主持河南会议的。是要他来看武汉错误在河南造成什么结果，不是要他代表武汉军区来领导河南军区、一军的文化大革命和工作的，杨秀山同志，我今天向你说明这点。我刚才接到一封信，对杨秀山同志发言反映很不好，认为态度很不正确，同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没有划清界限，对杨秀山有很大的怀疑，并揭发了如下事实，说杨秀山十九号到北京以后，同河南驻军一些领导人谈话时，极力美化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说是总理到武汉提出武汉军区的错误后，陈再道、钟汉华检讨得很好。给人一个印象，武汉军区转变得很快。因时间关系，我不多说，这封信的下面有这个建议：杨秀山不能再继续主持河南的会议，我们接受同志们的这个建议。现在武汉军区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杨秀山不需要再参加河南的会议了，更不需要他来主持河南的会议，自己回武汉去检查去，仔细检查自己，检查划清界限，检举陈再道、钟汉华的问题。在党委会上，有的人反对中央文革你表态了没有？（杨答：我说了，我不同意，但没有坚决反对。）有错误检查好了。还有的同志说，一军的错误，杨秀山是有影响的。余嗣贵发言当中，吴法宪司令员插话：你也是何运洪的帮凶。当余嗣贵讲到在北京汇报期间何运洪同陈再道经常有电话联系时，吴法宪司令员插话：他联系的什么，给你讲了没有？（余答：他没有给我讲。）你和他关系那么密切，他不给你讲？余嗣贵同志发言结束时，康老讲：你对自己的错误一句不讲好不好？（余答：我现在检查一下。）你到河南会议上去检查好了。当魏家祯同志发言念毛主席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时，康老讲：这个语录对你最合适，你实际干些什么，你怎样支持保守派打二七公社造反派的。不要说陈再道、钟汉华的问题了，你检查你自己。（魏：我还没有准备好，要检查可以，检查不系统。）你自己对检查错误还没有准备好，你来北京开会干什么？你在背后指挥武斗没有？（魏答：没有。）将来叫群众问你好了。当魏家祯揭发郑州武斗的严重情况时，康老讲：我问你一句，你在郑州饭店召开过铁军负责人会议没有？（魏答：没有。）你讲过二七公社是反动组织没有？（魏答：没有。）你讲二七公社、河造总是造反派，铁军是保守派，我想不通，想过没有？（魏答：没有。）你换上便衣同十大总部一起指挥武斗没有？（魏答：没有。）军区承认错误，你的态度怎样？你支持过铁军没有？（魏答：没有。）你支持过工人总部没有？（魏答：我讲过国棉三厂东方红是造反派。）你的回答说明了一条，就是语录讲得满好，实际行动恰恰相反，你在河南会议上要彻底检查交待。会议结束时，康老作了指示：今天会议开得很好，大家反对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的滔天罪行，表示极大的无产阶级的义愤，这表现了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是最可信赖、最可依靠的，暴露了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愚弄欺骗人民解放军，必然碰得头破血流。在这里，今天的会议以及前天的会议，同志们可以进一步领会毛主席所讲的武汉军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的反革命叛乱事件，可以使全党全军从中得到教育。得到些什么教育呢？首先，从我们会场上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军内来。有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曾经说过，军队没有阶级斗争。同志们，从今天的会议上清楚地看到了，阶级斗争在军内尖锐地存在，以致发展到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举行暴乱。正如林副主席所讲的，一切问题要从阶级斗争、阶级观点来看，离开了阶级斗争和阶级观点，就看不清任何问题。陈再道、钟汉华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代表了敌对阶级向我们进攻，绑架、殴打谢富治、王力同志这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报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钻进党内，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是极端的仇恨的。同志们高喊打倒刘、邓、陶、王，打倒彭、罗、陆、杨，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是完全对的。这反映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愤怒的回击，这代表了毛主席缔造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的声音。二、少数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维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公开诬蔑中央文革要搞垮人民解放军，他们狂妄地说你们到底要不要解放军，如果不要解放军，我们就回家去。同志们，你们看到底是谁要搞垮解放军，是谁不要解放军。真正爱护解放军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的同志。象刘、邓、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人要瓦解人民解放军的，不要人民解放军的。三、一小撮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造谣诬蔑说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同志们清楚，这完全是诬蔑。谁都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发动的，没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能有这样震动世界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吗？他们讲这话的意思，才是不要党的领导，而是要的刘、邓那个党的领导。难道要刘、邓那个黑党的领导吗？陈再道是党委第一书记，钟汉华是第二书记，我们是否要他们领导的这种党呢？反革命分子是要刘、邓的党，陈再道的党，我们能允许吗？！（众答：不能。）四、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恶毒反对文化大革命，恶毒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造谣说文化大革命尽是整几个老干部，他们好象代表我们老干部，质问说你们到底还要不要老干部？他们妄图在那些思想意识不好的、对党有怨气的老干部中间进行煽动。我们要问要什么样的老干部，离开阶级分析，离开毛泽东思想，抽象讲老干部，这是马列主义呢？这样讲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保护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用“老革命”三个字招降纳叛，招摇撞骗。陈再道讲他革命四十年了，同志们看看，我们要不要这样的老干部？（众答：不要。）他们能不能代表我们的老干部？（众答：不能，他们是解放军的败类。）是的，他们不能代表老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用各种谣言诬蔑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所以同志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对一切事情一定要用阶级观点去分析。五、武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叛乱中间，有一种手段，到处讲中央文革小组不能代表中央，直到今天百万雄师一小撮头头还造谣说毛主席受蒙蔽了……。同志们要警惕，不仅在武汉，而且在很多省内，这是反革命分子一个共同手法，他们打着拥护毛主席的红旗反对毛主席，他们想把毛主席同中央文革分开，把中央同中央文革分开。同志们，他们能不能达到目的？（众答：不能。）他们痴心妄想，到头来众叛亲离。反革命分子不甘心灭亡，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面临决战阶段，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这并不是说斗争没有了。刘、邓、陶、王、彭、罗、杨被打倒了，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延被揪出来了，但同志们不能太天真，刘、邓、陶、王、彭、罗、陆、杨的阴魂并没有死，陈再道、钟汉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阴魂并没有死，需要我们去彻底肃清。武汉百万雄师最近还活动，他们计划分散到农村去。我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但斗争还没有完，还要更加努力，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某些军区的同志犯了错误，毛主席讲：“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犯错误是难免的，但某些同志犯错误同某些反革命分子犯错误的性质不同，只要认真改正，还能够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最后，还要关照你们这五个坏蛋，必须低头认罪，彻底向党交待，想顽固抵赖，人民是不答应的，是逃不过去的。想玩弄各种手段能行吗？陈再道讲不识字，是老粗，表示他是劳动人民出身。同志们，他能不能代表劳动人民？（众答：不能，他是劳动人民的叛徒。）对！他是劳动人民的叛徒，背叛了劳动人民的阶级立场。同志们，中央的复电你们看到了吗？（众答：看到了。）主席讲：“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同志们，对于毛主席的指示要很好研究学习，不是一看就懂了的。一方面看到毛主席还给他一个最后出路，另一方面他已经不是站在革命人民行列里，而是站在反革命行列里了。从两次会议来看，陈再道还是坚持错误。你们看他现在有没改正的样？（众答：没有。）他现在能取得群众的谅解吗？（众答：不能。）在坐的同志们就不谅解他。他要取得上面三个条件很不容易。同志们，那三条他可不可以作到？（众答：现在看来作不到。）对啦！现在看来作不到，将来能不能作到很怀疑。如果能作到，三天内把叛乱阴谋计划写出来，说出来，看你们的行动。

最后同志们高呼口号：

打倒刘、邓、陶、王！

打倒彭、罗、陆、杨！

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

打倒反革命分子钟汉华！

严惩绑架王力同志的凶手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延！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河南二七公社省革联翻印八月五日

河南二七公社省银行太阳升兵团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


人民日报: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1967.07.28

近几天来，武汉地区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工农兵，为着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小组，保卫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搏斗，创造了非常巨大的业绩。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反击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猖狂进攻，粉碎了“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罪恶阴谋，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胜利。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在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中“杀”出来的。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是武汉地区最广泛的革命大联合的核心，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希望，是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学习的榜样。现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敌人已经在政治上孤立了。但是，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的敌人是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为了挽救自己的灭顶之灾，他们不仅会进行疯狂的抵抗，而且还会造谣惑众，使出新的花样，策划新的阴谋。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千百倍地保持高度的警惕。大敌当前，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进一步地巩固地联合起来，集中目标，集中火力，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要特别警惕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善于启发、教育和争取一切受蒙蔽的群众，促使他们反戈一击，大造一小撮坏头头及其幕后操纵者的反，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而不能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鲁迅说过：“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受蒙蔽的群众从一小撮坏头头影响和控制下解脱出来，加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行列，这是使一小撮至死不悟的反动家伙彻底孤立的一个重要条件。武汉，是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武汉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斗争，锻炼了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而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的坚决支持下，必将赢得这场伟大斗争的彻底胜利！向英勇的武汉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人民日报(1967.07.28)

海靠着山，山靠着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心向着无产阶级革命派；海靠着山，山靠着海，毛泽东思想把我们东方红战士和武汉革命派紧紧地联接起来！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时刻鼓舞着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直是我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士的亲密战友。

最近，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所操纵的“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向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反扑，并且猖狂地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毛主席。我广大东方红战士无不义愤填膺，怒火万丈。我们出大字报，开群众大会，举行盛大的游行示威，愤怒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坚决支持武汉地区革命派的战友。

武汉地区的革命战友们，我们坚决支持你们，为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进行坚决斗争。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反对党中央，谁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打倒谁！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彻底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把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教导我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具有革命传统的武汉人民，是压不服，吓不倒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使得他们更加聪明起来。他们一定能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全国革命群众一道，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清除了垃圾之后，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必将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阳光普照的武汉！


谢富治陈伯达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讲话1967.07.28

谢富治 陈伯达1967.07.28

谢富治副总理：这是陈伯达同志，这是周景芳同志，我是谢富治。我代表北京市革委会，中央文革，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同志向大家问好！陈再道一贯反对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这一次面目终于暴露出来了，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的最高参谋部，中央文革在人民当中威信最高。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就坚决把他打倒。我到了好多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中央文革小组无限热爱，可是一小撮走资派，反革命对文革小组却害怕得要命，恨得要死。王力同志在军区的四点指示是总理的意见，当时总理也在武汉，只是没有出面，他们将这几件事主要加给王力同志，要绞死王力，而我只是打倒，这是有针对性的，是针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中央文革的，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现在军队内造反了，受蒙蔽的一些群众也觉悟了，武汉是一片大好形势，革命派扬眉吐气，反动派垮台了，所以什么百万雄师，管他多少万，都是纸老虎，只要听从跟着毛主席、中央文革，那是不可战胜的，只要他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要垮台。今天来找你们谈一件所事，你们比我们还清楚，就是杀回武汉区。武汉现在来了三千多人。希望你们统统杀回去。武汉的形势是好的，希望大家打回去，回去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要给大家讲几句话，希望大家按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的政策办事：第一件事，革命派本身要大联合，第二件事对少数坏分子要恨、要斗争，象刘邓陶王陈牛蔡这些人。革命造反派内部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对保守组织我们要作工作，武汉形势虽然很好，但保守组织并没有垮，你们应该联合起来，不要为这个事，那个问题争论不休。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当然对走资派要算总帐。我是湖北人，是真的又是假的，我生在湖北，但什么也不知道。我们都有毛病，缺点，错误。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对的，骂了托派、投机商，我看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托派，那不算错误，不要抓小辫子。陈再道专门收集什么十大罪状，《百万雄师》十大好处，全是造谣。你们对一小撮要狠狠地批判，联合起来做好保守组织的思想工作。我今天将北大、清华、北航、地院、师大、矿院叫来了一些，你们按照毛主席，中央文革的教导，帮助武汉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只要是革命派就联合起来，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北京的同志千万千万要注意。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革命的大团结，这都是伟大领袖提出来了，革命派最听毛主席的话，如果在北京就干上了，那怎么得了呢？云南、四川的造反派分为两派，保守派还没有打完，你们就打起来了。希望武汉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分为典型的几派不太好。要读毛主席的书《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是不要武斗，二是所有造反派读这本书。武汉造反派受了相当时间的压力，特别是工总，九·一三，你们刚刚还没有翻身，还要做很多工作，对百万雄师也要作工作。把武斗停下来，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团结左派，同陈、王斗争，作《百万雄师》的工作要摆事实讲道理，夺“私”字的权。我们不是个人，一个小团体，而是一个整体，我的欢迎词讲完了。请文革小组的领导人伯达同志作指示。陈伯达同志：我是作为你们的小学生到这儿来的，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是你们的小学生。在任何时候同志们集体智慧，我永远是赶不上的。是你们的小学生。这次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到武汉，同武汉的造反派战斗在一起，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了，资产阶级的走资派陈再道打倒了。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光荣回到北京，来到北京的武汉革命造反派到处受到革命群众的欢迎，我作为北京的公民向你们表示欢迎。欢迎你们对毛主席的忠心，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业的英勇，欢迎你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愿望。我完全拥护谢副总理的讲话。我非常非常地希望大家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用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光辉著作，把毛主席思想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武汉造反派团结万岁！战无不胜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驻北航红旗武汉钢三司战士整理7月28日（未经本人审阅）


玩火者必自焚 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

人民日报(1967.07.28)

毛主席的红卫兵，热血流在一起，脉搏跳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首都中学红代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密地注视着武汉战友的斗争。我们肩并肩，心连心，共同为了在全中国、全世界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斗！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武汉的代理人，他们长期以来就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操纵“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疯狂镇压和迫害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最近，他们竟公然把矛头指向了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指向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这是对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猖狂挑衅。面对着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爪牙这样疯狂凶恶的敌人，怎能不激起我们毛主席红卫兵的怒火万丈？！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砸个稀巴烂，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

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们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专政下，在比长江还要汹涌险恶的政治风浪中，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怀着一颗颗赤诚的红心，昂首挺胸，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他们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而那一小撮阶级敌人只不过是几只就要被冻死的苍蝇！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曾经一时气势汹汹，杀气腾腾，但他们只不过是纸老虎，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铜墙铁壁面前，终将化为粪土。玩火者必自焚，凡是反对毛主席，凡是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对的人，必定失败，必定灭亡！

我们首都中学红代会的全体战士誓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小组。我们中学红代会的战士们誓做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们就坚决打倒他！叫他彻底垮台！


人民日报：全国亿万军民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新的伟大胜利

全国亿万军民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新的伟大胜利 誓同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并肩战斗到底 坚决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批倒批臭

新华社(1967.07.28)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你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坚决地支持你们！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坚决地支持你们！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广阔土地上，这几天到处都发出了这样的强大声音。

自从谢富治、王力同志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的喜讯传来，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个个欢欣鼓舞，斗志昂扬，连日来已有上千万人次举行盛大集会和示威游行，热烈庆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的伟大胜利。一个坚决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愤怒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武汉地区代理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正在全国城乡各地继续展开。

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指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出席首都百万军民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会，这是对武汉地区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关怀和最大支持。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撑腰，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障碍，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到底，把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统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和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在相继举行了有一百万人参加的盛大集会和示威游行之后，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驻军指战员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正在更加广泛深入地向前发展。

连日来，首都广大工农兵群众、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纷纷举行声援会、批判会和誓师大会，愤怒声讨中国的赫鲁晓夫，声讨武汉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操纵的“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进行猖狂反扑的罪行。在各种集会上，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同声表示：最最坚决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斗争，誓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人们一致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不是死老虎，我们决不能对他们丧失警惕。我们一定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上海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指战员，今天继续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更加有力地声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斗争。从早到晚，在全市各条主要街道上，一队队斗志昂扬的游行队伍，高举红旗，高呼口号，迈着雄健的步伐，进行示威。许多工厂、企业、机关和学校，纷纷举行声讨会和批判会，猛烈展开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大斗争。他们决心以彻底斗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实际行动，全力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在重庆市，几天来已经有数十万人冒着酷暑上街游行，二十六日驻军指战员又举行了雄壮的武装示威。参加示威的驻军指战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出，乌鸦的翅膀遮不住太阳，小小的蚍蜉撼不动参天大树，武汉地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猖狂反扑，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他们坚定地表示，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打倒“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南京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和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今天又有四十万人分别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从清晨到夜晚，大街上游行队伍络绎不绝。驻南京部队负责人杜平、梁辑卿、杜方平，分别在三军指战员大会和军民群众大会上讲了话。他们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疯狂反扑，只能激起全国人民对他们的更大仇恨，加速他们的灭亡。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彪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我们坚决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南京各条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和来自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表示，一定要把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垮、斗倒、斗臭。

浙江省和杭州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杭州驻军指战员十五万人，二十六日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驻军负责人和当地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们，都在会上讲了话。他们指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疯狂反扑，是他们反动本性的大暴露。这些坏家伙总是在窥测方向，伺机反扑。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狠狠地、毫不留情地予以坚决打击。

海防前线的福州市，昨天和今天都举行了规模盛大的集会游行。当地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驻军代表在大会上讲话，愤怒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他们热烈赞扬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精神，并且表示一定要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并肩战斗到底。

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今天又有驻军指战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各族各界革命群众十五万人集会游行。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内蒙古军区政治委员吴涛在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反扑，再一次告诉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我们一定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抓住要害，穷追猛打，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把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不获全胜，决不能收兵。呼和浩特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也在会上愤怒声讨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犯下的滔天罪行。

这几天，除了各省省会和自治区首府所在的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以外，许多中小城市、集镇和农村，也纷纷集会游行。在山东省的淄博、烟台、昌潍、德州、惠民、菏泽、泰安等地，在吉林省长白山区和西部草原的一些边远城镇，都传来了愤怒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强大声音。驻守西南边疆的云南边防部队指战员，这几天也同驻地的边疆各族革命群众一起，召开大会，示威游行，声援武汉地区的革命战友。他们说：“千座山，万条水，也隔不断边疆军民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血肉联系，分割不了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共同斗争。”


人民日报: 在京“百万雄师”受蒙蔽群众大杀回马枪

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毅然决然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在京“百万雄师”受蒙蔽群众大杀回马枪

新华社 (1967.07.28)

这些受蒙蔽的群众猛醒了，他们读着毛主席的书，看着毛主席的像，想着自己受阶级敌人蒙蔽竟然做了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事，不禁流下了痛心的眼泪。他们决心杀回武汉，同武汉革命派一起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誓把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后台——中国的赫鲁晓夫揭深、揭透，斗倒、斗臭。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在举国欢呼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的强烈的革命气氛中，正在北京的武汉地区“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纷纷回戈造反，大杀回马枪。他们毅然决然地表示要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与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誓把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的总后台——中国的赫鲁晓夫揭深、揭透，斗倒、斗臭。

“百万雄师”中的这些群众，是在武汉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操纵下，在他们组织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蒙蔽下，不久前陆续来到北京的。他们来到北京以后，受到了首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派大好革命形势的熏染，更加直接地感受到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巨大威力和灿烂光辉。许多人对“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的问题已经有所觉察，开始怀疑。当他们听到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的消息后，受到了巨大的震动。在首都和武汉地区来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热情帮助下，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重要消息和社论，他们终于猛醒过来，认识到自己是上了阶级敌人的当。

这些受蒙蔽的群众，读着毛主席的书，看着毛主席的像，想想自己在阶级敌人的蒙蔽下竟然做了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事，不禁流下了痛心的眼泪。他们感到自己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中央文革小组，对不起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纷纷发表造反声明，毅然退出“百万雄师”。有七个人在联合声明中写道：“我们坚决与武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划清界限，并坚决造他们的反，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保卫党中央，为了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与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坚决揪出‘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和幕后操纵者，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许多人还赶写揭发批判材料，愤怒地控诉武汉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的反革命滔天罪行。不少人挥笔疾书，给“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写信，要他们起来造反。有的人写道：“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应该当机立断，反戈一击，迅速地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我建议你们，立即采取革命行动，踢开‘百万雄师’，起来造反，积极揭发和控诉‘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人和武汉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滔天罪行。”他们决心回到武汉去，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向无产阶级革命派靠拢，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沿着伟大统帅毛主席所指引的航向前进，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的这些行动，受到了首都和武汉地区来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热烈欢迎和鼓励。


人民日报:武汉三军和革命派联合举行誓师大会

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迅速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武汉三军和革命派联合举行誓师大会

新华社 (1967.07.28)

在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中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您的亲切关怀和抚育下，斗志更加昂扬，进一步巩固、发展、壮大。保守势力正在土崩瓦解，受蒙蔽群众迅速觉醒。中国的赫鲁晓夫，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全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

新华社武汉二十七日电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威力，震撼着武汉三镇。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武汉陆海空三军紧紧与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的广大指战员、军事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联合举行誓师大会，决心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以无比愤怒的心情，控诉和声讨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最坚决地表示：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迅速掀起革命的大批判的新高潮，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誓师大会会场上，红旗招展，口号声震天。越战越强越战越勇的革命闯将们，个个英姿焕发，斗志昂扬。“打倒混进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震撼着具有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武汉江城。革命闯将们用他们的伟大实践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表明：他们没有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期望，没有辜负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他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战斗了！他们正在乘胜前进！

在大会会场上，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语录：“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大会通过了给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电，表达了革命闯将们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致敬电说：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前武汉地区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您的亲切关怀和抚育下，在党中央、中央文革的坚强领导和支持下，在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的强大支持下，斗志更加昂扬，意气更为风发，卷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在激烈的斗争中冲杀出来的革命左派队伍，进一步巩固、发展、壮大；保守势力正在土崩瓦解，受蒙蔽的群众迅速觉醒。中国的赫鲁晓夫，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全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宣誓：我们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我们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武汉地区、在全中国、在全世界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参加大会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会后冒雨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


同武汉革命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

人民日报(1967.07.28)

反动的围攻，锻炼出坚强的左派。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在反动的围攻之中，锻炼出来的一支砸不烂、冲不垮的革命派队伍。他们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坚，是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优秀代表之一。他们在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和关怀下，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向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利用受蒙蔽的群众，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了残酷的镇压，他们简直是疯狂到了极点。但是，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为反动派的汹汹气势所吓倒，他们不断总结经验，整顿队伍，在扬子江边坚持战斗，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唯物主义辩证法总是无情地嘲弄历史舞台上那些喧嚣一时的小丑！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是天下无敌的，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尽管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还在耍出种种花招，玩弄种种阴谋，用残暴的手段进行垂死挣扎，但是他们终究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我们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士，从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和他们站在一起，共同战斗！“反革命”的帽子没有吓倒我们，反动的围攻没有把我们整垮。我们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不管什么狂风暴雨，永远同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要向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我们要向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


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同志谈在武汉的亲身经历1967.07.28

同志们，这次和谢付总理、王力同志到武汉，做了些应做的事。这首先应归功于毛主席的教导。

今天X X X同志们要我来讲一讲，没有准备，也没有稿子，讲嘛，主要是我在武汉经历的事情给同志们介绍一下。在讲的过程中，可能有错误，希望同志们予以批评。

这次到武汉，武汉的形势是怎么样的呢？武汉地区的革命左派，在一月革命的风暴中，确实展开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勇猛夺权，他们也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当然，那时夺权，还没提大联合和以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革命小将在当时情况下的大方向，应当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待。当然在武汉就不是这样罗。从那时就镇压造反派，打击造反派。五月份《百万雄师》成立。《百万雄师》是怎么搞起来的呢？基本上是总结了四川、内蒙的一些反革命经验。一个是8201，也就是独立师，一个是公、检、法系统。再一个是武装干部、武装部这一些。武汉军区连续发表了几个声明，解散了工总。凡是不属于《百万雄师》的统统都赶走。他们在汉阳还有一条“先进”经验。就是把造反派统统赶出去，而且还要推广。太恶毒了。

在武汉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在武昌，有几个主要的大学，这些地方造反派叫做解放区，汉阳，因为把造反派赶走了，是清一色的《百万雄师》，造反派叫敌占区；汉口呢？《百万雄师》势力比较大，造反派有《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造反派叫游击区。其实也不是这样。实际上是形成了几个红色据点。有华工、湖大，水利电力学院，还有几个，都是武装保卫。因为不是这样没别的办法，造反派叫“文攻武守”。我们在到华工的时候，很远就被卡住了，长矛对准了我们。问我们是哪儿的，是不是军区的。我们说不是，问是不是支左办公室的，我们说也不是。他们一看，知道是中央来的人，这一下围了很多人。革命小将一看中央来的人，眼泪刷刷地向下淌。我们的造反派非常可爱，在那样艰苦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一直不散.去以后，准备先听军区的汇报，然后听两方面谈，包括《百万雄师》和造反派的。然后准备通过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犯错误的回头转意。以后召开扩大会议，师以上的干部；29师的，空军的都参加。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研究确定重点做军队的工作。军区的好同志，要求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要求中央首长作报告。十九号下午，在军区大院作报告，二级部长以上的都参加了。王力同志主要讲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如何同彭、罗、陆、杨作斗争，如何把刘少奇揪出来，通过这些，让他们理解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理解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重大意义，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怎样成长起来的。通过听报告，一些同志反映很好。军区大院的战士，两次围到楼前，有四五百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两次去见这些同志，这些同志表现很好，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向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学习！”武汉军区绝大部分同志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只有少数坏人，蒙蔽群众。十九号晚十二点同到住地。这个报告从下午两点到十一点作完。回住地以后不久，有公、检、法三辆车子，冲到住地第一道门，带有支左办公室的介绍信，一直冲的。我们住地有两道门，第一道与第二道之间有一里路，第二道门离住的地方约有八、九十公尺。在住地警卫的部队是独立师的；我们住地周围负责军管的，也是独立师的。三辆车冲进去后，我们报告军区，一定要劝回去。我们说：今晚就要见“百万雄师”的代表，听你们的意见。从十二点劝到三点，无效。当时我也出去帮着讲。他们说：“我们来就是准备闯祸的”，我一听不对头。到四点钟，因为他们仍不撤，我就打电话给陈再道、钟汉华，叫他们来商量事情。在这以前四点左右，军区大院同时有七十部车把军区占领，要找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要澄清，工总不能翻案，支左大方向是对的。陈再道一进门对我们讲：“看你们去做工作了！”当时没理他，后来一想，他讲这话有原因。当时群众喊打倒陈再道，我们讲不要打倒，就是说要保一保，只要改就好。陈再道说这句话，意思是说，我不要你们保，我还要保你们呢！陈再道进门后基本上没讲话。约二十分钟后，即五点钟，突然冲进来三十多个人，手持大刀长矛。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当时在屋里谈话，他们进—道门，二道门到楼里，我们一直不知道，到了门口才知道。我和北航的几位同志，走到外面将他们挡住。这些人都戴个口罩，拿着梭标、大刀，气势凶凶。我们让他们坐下来，慢慢淡。他们说要找王力，到军区大院去。我们一听不对头。这时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出来，谢副总理说：“我就是谢富治！”王力同志说：“我就是王力”。他们说：“到军区大院去！”谢副总理说：“你们难道要绑架不成？”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下了楼，走到院子里和他们谈。形势很紧张，我就把机密文件转移了。我出去时，《百万雄师》的人和王力谈话，开始他们听不进去，谈了一会，他们感到还有道理。在这时，突然冲进很，多战士，端着冲锋枪，有的端着刺刀，也有机枪，还有提着手枪的。一来就喊：“把王力揪出来！”因为在武汉王力同志讲的话比较多，观点明确，他们一开始，矛头就对准王力，要揪王力。我和北航二十几岁的两个女孩子在王力周围，保卫王力。这时，有几个人，他们就一个个拉、打。我抱住王力，向屋里拥，因为外面人多，拥到屋可以谈；一进屋，从后面过来—些人，我感到问题严重，就喊：“王力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你们要犯大错谈的！中央派的人你们这样对待，什么人才绑架中央派的人！”我喊了十来声，从我后面过来一人，掐住我的脖子，我喊不出来了。四个人把我架到旁边，又推又打。我说：“我是中央文革办事组派来的”！不说还好，一说一下子又来了二十几个人，又推又打，手也曾背上了——坐上飞机了。此时王力被架走，一边打一边推着，从此就和王力分开了。

分开后，把我架上了车，又是打、推。主要是骂，说什么：“中央文革干了些什么事？把八十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在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当时一看，性质变了，我一句话也不说了。思想上做了准备：第一，不变节，第二，准备牺牲。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准中央文革；把问题提到那样的程度，讲什么也没用了！在这过程中，一边斗，一边骂。还让我戴“百万雄师”的袖章，我把手背得紧紧的，他们没拉开。当时他们给我戴袖章，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的侮辱。

以后就开始游街。载我的是第一辆，后面有几百辆全副武装的。战士坐的上面架了机枪；两旁都摆满了，除军车外，其余的上面全是梭标。车前头还放一排梭标，比汽车还长，完全是法西斯！上午六点开始。下午三点，谢副总理、于立金同志，知道这是独立师搞的。就下命令给独立师，说如果不把人给送回来，一切后果由独立师负责！下午三点，把我送到独立师师部。两个人看着我，一边一个。一下车，我问到那儿去，他们说。到地方就知道了。到独立师师部一进门，有很多人，有军人，有百万雄师，有便衣。听他们讲：“听说周总理、陈伯达要来”有人就说：“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这是非常反动的。到后来，师政委出来了，叫蔡炳臣。他说：“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认识这个人，坏透了。我一定要他把北航的三位词学找到。北航的三位同志很勇敢，把我架去后，就向我坐的车上冲。他们说：“死也死到一块！你们走了，我们不能留下!”冲上来后，我说：“一定要下去，不能去！”他们下去了，一想不对，又冲。我让他非找到不可，当时他问是在哪辆车上坐的，我给他讲过后，他打电话问。从他打电话可以看出，那天出多少车，哪些车在哪里，有多少人，车上的人是哪个单位的，他都一清二楚。这时，我要求到王力那儿去，因为我知道王力在军区。他说军区有几千人，进不去。我要求打电话，他说打不通。我问他王力在什么地方，他说在宣传办公室。我说，我就要宣传办公室。他看不行，就要电话。—要，通了，就是王力在的地方。那里人很多，接电话的是一个保卫科长。这个保卫科长原也是百万雄师观点的，因为王力同志给他谈过几次话。特别是有一件事对他教育很大。有一次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在群众大会上检讨自己的错误，说在支左中犯了错误，今后一定要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就这几句话，造反派群众流出了眼泪，坚决拥军。因为空军也是执行了陈再道的那一套，在河口地区，解散了工总，扶植保守势力。空军认识到了，检讨了仅仅几句，造反派就非常欢迎。这个保卫科长看到，造反派最讲道理，他们绝不是把犯错误的干部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打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因此，决心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同造反派一起战斗。我问保卫科长，王力身体好吗？他说还好。我说我要去，他说：“不要来”。我一听，觉得王力那里很紧张，要去。姓蔡的这个政委说去不了，就走了。他一走，两个人又把我看起来，一个是作战科长，一个是干部科长；边问边骂，实际上是审我。问我，王力的爱人是否在华工当教师，我说，这简直是荒唐。他又问，我不理。他又骂，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非常荒唐。就是用这些煽动群众！我面对面看着他，看他还讲什么谬论。在这屋里还有一个师指挥部的政委，连裤子都没穿，仅穿个裤叉、汗衫。后来进来一个人，问这个人王力那里情况怎样，他说还根紧张。这位指挥部政委非常傲慢地说：“王力不是很轻松吗？”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因为王力在谈到帮助犯错误的干部时曾说过：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他们会回心转意的。这个政委这样说，完全是挖苦性质，的，后来这位师政委骂了一通，我不理他，最后他走了。我的事暂时说到这，再说王力的情况。王力被绑架到军区大院后，百万雄师对他进行了人身侮辱和殴打。把领章给撕了，军帽拿走了，军衣扒了，上农下衣都扒了。这还不够，王力同志里面还穿一件象这样的衬衣，也给了。这巳到头了吧？不！最后把王力仅有的一件汗衫也扒了。后来换的短裤也是借别人的。百万雄师用带钉的鞋踏王力同志的脚，王力当时鞋也没有了，脚趾骨被打碎，现在打上石膏了。一直斗到下午四点钟，在这过程中，有些人跑到楼上，用碎玻璃打王力同志。有人用拳头专打太阳穴，所以王力同志的眼充血很厉害。膝盖软骨被打伤，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当时有的要用刺刀刺，有的要开抢。这过程中，军区保卫队有五、六个人，开始也是百万雄师观点的，后来由于百万雄师这样的表演，觉悟了，暗藏着保护王力，把这些都挡开了。不然的话，王力同志就很危险了。

在这期间，他们还逼王力同志签字，要王力同志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派组织，是响当当硬梆梆的造反派，工总是反革命组织，不能翻案。王方同志一直坚持说：武汉的问题还要和各派谈，要由武汉市的人民作结论。 (口号：向王力同志学习)

这时，北京来电话给百万雄师，说说武汉的有些问题如果不能在武汉解决，也可以到北京来解决，他们说，没有什么问题要到北京的，武汉的问题就在武汉解决。他们也知道，到北京没有他们好吃的果子。陈再道一直没到军区去。一开始，架王力时，把他当成王力打了一拳，这一下他可有理由了，躺在地上不起，装死狗。把王力架走了，这么严重的情况，他连动都没动，一句话也没说，就这么坏！(打倒陈再道)陈再道到下午四点，没采取任何行动。钟汉华到了军区只是个窝囊肺！人家不理他，没办法。在这种情况下，看样子不行了，谢副总理、余立金同志要孔庆德、二十九师师长、政委马上想办法救王力同志。后来用部队把路趟开，从后门转走，送到二十九师师部。本来，百万雄师、独立师都不知道，一下子把路趟开，就转走了。准备在这休息一下，再转移到安全地带。后来不行了，发现他们巳知道了。二十九师师长、政委，还有那个保卫科长，提议干脆马上转移。于是用两个连的兵力保护，向山上转移，本来想转移到山洞里去，后来发现他们也知道了那个山洞，就只好向山上转移，王力刚走，“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就包围了二十九师师部，以后开始搜查，都搜遍了，洞也搜了。没找到就开始搜山。当时情况非常紧张。王力他们只有三人。二十九师师长回来取东西，被围，出不去了。本来是准备从山上再转移到水利电力学院，因为那是解放区。后发现路口被挡死，用卡车挡的。到处是他们的人，很危急。王力同志就在山上打游击，和他们转山头，一直转。他到这里，王力就到那儿，一直转到第二天天亮。武汉当时非常热，他们百万雄师休息，王方同志几个也休息。这时，二十九师政委想到这个山上还有两个排，就偷偷地向那两个排做工作，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什么，应当怎样对待中央派的代表。二十分钟，战士们痛哭流涕，这两个排的每个战土都写了决心书，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王力同志的安全。以后，把王力同志转移到这两个排这里。

再说那个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在机埸把北航一女同志转移到了安全地方，问那女同志王力有什么生活习惯。他说他进山去找王力，在那里可以照颇一下王力，因为进去就可能出不来。刘丰用两辆卡车，进了山。事先大车，小车是计划好路线的，王力的吉普车在中间，前后是大卡车，向外冲。王力刚一走，有人喊：“王力跑了”。当时刘丰很激动，猛地把吉普车开到大卡车前，跑了。大卡车仍按原路线走，百万雄师去追大卡车，王力同志方才脱险境。转移到空军一个营，这里比较安全，周围都是他们的人。早晨四点钟车上打起红旗，装做游行的样子，把王力同志转移到一个机埸去了。到这里，王力同志才安全脱离险境。

他们还成立了专揪王力的联合指择部(口号：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然后大造舆论。这个指挥部就在军区对面铁道局。他们造谣说周总理陈伯达指示了，王力说的话不算数，同意在武汉斗争王力……，造的谣非常多，来蒙蔽群众。后来又在武汉造谣言，进行大搜查，说王力还没有跑出武汉。后来我从独立师师部回到住地，首先把独立师遇到的听到的向家里汇报，再就是销毁机密文件，准备第二次被抓。再就是跟我们一起的一个女同志被抓走，我托空军同志把她转移到机场。当时她不走，她说，死也要死到一块，王力同志不知哪里去了，我不能自己走。后来把她拖到车上。三点到机场。六点钟它又步行近二十里回到水利电力学院。开始她准备闯百万雄师的总部，后来想那是自投罗网，才决定到水电学院找造反派同志—起想办法。走到水院刚好遇见尹X X，北航的尹X X是怎样到水电的呢?王力被抓到军区大院时，它拚命想进军区大院向王力同志靠拢，后来钻不进去了。这时有一个小孩告诉他说：“有人把你盯上了，你赶快走”。于是她回到了水电，向家里汇报情况。

他们两人(北航的)在水电学院造反派的帮助下——水电学院的学生在暗中保护他们回到住地，看到他们来了，我们都高兴得跳起来了。回来以后，我们就准备百万雄师他们来第二次。我们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分些人守，第二道是把些椅子、沙发堆起来，准备斗了。

后来他们又几万人全部包围了我们的住地。这时谢副总理、于立金同志就打电话给陈再道，说：“如果你们再这样搞，你要负完全责任!”陈再道的秘书就打电话给《百万雄师》说：“现在你们应该撤了。”结果《百万雄师》就撤了。《百万雄师》三点钟包围我们，四点钟打的电话，五点钟就撤了。这说明他们完全听陈再道的指挥。

当时巳经很清楚，——我们是撤不出去了。另外我们还有两个人没有回来。我们也睡不着，坐在一起想。把王力安全救出以后，我们才能离开这里，。当天晚上知道王力同志已安全转移，就准备撤退。这时巳很困难。在包围的同时，他们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就是想一个夜晚把我们周围的所有学校搞掉。在我们撤退前三个小肘，把湖大全部占领了，有《百万雄师》，也有独立师的，开了五十多枪。这边是湖大，这边是水利电力学院，这一边是武大。武大很高，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可以看到。他们准备占领了武大再搞医学院，医学院也是造反派，那样，就离我们更近，就全部被他们控制。另外，在大东门，他们摆了五辆大卡车，大卡车上装满人，都拿着很长的长矛。我们要走的路，都堵死了。这怎么办呢?当时没想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搞直升飞机，一个就是让能走的走，我们能冲出去就冲出去，最后，想了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用部队掩护着出去。当时就从二十里外的机埸调来七辆卡车——七辆还是六辆我记不清了。车上装着人，打着红旗，摆上标语牌、毛主席像，装作游行的样子一直冲到我们住的院子里。一点四十五分到的。以后，我们就把吉普车夹在两辆大卡车中间浩浩荡荡冲出来了。

出去后，我们走的是小道，是空军侦察好的，没过长江大桥，从郊区绕过去的。但就是这样的小道，他们也派了人。不过当时他们看到又是军车，又是游行，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来，我们就过去了。到机场后他们打电话，问是哪个部队的，我们说是到郊区搞生产的。五点钟和王力汇合。以后我们就坐飞机转移到另一个机场。然后找到陈再道和军区的他们的人，对他们说，第一，武汉有几个造反派，要派部队保卫，而且、要空军保卫，因为在武汉有二十九独立师，其余就是空军比较多。第二，因为他们把我们的记者都抓了，打了。所以一定要放，送到二十九师，要二十九师保卫。我们和王力一起休息了一下，就回来了。过程就是这样，介绍完了。

这前前后后，说明了什么呢了实际上就是反革命暴乱。他们攻击的目标，并不是王力我们几个。他们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党中央，指向毛主席，指向中央文革的。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这样搞，是非常清楚的。他们知道，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一到武汉，广大革命群众就要造他们的反，他们的地位就要动摇，《百万雄师》就要破产。所以他们就采取法西斯暴徒那一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马上要在武汉占领全部阵地，他们看到自己的灭亡巳成定局。毛主席的革命线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要扫除一切牛鬼蛇神，他们不得不作最后挣扎。坏人只是少数，只是《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后来也可以看到，广大革命群众起来造他们的反。武汉地区，有一支非常好的革命队伍，工总、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这支队伍是久经考验的，不怕流血牺牲的。有了这支队伍，就是我们的希望。

现在还有一些部队向他们提出了警告，起来造他们的反。《百万雄师》巳不是他们所说的百万雄师了，巳变成狗熊了。《百万雄师》广大群众已起来造反，内部头头也在分化。一派说他们错了，另一派要坚持到底，当然最后一定完蛋，一个也跑不掉的。武汉形势很好，当时我们看到武汉是那个样子，由于他们的这样的表演，武汉的形势变得比其他地方的还要好。一是武汉地区有非常强大的革命队伍，再加上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他们都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他们一时受蒙蔽，当他们一旦觉醒，自己也会把他们的头头揪出来，。昨天中央的两个文件久象氢弹一样在武汉爆炸了，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

(口号：毛主席万岁！打倒倒刘、邓、陶！)


人民日报:武汉“百万雄师”基层组织土崩瓦解

在毛主席英明政策感召下，受蒙蔽群众纷纷觉醒 武汉“百万雄师”基层组织土崩瓦解 受蒙蔽群众擦亮了眼睛，回戈反击，愤怒揭露和控诉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 无产阶级革命派热烈欢迎受蒙蔽的群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新华社 (1967.07.29)

新华社武汉二十八日电 “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武汉地区“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政策的感召下，纷纷退出这个组织，起来造反。他们满怀革命激情地说：我们一定要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彻底决裂，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誓把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全市各个工厂企业里，一时受蒙蔽参加“百万雄师”的群众纷纷觉醒。“百万雄师”在工厂企业中的基层组织，正在迅速土崩瓦解。受蒙蔽的群众成批地退出这个组织，并且纷纷写大字报愤怒揭露和控诉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揭露和控诉“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湖北省建筑公司六公司一些参加过“百万雄师”的受蒙蔽的群众，现在擦亮了眼睛，认清了方向，纷纷揭发本单位“百万雄师”的内幕。武汉重型机床厂厂区的大字报栏内，贴了许多表示退出“百万雄师”的声明和“造反公告”。这个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受蒙蔽的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进行家庭访问，个别串连，耐心说服受蒙蔽的群众，希望他们迅速地、彻底地同“百万雄师”决裂，认清方向，反戈一击，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一些受蒙蔽的干部和群众说：过去我们受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所操纵的“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的蒙蔽、胁迫和毒害，使我们受了骗，上了当。这些坏家伙不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最凶恶的敌人，也是我们受蒙蔽群众最凶恶的敌人。现在，大家这样热情地对待我们，真不愧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今后，我们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把“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坚决斗倒、斗垮、斗臭，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长江航运公司驻武汉单位的一些参加“百万雄师”的职工，连日来纷纷写出“造反公告”，表示和“百万雄师”一刀两断，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他们说，党中央派谢富治、王力同志到武汉地区处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对武汉人民的最大关怀和最大支持。武汉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钻进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最危险的敌人，他们终于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下现了原形。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示众，斗倒斗臭。

长江航运公司驻武汉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开始起来造反的受蒙蔽群众，纷纷写出大字报，热烈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无产阶级革命派说，受蒙蔽的群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我们应该热情地帮助、支持、欢迎他们起来造反。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对那些受蒙蔽的群众，耐心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团结他们，把斗争矛头牢牢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

原来同“百万雄师”靠在一起的湖北省直属机关联司的成员，也纷纷发表声明，退出或自行解散他们原来的组织。他们说，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认识了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狰狞面目。他们深深感激毛主席把他们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火坑中救了出来。他们正在纷纷揭发武汉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滔天罪行。


人民日报：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

1967.07.29

七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发表公告，公开检讨了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决心跟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坚决把他们打倒。同时，表示要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做好“三支”“两军”的工作。武汉部队在这个公告中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因而受到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是对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为沉重的打击。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胜利。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正在更高地举起“拥军爱民”的伟大旗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紧紧与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的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为打退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所掀起的反动逆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一些受蒙蔽的干部和战士，在斗争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认清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面目，迅速地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事实又一次证明，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不愧为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无产阶级革命派有了这样坚强的后盾，坚强的靠山，就一定能无往而不胜。人民解放军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三支”“两军”的工作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为人民立下了新功。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和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不很理解，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犯了错误，甚至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改了就好。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广大战士和大多数干部是没有责任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诚恳地检讨错误，认真地改正，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坚决支持左派，坚决向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也是应该热烈欢迎的。我们希望这些同志在今后的支左工作中为人民立新功。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无产阶级革命派要高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加强团结，正确处理同军队的关系，密切合作，共同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武汉五十万军民大集会

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发表检查错误公告拥军爱民 并肩战斗 共同对敌 武汉五十万军民大集会声讨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 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发表检查错误公告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

新华社(1967.07.29)

新华社武汉二十八日电 武汉市欢呼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伟大胜利和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罪行的活动，今天进入了新的高潮。当地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民解放军驻武汉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共五十万人，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大会在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中坚决表示：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乘胜前进，夺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大的新胜利。

今天清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驻武汉人民解放军三军指战员，从收音机中听到了《人民日报》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和《解放军报》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决心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更加猛烈地开火，用这个实际行动来回答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他们的巨大关怀，回答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他们的支持。

今天，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驻武汉三军指战员，个个英姿焕发，精神抖擞。他们高举着毛主席的画像，手捧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从四面八方涌向汉口的中心会场。“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等口号声，震天动地。整个武汉三镇沉浸在火热的革命气氛和节日般的欢乐中。

上午十一时许，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武汉地区工人总部负责人首先在大会上发言。他说：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下，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援下，不怕一切打击，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阻力，从白色恐怖中杀了出来。经过一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把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了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他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把彻底解决武汉问题的重担交给了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驻武汉部队的广大指战员，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号召，真正做到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人。他说：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有勇气，有魄力，敢于解放一大片，狠狠打击最坏的一小撮。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要正确对待“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使他们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把混进党内、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把他们斗垮斗倒斗臭，誓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解放军驻武汉支左部队代表在大会上说：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革命军队。毛主席说：“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就是要全力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想革命左派所想，急革命左派所急，爱革命左派所爱，恨革命左派所恨，永远同他们心连心。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人民解放军驻武汉支左部队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今天的大会。省市机关的一些革命领导干部，也参加了大会。

会后，群众队伍顶着烈日，冒着盛暑，高举红旗，敲锣打鼓，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大游行。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民解放军驻武汉三军的负责人，同革命群众一起参加了游行。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领导机关，七月二十六日发表一项检查错误的公告。公告检讨了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表示坚决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并表示立即改正错误，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紧密团结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驻武汉地区陆海空三军紧紧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的广大指战员、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对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公开检查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的态度表示热烈欢迎。他们一致指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响彻长江两岸。

公告公开向受打击的革命造反派的同志承认错误，对“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司革联”、“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表示坚决支持。公告还强调指出：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一定要坚决彻底改正错误，坚决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公告的发表是对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为严重的打击。

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看到“公告”，纷纷说，这是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派谢富治和王力同志到武汉处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胜利，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胜利。邱少云生前所在连指战员说：“公告”的发表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宣判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政治破产。我们是毛主席的战士，永远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心连心，爱左派所爱，恨左派所恨，急左派所急，想左派所想，更好地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三支”、“两军”任务。（⑴⑵）

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士们指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猖狂反扑，不表明他们强大，只表明他们虚弱。阶级敌人表演得愈起劲，暴露得就愈充分，失败得就愈彻底。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都表示决心在革命的大批判中，高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加强团结，对“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他们尽早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组成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他们说，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一定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誓做拥军的模范，坚决和人民解放军驻武汉的广大指战员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集中火力，向中国的赫鲁晓夫猛烈开火，向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把他们彻底斗倒斗臭，打翻在地，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们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关怀，有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关怀，有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有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将继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一定要取得彻底胜利！也一定能够取得彻底胜利！


人民日报: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

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1967.07.29)

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领导机关二十六日发表公告，向群众公开承认，他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要坚决、彻底改正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公告对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疯狂反扑的种种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们还表示，要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他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要“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武汉部队领导机关的这个公告，表明他们是愿意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因此受到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受到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最近武汉地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中，陆海空三军的广大干部、战士，紧紧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坚决执行党中央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粉碎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猖狂进攻。他们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不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忠诚保卫者，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破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以及他在那里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干了大量的坏事。他们制造种种谣言，歪曲事实真相，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欺骗和蒙蔽群众，把武汉驻军的支左工作推上了错误的道路。一些干部战士一时不明真相，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责任完全在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身上。受蒙蔽的干部和战士是无罪的。现在，他们已经擦亮眼睛，端正方向，大杀回马枪，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他们这样做了，表明他们是热爱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们相信这些同志，包括一些犯过方向、路线错误而决心改正的领导干部，在今后的支左工作中是能够为人民立新功的。

人民解放军是最热爱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过去受蒙蔽的干部战士，一旦广泛接触了革命小将，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就会在共同的战斗中，迅速地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建立起深厚的阶级感情。

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最热爱人民解放军的。他们最通情达理，最能够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承认了错误，把立场改变过来，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拥护。

对于某些一时思想不通的同志，我们要耐心地做工作，帮助他们转变过来。

目前，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武汉驻军的支左工作，都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是，斗争还是艰巨的。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加强军民团结，把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人民日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1967.07.30

近几天来，全国亿万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指战员，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举行空前规模的集会游行，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愤怒声讨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滔天罪行，坚决支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的伟大胜利。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现在，那一小撮同人民为敌的反动家伙，已经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我们的伟大统师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全国人民中有着无比崇高的威望，有着不可动摇的无产阶级绝对权威。不管是什么样的“大人物”，什么样的“老资格”，只要他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胆敢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到头来，只会落得个众叛亲离，身败名裂的下场！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有着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他们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认识最清楚，爱憎最分明。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要坚决拥护，誓死保卫。对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要坚决打倒，彻底摧毁。因此，当一小撮反动家伙跳出来登台表演的时候，广大革命群众就群起而攻之，给以致命的痛击。这一小撮反动家伙，是革命人民最好的反面教员。他们演的蹩脚的丑剧，不仅激起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最大的仇恨，同时也教育了受蒙蔽的群众，使他们认清了谁是自己真正的敌人，纷纷起来反戈一击，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反戈一击，在无产阶级的敌人看来，当然是“背叛”。但是，从人民的立场看来，这是革命的行动，是光荣的事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妄图依靠谎言和欺骗，把受蒙蔽的群众变成他们忠实的奴隶。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则是要通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激发广大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彻底打碎奴隶主义的精神枷锁。造反不分先后，我们希望每一个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受蒙蔽的群众觉醒过来了，起来造反，这就使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陷于彻底孤立的绝境。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比人们预料的快得多。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正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迅速地发展、壮大，进一步巩固地联合起来，形成坚强有力的革命的铁拳头。被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操纵的“百万雄师”，正在土崩瓦解。处在新的革命高潮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同时，还要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乘胜前进。人人痛打过街的老鼠，人人口诛笔伐，彻底批判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彻底肃清他们在各个方面的流毒，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

1967.07.30

前些时候，在乌云笼罩着武汉上空的艰难日子里，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各个组织，始终相互鼓舞，相互支持，同呼吸，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打败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狂妄进攻。在当前大好形势下，英勇的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进一步紧密地团结起来，团结得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这个大团结好得很。毛主席教导我们：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清醒地看到，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远没有冻僵的毒蛇。阶级敌人一定还要反扑，作垂死的挣扎。大敌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进一步团结起来，向敌人展开更为猛烈的反击。阶级斗争的实践证明，当敌人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总是要采用“分化革命阵线的内部”的手段。硬的不行，就来软的。现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在他们操纵和支持下的“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仍在耍弄阴谋权术，制造谣言，挑拨离间，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团结。我们切切不可上当，切切不要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在斗争中，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是正常的现象，不足为奇的。对于这些分歧和矛盾，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加以解决。在战斗的道路上，我们必须不断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光辉伟大的著作，我们要读了又读、用了又用，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一切行动。对阶级敌人，要算总账，新账老账一起算。在革命派内部，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要揪住不放，不要算老账。千仇万恨，只能集中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身上。广大的革命小将，在向那些看来是“庞然大物”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冲杀的时候，不愧是英雄好汉。今天，在特别需要千百万革命派结成一个更加坚强的铁拳，以便把阶级敌人彻底打倒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革命的小将一定会更高地举起团结战斗的大旗，做革命大团结的模范。全国亿万人的心飞向武汉，亿万人的眼睛注视着武汉。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不会辜负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的期望，不会辜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期望！


人民日报：再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1967.07.30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光辉照耀下，武汉地区“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醒，起来造反。“百万雄师”正在迅速土崩瓦解。受蒙蔽的群众，回戈反击，愤怒控诉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烈，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他们的革命行动，受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事实又一次证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威力无穷，所向披靡。一小撮坏家伙妄图用欺骗蒙蔽群众的卑劣手段，来抗拒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只不过是蚍蜉撼树，螳臂档车！受蒙蔽的群众是无罪的。罪责完全归于欺骗和蒙蔽他们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受蒙蔽的群众，应当擦亮眼睛，认清形势，认清方向，认清敌人。必须看到，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比毒蛇还毒，比豺狼还狠，一旦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改变颜色，劳动人民就要遭殃，受蒙蔽的群众也不例外。受蒙蔽的群众在这一小撮坏家伙的欺骗蒙蔽下，受了骗，上了当，站错了队，迷失了方向，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继续跟着他们走下去，就会越走越远，越陷越深。受蒙蔽是无罪的，不觉悟是危险的。你们要当机立断，迅速同坑害你们的一小撮坏家伙，一刀两断，彻底决裂，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一切受蒙蔽的群众，都应当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犯了错误，就要赶快改，改得越快越好，改得越早越好。革命不能观望，造反不可迟疑。早一天觉悟，就能早一天回到毛主席的队伍中来。早一天造反，就能早一天为人民立功。反戈一击，就是为人民立功，就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的光荣的革命行动。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当把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对准“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狠杀回马枪，揭露他们的罪恶，控诉他们的罪行，彻底把他们斗垮、斗倒、斗臭！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要欢迎和支持一切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起来造反。对受蒙蔽的群众，一定要积极地耐心地细致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对他们决不要讽刺挖苦，决不要打击报复。多争取团结一个受蒙蔽的阶级弟兄，就多增加一分革命的力量。把所有受蒙蔽的群众争取团结过来，阶级敌人就会彻底孤立起来，就要彻底完蛋。机不可失！受蒙蔽的群众，都应当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勇敢地站起来革命，站起来造反，用反戈一击的实际行动，坚决地、迅速地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行列中来！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传达中央对武汉军区公告复电的通知1967.07.30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事管制委员会，各军区、各省军区、各总部：中央决定，中央对武汉军区公告复电可内部传达到连队和公社武装干事（地方上可传达到与部队相应的干部），但不要对外张贴，现将复电全文发去，请即遵照办理。中共中央办公厅附中央复电：中共武汉军区党委：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中 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永远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 刘丰

人民日报(1967.07.30)

（武汉部队空军副司令员 刘丰）

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好得很！武汉地区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与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有力支持，得到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力支持，得到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军指战员的有力支持，越战越强。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乘风破浪地胜利前进！

在武汉地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搏斗的重要时刻，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公开跳了出来，反对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这紧急关头，我们武汉部队空军广大指战员，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一起，向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的广大指战员，无限热爱毛主席，热爱林副主席，热爱无产阶级司令部，热爱中央文革小组，热爱无产阶级革命派。许多指战员，在这一场大搏斗中，挺身而出，勇往直前，不畏强暴，不怕围攻，不顾疲劳，英勇奋斗，冲破种种阻力，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硬骨头精神，保卫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指战员共同的誓言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反对党中央，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谁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谁就是我们的死敌，我们就要把他打倒！我们是伟大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我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忠实保卫者。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小组，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敌人的疯狂，只会加速他们自己的灭亡。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实活生生地教育了我们，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采取什么态度，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采取什么态度，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我们要无限信仰，坚决照办。对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有时是不可能完全理解的，有的是在执行过程中逐渐理解的，有的是要经过反复实践才能理解的，有的是要在执行了以后许多年才能理解的。对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必须坚信，必须紧跟，必须坚决照办。对于毛主席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英明的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认真贯彻，努力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少犯错误，并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地加深对毛主席的指示的理解，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又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对于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我们虽然学习过许多次，我们虽然跟着毛主席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可是，我们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理解毛主席的教导。武汉地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使我们进一步领会到，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一切现象的总根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对立、对抗和斗争，是今天我们全部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总根源。离开这个总根源去观察社会现象，就观察不出来，就会观察错了。我们必须念念不忘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从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反复领会毛主席的教导，用来指导我们的一切行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到一点，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千方百计要抓枪杆子。他们不仅要蒙蔽一部分群众，他们还采用造谣、欺骗、挑拨离间等种种卑鄙手法，挖空心思地企图欺骗和蒙蔽我军的一些指战员，制造广大革命群众和军队之间的矛盾，制造混乱，以便从中渔利。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们擦亮了眼睛，没有上敌人的当，向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军爱民，民拥军，永远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有了我军指战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及广大革命群众的紧密团结，就注定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灭亡的命运。

千条经验，万条教训，集中到一条，就是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支左工作首先是用毛泽东思想支援。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过程，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我们必须切切实实地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用毛泽东思想去统帅一切，指导一切，带动一切，改造一切。

我们武汉部队空军广大指战员，愤怒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在过去半年的支左工作中，由于我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理解不深，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对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抵制不够有力，在他们的欺骗和影响下，我们也犯过一些错误。我们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我们坚决地支持和保护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同他们肩并肩，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锋芒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小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谁胆敢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坚决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永远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紧急通告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

1967.07.31

正当无产阶级夺权和资产阶级反夺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猖狂反扑。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彻底粉碎混进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罪恶阴谋，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赤胆忠心，和党内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全力支持下，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打败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狂妄的进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于七月二十七日发出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这是对我们武汉地区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巨大支持和亲切关怀，是对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个沉重打击。这封信，是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是我们武汉地区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行动指南。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这些指示最热烈的拥护，一定要认真学习、大力宣传，坚决执行。“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的指示，为了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的新高潮，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加伟大的新胜利，特发出紧急通告如下：一、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掀起一个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把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斗倒、斗垮、斗臭。二、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把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勇敢地挑起来，作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作“节约闹革命”的模范。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爱解放军，我们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作拥军爱民的模范，要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一起，共同担负起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担，一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四、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教导。要有胆略、有气魄解放受蒙蔽的群众。受蒙蔽的一般群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对他们决不能采取讽刺谩骂、打击报复的态度，更不能抓人，要以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武器，对他们进行耐心、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教育、团结他们，热情地欢迎他们起来造反，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逐步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把仇恨和斗争矛头狠狠集中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五、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来都是把“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严格区别开来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我们热情地欢迎“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迅速猛醒，起来造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反，尽快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和革命造反派工人一起抓革命促生产。六、对于那些犯有严重罪行的“百万雄师”中的坏头头，只要他们不再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卖力，改邪归正，我们同样给予出路。如果继续与人民为敌，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将给予严厉的打击，并积极协助有关部门依法惩处。

此告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人民日报:武汉军民最热烈地开展拥军爱民活动

旗帜鲜明不折不扣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最大的“爱民” 坚决相信坚决依靠解放军进行文化大革命是最大的“拥军” 武汉军民最热烈地开展拥军爱民活动

新华社 (1967.07.31)

新华社三十日讯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武汉陆、海、空三军紧紧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的广大指战员，在粉碎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的猖狂反扑中，结成了更加深厚的友谊。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前夕，武汉军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拥军爱民”活动。人民解放军最热爱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热爱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说：旗帜鲜明地、不折不扣地、毫不含糊地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最大的“爱民”。无产阶级革命派说：紧紧地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并肩战斗，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最大的“拥军”。

连日来，武汉三镇，大江两岸，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出现了许多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场面。军民一起学习，同劳动，同联欢，一起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一起控诉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在武汉“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武汉地区军事院校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武汉市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解放军指战员举行的军民联欢大会上，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执行支左任务的解放军代表激动地说：是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我们紧紧联结在一起。你们是武汉地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不愧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我们坚决站在你们一边，毫不含糊地支持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誓作你们的坚强后盾。“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以及许多工厂、学校、机关，连日来也纷纷与驻地解放军指战员举行联欢、座谈，畅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收获、体会。“钢二司”、“新华工”等革命群众组织还专门成立了“拥军爱民”办公室，组织了向解放军汇报团，到部队向指战员介绍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情况，受到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在反击武汉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疯狂反扑的斗争中，武汉钢铁公司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驻地解放军指战员结下了深厚的阶级友谊。“钢九·一三”战斗兵团的战士说：“在乌云笼罩武汉三镇的日子里，解放军指战员和我们革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我们和指战员们结成了鱼水不能分离的感情。我们深深体会到，革命造反派一步也不能离开解放军。”

省直属机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最近同解放军指战员举行座谈。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们在会上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解放军一向心连心。当前我们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没有解放军作坚强后盾，是不能胜利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过程中，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玩弄种种花招，妄图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解放军的血肉关系，他们的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解放军战士也在会上表示，要坚决支持革命派，做革命派的坚强后盾。驻武汉的支左部队，最近还积极开展了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的活动，他们邀请革命小将到部队报告英勇斗争的事迹，控诉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干部、战士听了报告，更加深了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感情，增强了支持左派的决心。

“拥军爱民”活动的开展，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集中力量，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他们共同愤怒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破坏军民关系的罪恶阴谋，共同欢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邱少云生前所在班班长甘永万激动地说：越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接触，越从内心感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亲，越与他们谈心，越与他们心连心。无产阶级革命派说：越与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接触，越体会到人民解放军不愧为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我们一定要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并肩战斗，共同把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斗倒、斗垮、斗臭，把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央文革中南组对武汉干部问题报告的批示1967.08.00

一、过去有三反言行，且性质比较严重，不算革命领导干部，但文化大革命中，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支持造反派，立场比较坚定，旗帜比较鲜明，积极揭发斗争走资派，造反派对他要进行帮助，主动结合。二、有些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在文化大革命逆流中干了不少坏事，只要他承认错误，敢于揭发，取得群众组织谅解，可以结合，但如果在七·二0后，仍然坚持反动立场，坚持打倒。三、生活小节十分严重（生活、两性、其它），不属大节问题，不是文化大革命处理对象，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政治路线，认大节。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经过群众斗争，交代彻底，态度诚恳，造反派要给出路。五、动摇不定，看风使舵，那边势力大就靠那一边，不坚持原则，立场不坚定，要进行阶级立场教育，使之改正错误。六、走资派和顽固家伙特别是反革命两面派，要坚持斗争，坚决打倒。七、受蒙蔽群众，在中央表态后，采取积极态度，起来造反者，按“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办事，按十六条办事。八、基层组织中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反者，只要不是杀人凶手，应允许自己教育自己。九、杀人凶手、现行反革命分子要严办，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十、基层干部中，一般头头，除极坏和顽固不化者外，应热情帮助，使他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十一、原文革成员，过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未受到批判，在文化大革命逆流中，是镇压群众运动的急先锋、打手，虽不是坏头头，也要按坏头头处理。十二、人事保卫部门，被“百万雄师”操纵的，应该派人暂时接管，弄清后再作处理。十三、对坏头头严惩的规定（不准公开，略）。十四、对受蒙蔽参加武斗，围攻别人，死亡的家属，按中央规定处理，双方一样。十五、基层组织坏头头，民愤不大，改邪归正，应给予出路，不按坏分子处理。


红旗：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1967.08.01

长江在怒吼，汉水在咆哮，武汉三镇在沸腾。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从东海之滨到天山之麓，从海南岛到长白山，大江两岸，长城内外，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无数的抗议书，指向武汉地区一小撮坏人。大批的致敬电，飞向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制造这一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陷入了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阶级敌人越接近死亡，就越要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作拚死的挣扎。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他们垂死挣扎的一个突出表现。一切阶级敌人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力量，轻视人民的力量。想当初，他们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不可一世，妄图一口吃掉无产阶级革命派，一举扑灭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但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可笑不自量。曾几何时，他们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切阶级敌人，看起来貌似强大，实际上只不过是银样镴枪尖一根，纸老虎、泥足人一个，虚弱得很。在我们的时代，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地位多高，资格多老，后台多硬，只要你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一定要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敌人还正在玩弄新的阴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妄图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新的反扑。我们要千百倍地提高警惕，加强团结，揭穿和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坏人只是一小撮。武汉地区的这一严重政治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要把一小撮坏人和广大受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对制造武汉地区这一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必须彻底揭露，坚决打倒，严加追查，依法惩办。对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善于启发，耐心帮助，支持和鼓励他们站出来，大杀回马枪，热情地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要和他们团结起来，并肩战斗，共同对敌，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那些犯过错误的人，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能够这样做，就是好同志。最近，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公开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方向、路线错误，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已经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欢迎。我们热情地希望他们、并且相信他们能够按照这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坏事变成了好事。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了。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勇敢，队伍更加壮大了。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经受了这一次严峻的考验，觉悟大大提高。武汉地区的这次严重的政治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历史在飞跃，革命在前进。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武汉三镇的胜利凯歌鼓舞着全国人民，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涨开始了。让我们伸开双手，迎接阶级斗争的新的大风暴吧！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第十二期社论，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王力对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的指示1967.08.04

王力1967.08.04

〖八月四日下午五点五十分，王力同志委托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同志，王道明同志和中央文革宣传组韩玉贤同志，亲切探望来京的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和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武汉电视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转达了王力同志的亲切问候，并转达了王力同志的五点重要指示。〗

一、第一位的任务，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团结，三钢、三新一定要团结，大敌当前，毛主席这样关心，革命派没有任何理由搞分裂。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要搞联合，要搞团结。这个问题是决定武汉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规的关键。三钢对三新，三新对三钢，都要互相看长处，多做自我批评。办报一定要牢牢掌握这个问题。二、武汉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武汉各工厂、学校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把革命、生产两付重担同时挑起来。三、拥军爱民。这个时候比任何时候都要拥军爱民。军区改编了，独立师调走了，这是毛主席采取的一个根本措施，这是对武汉人民最大的关怀。武汉军区作了检讨，这个时候造反派应当把拥军爱民的旗帜高高举起来。对待武汉军区，应该欢迎他们检讨，主动向他们介绍造反派内部情况。拥军爱民的口号应作为武汉地区正确处理军民关系的一个标志。四、对百万雄师、公检法及犯了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处理，正确对待，不能打击、报复，不能提刺激性口号。他们大多数是好人，是阶级兄弟，不能歧视他们，把仇恨集中到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身上。一定要团结的方针、教育的方针，政治工作的方针，这样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才能扩大，对站过来的同志要欢迎。五、警惕坏人。对个别坏人要注意，不许他们破坏社会秩序。对个别坏人要同广大群众区别开来，对个别坏人，也要少抓人。要抓最好通过他们（保守组织）自己觉悟起来抓。要少抓人，主要是政治攻势。


谢富治在公安部斗争罗瑞卿大会上的讲话1967.08.07

谢富治1967.08.07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这几天，我们公安部的同志们在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要在我们公安系统、政法系统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这件事情作得很好，很对，我热烈赞成这种革命行动，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我也听到一些情况。我想这个批判应该继续下去，大会批判，大会斗争这很重要，可以调动每一个同志的积极性，可以揭发很多问题，可以介绍许多情况。这两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公安系统的流毒很深，他们反对党，反对毛主席，搞修正主义，搞格伯乌的一套，要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这个工作仅仅依靠几次大会还不够，应该彻底批判，彻底斗争，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这件事希望我们公安部的全体同志，下定决心，来办这件伟大的事情。要转变政法战线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搞苏修那一套，要下很大功夫，要先从我们公安部开始。我们有一个好条件，就是我们在北京，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在一起，这样就便于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林副主席的教导，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但是，彭、罗在政法方面的流毒很深，这一点，我们大家在一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可以看出来，我们拿每一个公安民警来讲，大多数人都是好同志，这一点在整个公安机关也是如此。但是，作为领导，作为公安战线上，因为有彭、罗流毒，在建国十七年来，有的甚至时间更长一些，已成了习惯势力，所以毛主席的许多东西，尽管口头上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拥护林副主席，拥护毛主席的司令部，拥护中央文革，但是，行动上往往违背。公安机关在整个文化革命中暴露出来了，一直到现在，这个局面没有改变。我们公安部也和下面脱离了关系，我们不知道下面什么人在领导。现在大多数公安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了军事管制，由军队系统管，但是军队他原来也不大懂得公安业务，还是由公安系统当参谋。结果，整个公安系统真正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不能说没有，但是少数，一直到今天为止，支持保守派的是多数，或者在革命派的两大派中，他支持毛病比较多的，革命性弱一点的，压制革命性强的一派。这个专政机关很多地方的公安部门不是站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司令部一边，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尽一份力量，相反，往往站在对立面，而且死也不觉悟，到现在还不觉悟。归根结底，归到彭真、罗瑞卿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身上，中他们黑“修养”和“驯服工具”的毒很深，包括我们这些人。他们搞的“驯服工具”，不是为了我们毛主席，不是为了毛主席的司令部。林副主席讲：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可是实际上却做了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驯服工具”，甚至跟着他们一起镇压群众。这个文化革命的历史很有意思，在去年，从文化革命开始，一直到今年一月风暴以前，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大多数情况是这样，当然里边还是有些造反派，但是作为领导来讲，绝大多数是这种情况，也有少数不是这种情况，这中间公安系统作的坏些，抓造反派，镇压革命群众。这样一做，省、市机关的造反派，公安机关造反派造反了。今年一月份以后，所有公安机关都造了反，这个反造得对。当然。这不一定每个人都靠边站，有些是犯了错误的好同志。大多数公安机关都实行了军管，我们相信伟大的解放军，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是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军队。但是，军队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和我们一样，不大理解，有一些干部不理解，在认识上犯了错误，也有少数坏人，如青海的赵永夫，武汉的陈再道、钟汉华，还有什么牛师长，什么蔡政委，这都是坏人。坏人在军队里是极少数的，是个别的。但是，认识上的错误比较多，我们这个公安机关又当了“驯服工具”。四川抓了三万五千人，川大一个学校就抓了五百多人。这不是公安机关出的点子？湖北大家知道，有三钢（钢二司、钢工总、钢九一三）、三新。钢工总是一个有四十多万人的革命群众组织。独立师、公、检、法少数坏头头出点子，军区下命令，陈再道闭着眼睛不看材料，也不审查，一句话就抓了钢工总五百人，公安机关不仅不加抵制，而且出谋划策，所以公安机关在那里臭得很，成了被打倒对象，成了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我们没有接触武汉的公、检、法，他们都是曾经造了一次反甚至两次反的，可是思想没有转过来，他们的本事就是抓人。最可笑的是，最近我们看到了新派到武汉军区的一个新班子反映了专政方面的一份材料，要在八个方面抓人，从“百万雄师”的什么头头起，通通都抓，污辱谢富治的要抓，污辱王力同志的要抓，一共八个方面的人要抓。我没有注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了这个材料，说不行，要我们研究。这个材料还是军队系统反映的，过了两天，看到了原始材料，是武汉公安机关的一个造反派，叫什么革联的提的，他造了一家伙反，地位变了，同样抓人。当然，抓人有阶级性，是右派当权，就抓革命造反派，左派、革命造反派当权，当然抓右派。但是文化革命里面的有些问题你闹不清楚，自己不了解，不加分析。当然，现在肯定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派，是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派。但是我们不能靠抓人的办法，抓人解决不了问题，主要靠群众专政，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所以，毛主席根据这个情况指出了政府、军队、革命左派抓人都不是好办法，都不要随便抓人，应该是群众专政，这是我们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武汉的“百万雄师”，军队、左派对他们一个人也不要抓，要让他们自己造反，把坏头头扭送上来。四川产业军自己起来造反，抓了十二个头头，这做得对。不要军队，更不要公安机关抓人。毛主席讲：北京大体上是按照这样做。是群众扭送的多，公安机关抓的少。但是有点没有做到，就是群众左派扭送的多，现在来看，没有一个是保守派自己送，象联动分子大多数是革命群众扭送的，保守势力送来的一个也没有，都是左派送来的，这比公安机关就先进了一大步。如果做到保守势力自己抓，这个工作还很艰巨。政府可以在广大群众要求下，加以协助，抓少数坏头头。这个我们不是没有做过，有些学校要我们抓人，我们派了人去，但主要还是靠他们，我们主要是协助。这样做有没有群众反对？北京造反派对我有意见。说我太软，不抓人。反正有意见，你这样做有意见，那样做也有意见，但不管怎样，总要合乎毛主席思想。从长久来谈，群众是会否定自己不正确的意见的。那么多的公安机关为什么老是支持保守派不支持造反派？这个根源，要归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特别是彭、罗。整个十七年来的公安工作，当然不能说所有事情都没有按照毛主席思想办，但相当多的是没有按照毛主席思想办的，是按照修正主义办的，还有斯大林时代的某种错误做法，以及国民党的很多坏东西，这方面没有彻底革命，没有彻底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思想去办。毛主席思想在我们公安政法系统没有占到统治地位，没有树立起绝对权威。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始终跟不上毛主席思想，不把原来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就永远跟不上毛主席思想。就是今天革命明天夺权，从组织行政把它砸烂了，但整个的思想体系没有改变，什么厅长、局长呀换成勤务组，根本没有改造，他还是抓人，不懂得搞群众路线，不懂得支持左派、依靠左派、相信左派。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当然我们说的是群众性的，特别是几派斗争，主要靠群众自己解决。至于什么强奸犯、杀人犯、个别隐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帝国主义特务、修正主义特务，当然专政机关有权力处理他们，在这些问题上也要保证我们一定的机密性，但也要经常通过群众。凡是能够通过群众的，应该通过群众，不要搞得那么神秘化，不能通过群众的是极少数。第一、二次镇压反革命都是毛主席领导的，都是采用群众路线的办法。主席总结了，走群众路线，犯错误总要比少数人搞犯得少，犯了也容易纠正。苏联那一套，公安机关、保卫机关特殊化、特殊地位，凌驾于群众之上，不是群众监督公安机关，而是公安机关监督群众，这对我们公安机关的影响深得很。我们公安机关不是在广大群众监督之下，而是搞特殊，去监督别人，这个东西老也转不过来，再加一个“驯服工具”的毒害。当然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应该相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谁要我们这个专政工具去镇压群众，我们就不干，就造他的反；如果谁要用专政工具去包庇坏人，我们也不干，就造他的反。利用专政工具去镇压群众，包庇坏人，在苏联是修正主义的特点。那个谢列平，当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连中央书记处书记也不当了，可见这个安全委员会的权力比中央书记还大多了，他可以利用这个工具包庇坏人，专群众的政，凌驾于一切之上。我看，以后公安部的地位要把它降到一个普通勤务员，现在讲的勤务员实际上权力还是很大，要当真正的勤务员，什么人都可以领导、指挥，权力很小，象芝麻大那么一点。这个权力的大小问题，我和罗瑞卿曾经争论过，我说公安部的权力太大了，罗瑞卿说这是中央赋于我们的，在中央开会两个人争起来。“罗长子”这个人手太长，所有权都交给他，他还不够。我没有能力，办不了那么多事情，权力不要那么大，老百姓可以管我们，只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什么人都可以管我们。公安部能不能彻底变，要权力很小，工作很多。有些人迷信公安机关，我才不迷信。无非是搞黑名单、抓人，当然不是所有的公安机关。现在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你推翻一层，搞一个勤务组，还是一样。当然我们公安部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林副主席身边，中央文革的身边。公安部革命派的同志们！通过一年揭发大党阀彭真、大军阀罗瑞卿，大叛徒徐子荣，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我们受到了很大教育。冲公安部时，有的统治发脾气了，说我太软，发就发了，那些“联动”到公安部胡闹，这些事不要看的严重了，公安部可以冲的，可以进进出出，这件事我受过批评，但有好处，公安部成了特殊，神圣不可侵犯是不行的。所以这几天批判大党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大军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批判得好！批判得对！但跟着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以及作风上把他们彻底推翻彻底打倒，再搞他半年到一年，不要疲倦，不要那么急急忙忙。彻底批判，要调动公安机关干部，犯了错误的干部要和革命派一起，彻底清算公安机关那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东西，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彭、罗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彻底清算，这和我们大多数群众都有关系，过去没有找到机会，这次是很好的机会。彻底清算，这样才能使我们公安部永远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跟毛主席走，跟着林副主席走，跟着中央文革走，誓师保卫毛主席，誓师保卫林副主席，誓师保卫中央文革，成为一个完全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革命的公安部，总是支持革命的，同保守势力作斗争，同反革命作斗争的公安部，这里说一下，各省的那些公安机关的保守势力找到公安部，你们不要理他，要理他就要同他作斗争，千万不要使公安部成为包庇坏人的场所。我们招待所就住过“百万雄师”的人，被我们革命造反派撵走了。这次汉口有人要打倒谢富治，就是公安机关带头，打倒王力，也是公安机关带头。王力同志被绑架后，我到军区去，在军区门口看到一百多辆卡车，几十辆消防车，有几个穿消防服装的人凶恶得很，他们喊：陈再道是好人，谢富治是大坏蛋，拿刀子来，把他拉出来，杀了他！有几个大个子凶恶得很呀！大家都看到嘛！我没有得罪你，我们也不认识，你这样凶恶！？倒是下面青年人好，群众好，还是他们帮忙，保护我们把车开走了。最凶恶的人就是穿消防服的几个家伙。我一个人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他们不单是对王力同志和我，他们是针对毛主席，针对林副主席，针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针对中央文革小组。针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针对毛主席，这一点我们公安部的同志要清醒。现在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他不敢公开反对，而是写匿名信，把矛头针对中央文革小组。北京也有一股逆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江青同志。革命派都是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地方，就是把矛头针对中央文革小组，这一点公安部的同志要清醒。要保卫文化大革命，首先要保卫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谁反对，就和他作斗争。公安部是专政机关，我们要支持革命派，从各方面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保守势力作斗争，特别是同反革命作斗争。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坚决捍卫和维护毛主席，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听林副主席的话。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参谋部，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有丰功伟绩的，我们要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跟他们走。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要把他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都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他们把中央文革小组更不看在眼里。今天讲两件事：一件是讲把公安部文化革命搞深搞透，接受下边公安机关的经验教训，不要随便抓人，特别是不能抓革命派，要保护革命派。如果我们要当“驯服工具”，只能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来讲，我们对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要加以反对，不能当“驯服工具”，我们要彻底清算十七年甚至更长时间，在公安部流传的那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东西，要坚决支持革命派。要同那些保守势力、反革命作坚决斗争（这时有人要给谢副总理照相，谢副总理说：不要照相，不搞那一套），要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还有一件事，我们除了把自己的革命搞到底以外，还要把中央交给的案子办得好，办得快。过去犯了错误，我们要建立新的功勋。配合文化大革命，挖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老底子。我们公安部参加了许多专政，我们要在这里建立新的功勋，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走群众路线，坚决办快办好。在北京市，我们了解的，要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给予方便条件。凡是保守的我们要限制，要斗争。但属于革命派内部两大派之间的争论，我们不参与。他们那一派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我们就支持。如果属于同保守势力和反革命作斗争，需要我们配合的话，我们就支持，别的事我们不管。我没有准备，今天的讲话可能有错误。但总的精神，是有毛主席的指示作依据的。砸烂公、检、法，毛主席当我的面讲过没有十次也有八次，这完全证明毛主席英明的预见性，还没有发现那一个地方的公、检、法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当然，作为某些成员来讲，支持左派的那个地方都有，但作为一个组织来讲，都是支持保守派的，这是在大城市。县公安局支持保守派的有八成，不管造反没有造反，夺权没有夺权的都是这样。还有人武部，支持保守派的也是八成，是不是这样，你们可以调查。这是作为领导思想来讲的，作为广大群众不是这样的，问题是在领导。你不能说公安部百分之八十是支持保守派的，我们不承认这一点。公安部也有错，就是办错了事的，也是我们领导人。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下边公安机关没有联系。有，他们也不听你的，所以我说今天讲话用什么小报、非正式的报纸，给下边送一些去。当然，这一送，打倒谢富治就更多了，你这个公安部长，专讲公安机关的坏话，其实不是坏话，是好话。要提醒他们，方向要搞对头，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要跟着毛主席走，跟着林副主席走，跟着中央文革小组走，要支持革命派，不能支持保守派。大多数同志是认识问题，少数是坏人。犯了错误，改正错误就行了。武汉公安机关的头头也不要捉，让他们自己捉，这不是靠捉人解决问题，要解决思想问题，个别实在坏得很的，由他们自己觉悟起来造反。我想，公、检、法的这些问题首先要归罪于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和我们广大干部也有点关系，但只要我们觉悟了，彻底清算他们就好办。没有什么话好讲了，喊几句口号：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彭真！打倒罗瑞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公安部批判刘、邓联络站整理。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继续奋勇前进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

人民日报(1967.08.08)

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象万里长江，一日千里，滚滚向前。今天，我们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无比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来纪念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发表一周年。今天，我们有多少心里话要对毛主席讲啊！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灯。一年来，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在“十六条”这盏指路明灯指引下，冲破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重重阻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是不甘心自己的灭亡的，他们趁谢富治、王力同志到武汉处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问题时，操纵“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决战时刻，我们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军民的支持下，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驻武汉地区的解放军指战员，再一次粉碎了敌人的疯狂反扑，并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把他们打翻在地。广大受蒙蔽的群众也识破了敌人的真面目，纷纷起来反戈一击。敌人已经众叛亲离，日趋孤立。

如何对待“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对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坚决相信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我们认为“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是无罪的，他们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他们是要革命的，是我们的阶级弟兄。只有争取了受蒙蔽的群众，才能彻底孤立“百万雄师”中的坏头头。只有争取了受蒙蔽的群众，才能不断扩大自己的阶级队伍，集中火力打击敌人。只有争取了受蒙蔽的群众，才能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团结，这是集中力量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的关键问题。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希望，一定要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对于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我们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互相谅解，求大同，存小异，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革命组织之间的团结，决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决不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决心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坚决响应“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前一阶段，武汉部队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他们在改正之中，决心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最近，武汉部队的广大指战员以实际行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武汉部队的革命行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最坚决的支持。当前，我们一定要警惕阶级敌人离间军民关系的阴谋活动。我们决心掀起“拥军爱民”活动的新高潮，把“拥军爱民”的工作搞得好上加好。

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作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头可断，血可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可丢。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将一如既往，努力学习“十六条”，坚决执行“十六条”，勇敢捍卫“十六条”。我们永远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迎着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奋勇前进，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1967.08.09

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1967.08.09

〖时间：凌晨和晚上，地点：人大会堂甘肃厅、福建厅。〗

八月八日，中央用专机将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的主要负责人朱洪霞、夏帮银、丁家显、方保林、李想玉、但功荣、张立国、郭保安、谢帮柱、彭勋、高玉泽、魏梅森、雪湘明接来北京商讨大团结、大联合、拥军爱民、建立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及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九日凌晨三时二十五分至六时三十分，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在人大会堂甘肃厅接见了大家。听取初步汇报并做了指示。参加接见的还有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同志，北航红旗井冈山、吴介之同志。九日晚十一时三十五分至十日凌晨四时，周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谢富治副总理、王力同志，再次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上述单位的代表，进一步听取了武汉情况的汇报，首长们又一次作了重要指示。这次参加接见的除有上次到会的同志外，还有三司革联的另一代表曾庆元同志、武汉军区曾司令员、刘政委、十五军赵军长、方副军长、二十九师张政委及空军和北京、沈阳、广州、福建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吴法宪、郑维山、陈锡联、黄永胜、刘培善等。现将首长两次接见时的讲话精神纪要如下：

纪要

一、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报刊就武汉问题发表的社论比那一个省都多。毛主席抓住了武汉这个典型的例子，把坏事变成顶好顶好的事情，武汉出了反革命叛乱，矛盾暴露的充分，武汉军区和专政机构的问题都是在这场大风暴中彻底解决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武汉这样关怀，应该走在全国的前面，搞得更好、更好。

现在武汉的形势大好，这应归功于毛主席，归功于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归功于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支援，大家可不能把功劳都算到自己的身上。已经取得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许多艰巨的任务还摆在大家的面前。比如“百万雄师”吧，他们在全省的势力还不可低估，斗争还可能会出现反复。当然，不管怎么反复，我们必须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必然战胜一切。

二、武汉的右派势力还很大，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三钢、三新一定要加强团结，武汉对长江两岸，对全国影响都很大。大家都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过去并肩战斗，共过患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千万不可打内战。彼此多看对方的长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多作自我批评。中央首长一再指出，不要因为内战辜负了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期望，要站得高、看得远，看到全省，还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你们要对武汉负责，对湖北一共三千二百万人负责。国际上如援越抗美，武汉铁路不通，物资就过不去了。人家越南三千万人浴血抗战对付一个美帝国主义，如果你们三千万人打起内战来，跟人家比一比！

“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对的。一·二六夺权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一个革命的夺权演习，大方向是对的。要支持。“二·八声明”还是夺权斗争的继续，大方向还是针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它虽然存在着有缺点有错误的口号，如反托派（而且这些口号不是武汉的特产，是从北京传去的）但都是夺权时期的新生胎儿，毛里毛糙、并不漂亮，却富有生命力。陈再道抓住这个声明的非本质的方面，作为镇压革命的一个主要依据，“三·二一通告”就是他对待“二·八声明”的反革命行为的继续。一边是革命，一边是反革命、镇压革命，在这样的问题上，应当立场鲜明，支持革命的。“二·八声明”把一些造反派同志当作成托派，所以，三新的同志提出了批评。如果这个批评的限度是“反托派”不对，但支持它要革命的大方向，就对了。然而，你们（指三新）的错误是超出了这个限度，客观上支持了军区的“二·一八严正声明”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对三新同志这个认识的错误，三钢的同志应当谅解，不能与陈再道的问题混淆起来。事实上，三新的同志很快发觉不对头了，在大风大浪中站在了革命方面，在对待军区的“三·二一通告”及工总的问题上，你们（指三新）也还是一个思想支配的。小将在复杂的情况下，把形势看错了，这没有关系。而“七·二零事件”是个最重要的考验，主要看“七·二零”。过去的帐不要算了，对待“二·八声明”应当批评支流，支持主流，光说“香花”、“毒草”这两个绝对概念是不行的。

革命派一定要实行大联合。至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研究了一下。不是上海道路，也不是北京道路，应当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道路，北京、上海只是一种方式。武汉有武汉自己的特点嘛！应当创造自己的经验，回去后，先搞个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把文化革命领导起来。在武钢，不支持九·一三就是不支持革命。武钢树九·一三，这是革命的利益，是全国人民的利益。当然，九·一三也要团结联合其他革命组织，不要歧视人家。中央对武汉造反派的组织不能个个都点名，点名只能是一些出名的组织，不能说未点名就不是造反派组织。搞大联合必须以左派为核心。

三、“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中央非常关心武汉的生产问题。“百万雄师”怠工，我们造反派要顶起来。一月革命中，上海在抓生产上做出了榜样，大批学生到码头上去。你们现在要动员军队、工人、学生去疏通航道码头。现在是收割季节，还应动员学生到郊区去帮助收割，向贫下中农学习，学习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铁道运输部门必须把生产抓好，这不仅是关系到武汉，而且是关系到支援世界革命的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注意节约闹革命，不要搞那么多那么大的袖章。你们的袖章太精致了。

四、革命派一定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高举拥军的旗帜。陈再道、钟汉华，不能代表解放军，他们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是解放军的败类。他们的爪牙还是有的，但要相信解放军指战员百分之九十九是好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子弟兵。没有解放军作坚强的后盾，决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得这么彻底。美帝、苏修为什么不敢动，就是由于我们有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和你们共过患难，你们要做拥军的模范。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选择派出和任命的曾司令员、刘政委，你们要信任他们，大力支持他们，要注意维护他们的威信。我们已决定武汉原军区党委改组，由新班子来领导。现在外面又传出什么“曾司令员在沈阳是支保的”，这是谣言。你们要回去辟谣，不要什么都怀疑。军队里边自己搞整风，他们会揭发出坏蛋来的。有错误你们可以揭发，但不要去冲击。

武汉出了个陈再道，这毕竟是少数个别的，不要全国到处都抓陈再道。现在有股风，到处都在揪军内一小撮，把精力都放在搞军内一小撮，没有调查研究就到处揪，到处揪陈再道，这是由武汉这个事件引起的，这是不对的，一定要真拥军，即使解放军负责同志一时支持错了，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但只要改正了，你们就要拥护。对他们的缺点要热情帮助。我们解放军有个非常好的优点，就是一旦知道错了，就立即改过来。三支两军工作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的，你们要坚决支持。乱夺枪也是不对的，不能形成夺权风。枪杆子一定要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武汉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装力量，由左派来掌握，把枪支发给左派。首先是武装工人，学校里应该搞军训。但要强调指出，人民武装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它应由解放军来领导来指挥，首先要搞好大联合，然后才能武装起来。不联合就不发枪。

五、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武汉的“七·二○”事件是个分水岭。它检验了一切组织，一切人的政治态度。三司垮台了，这表明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因为是彻底解决，所以武汉的革命三结合的条件比别的地方要好。现在请大家来商量一下建立一个省革委会的筹备小组问题，你们提一提地方上有那些干部可以结合，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可以考虑一下。

从王任重、院党委、工作组到陈再道，搞逼、供、信，群众写了检讨，不能算“叛徒”不能用他们检讨材料来攻击别人。因为他们是用共产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来搞的。这些材料不论在谁手里，应当一律退回本人，本人也不检讨，按去年十月五日中央决定处理。

公检法要一分为二，有人想造反，但是思想、工作方法还是旧的，好抓人，好抓小辫子。公检法的最大的任务是保护革命派嘛！想造反的也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改造旧的一套。

武汉不是有个联合指挥部吗？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泛嘛，当然有的大组织也才有一个委员，但是在革委会建立以前，还应当起过渡的作用，将来要取消，由革筹小组代替。

六、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始终把矛头对准刘、邓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对于“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及证据确凿的杀人凶手要实行专政。专政机关不抓，造反派也不要抓，要发动“百万雄师”中的群众起来揭，起来抓，这点要千万记住。专政机关在群众的要求和协助下，只抓极少数。对“百万雄师”必须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充分揭发一小撮坏头头的罪恶，对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要帮助，争取教育他们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来。

七、有的组织提到杀向社会，下厂、下乡问题，现在武汉问题还未彻底解决，现在仍然要以搞好武汉为主，有些地方需要下去的话，也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去，下去的各革命组织要团结，要互相配合，不要单枪匹马地到造反派力量很弱的地方去，下去要与新的武汉军区联系。你们学生不要干涉、操纵工人运动，不要当保姆，要相信工人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们要向工人学习，做他们的小学生，要促进他们。工人组织不要包括机关干部，要实现按系统按部门的大联合。

总之，你们回去主要是抓两个方面，一个是大团结、大联合、三结合、大批判，建立筹委会，一个是拥军。

最后各革命组织的勤务员，纷纷向中央首长表态：决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希望，一定按中央首长指示精神办事，一定为毛主席争气。

对这次接见的传达以此文件为准，其他传达和传单一律无效。

武汉钢工总 朱洪霞 夏帮银

武汉钢二司 丁家显 方保林

钢九·一三 李想玉 但功荣

新华工 张立国 郭保安

新湖大 谢帮柱 彭勋

新华农 高玉泽 魏梅森

三司革联 雪湘明 曾庆元

军区负责人 曾思玉 刘丰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整理


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1967.08.09

林彪1967.08.09

（一）林副主席在听取曾思玉、刘丰同志汇报时的插话：

（汇报“百万雄师”分化瓦解情况时）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指示，向坏人专政问题，专政机关和左派都不要抓人，发动右派组织的群众自己处理。在保守组织中的坏头头和坏人，我们专政机关不要抓，解放军不要抓，让右派内部群众发动起来去抓。这样能促进内部分化。

（当××谈到武汉部队现在同小将关系亲密，请些造反派来连队作报告效果很好时）林副主席说：部队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应该请地方左派来当教员，要借这个东风。我们过去就是请贫、下中农来作报告嘛。内蒙请保守派作报告，所以把部队引到邪路上去了。

（当郑维山同志谈到内蒙部队中收到女的来信很多，一个连有七十几个战士同女人有关系，有信件来往，有的一个人收到几个女人来信时）林副主席说：这是有计划地腐蚀部队，（康生：这是乌兰夫搞的。）这是阶级敌人搞的腐蚀政策，是阶级斗争中敌人的一种计策。林副主席问沈阳、广州、福州有没有这个情况，陈、黄、刘答，没有发现。林副主席说：可见是个别现象。

乌兰夫、王铎、陈再道支持反动组织积极打击左派，他们的观点是很明确的。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

（二）林副主席听汇报后的指示：

你们讲了很多情况，我没有你们熟悉。各大区、各地区都比较紧张，具体的由总理、中央文革来解决。他们日夜工作。各地区具体问题的解决，不同情况有不同的方法。武汉的问题已经请示过主席，我没有什么具体措施，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

毛主席指示我们，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会变好事。武汉事件是很坏的事情，现在变成很好的事情，对全国各地有很大的推动，教育意义很大。这一次把陈再道的反动路线彻底暴露了，把反革命暴露出来，也暴露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

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事物的规律是坏到了顶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毛主席说，烂透了就会很快好转。革命的力量总是前进的，反动的力量总是要失败的。陈再道不管怎么样反动，总顶不过革命洪流。隐藏不如暴露，坏人坏事，暴露出来就是好事。毛主席指示，烂透了就会很快好转，不痛不痒的就会拖下去，问题没有解决，不完全暴露就没有理由把他打下去。

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已取得了伟大辉煌的胜利。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在这样两个条件下，我们才敢放手发动群众，各种坏事，让它充分暴露出来。有了这两个条件，坏事就可能变为好事。没有这两个条件，特别是毛主席英明领导，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个条件，是不行的。在毛主席的坚强领导下，才有这个胆量和气魄。现在有毛主席健在，亲自领导，亲自掌舵，在文化大革命中，让各种坏人充分暴露出来，各种隐患诱发出来。经过文化大革命阶段，使坏事和反革命统统暴露出来，使他们转化为有利无产阶级的事，转化为好事，使我们的政权更加巩固，破除了旧的阶段，转化为新的胜利阶段。

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表面看来很乱，乱是把反动路线搞乱了，把反动阶级搞乱了，把他们都暴露出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倒了。现在党、政府都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不乱，反动东西就不能暴露。我们敢于这样做，正是有毛主席的最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有这样的条件，不让他们暴露什么时候暴露呢？乱，在毛主席领导下是不怕的。

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二）坏人斗坏人，这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了好人。象北京、海军、空军、总参、总后就是这样，好人挨整，吃了苦头，尝到甜头；（四）好人斗好人。这当然不好，

有损失，但这是内部矛盾，容易解决。只有第三种情况，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李、王、张也是被整。吴法宪也是这样。过去你们吃了苦头，现在尝到甜头。如果是坏人整好人就不要怕，顶多就是邱会作、李、王、张、吴法宪那样，要顶住，要沉住气。要看到形势对我们很有利，这是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健在，只要有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这两个条件，就不怕，坏人一定会受到批判，受到惩罚。就是踢翻了天，也能够拧过来。

各地区的同志有的犯错误，现在出了陈再道、不要再出陈再道，李再道，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没有垮台的，也不希望垮下去，连×××在内。×××在文化大革命中思想不通，落后了，他对文化大革命不通。但他几十年来还是一员战将，现在还是想办法不让他犯错误，不要因为他对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垮台了。中央请他到北京来他不来，前次来，江青同志亲自给他做工作，中央又派张春桥同志去看他。要交待政策，使他不垮。有的干部犯错误，只要能挽救的，就尽量使他不要垮。但是自己应该下决心改正错误，如果自己不下决心改正错误，硬要往垮的路上走，就没有办法。

要不垮，办法有三条：

第一、 紧紧掌握底下的情况，对左派、右派和各群众组织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毛主席说：调查研究是基本功。只有掌握了真实情况，才能提出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第二、紧跟中央。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就不报告中央，不要以为是小事就自己处理，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就不请示报告，也不要怕麻烦中央。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同志都是日日夜夜工作的。可以发电报、打电话。打电话看到的人少，又传得慢，打电报大家都可以看到，还可以自己坐飞机来嘛，一两个小时就可到，不要自己想当然，自作聪明，自作主张。这是我反复要讲的，是三条当中最重要的一条。

第三、现在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左派右派阵线分明，你们绝不能以是否冲军区来划分左派右派，要以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要以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来作为划分左右派的根据。要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左派一边，站在群众一边。不要单纯从成分纯不纯，党员多不多，干部多不多来分左右派，来看问题。成分是需要的，但不能唯成分论，主要要看站在什么路线上。对待保守派要进行充分的政治思想工作，要进行分化争取工作，不要使他们长期对立，要争取广大受蒙蔽群众过来，使他们站到革命派一边。对保守派的头头，要按照主席指示的精神，发动群众把他们抓出来。要坚决支持左派，把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左派本身有问题应该强调联合，说明他们不要打内战，不要搞本位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这些主义不利于左派，而有利于右派。不要镇压群众，出了问题，出了事情，要报告请示中央，不要急，要慢慢地有步骤地解决，“四快一慢”，把情况弄清楚了，报告请示中央批准了再办，这是毛主席一贯的工作作风。

现在老实讲，担心我们同志担负这样重的任务犯错误，对文化大革命不利。现在依靠军队，军队不犯错误就好。要不犯错误就要依靠左派，依靠群众，最重要的是请示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犯了错误就要高姿态，早认错早检讨，改正的越快越好，群众就会满意，就会谅解。有错误不认错，遮遮盖盖，拖拖拉拉是不好的，坚持不改错误是危险的，抗拒的办法是不行的。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都是仓促上阵的，情况不了解，难免犯错误，错了不认错，就被抓住辫子，错了改了，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共产党人要有这个风格。

过去的革命也是仓促上阵的。土地革命、秋收暴动、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都是仓促上阵的。经过几十年，农村情况已经熟悉，这些问题都清楚了。革命胜利之后，进入一个新阶段、新制度，发生了新情况，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没有研究过，理论上、思想上没有准备。过去推倒三座大山，搞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一套。胜利后就变了，就是革资产阶级的命。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干过革命的命。这种革命，没有准备，没有认识，只有我们毛主席理论水平最高，在理论路线上、思想上、方针政策上高瞻远瞩，胸有成竹，早有准备，或者思想理论水平高的同志有准备，其他一般的同志都没有思想准备。过去我们对农村土地革命熟悉，对资本主义不熟悉。在美、英、法、日等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剥削侵略看得清楚，一个普通工人都知道，但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我们过去又是在农村，没有看到什么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理解很少。假如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那一套旧思想、政策、理论来看今天的革命，就难免要犯错误，就不能理解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过去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的办法搬到今天就不能不犯错误。犯错误有两种，一是肯改，一是不肯改，不肯改对党的损失太大了。十八年来犯错误的大都是这样。犯了错误的，改了都欢迎。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问题，对社会主义革命有伟大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伟大发展，但是我们很不理解，作的新的事，脑子里还是老一套。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但过去的领导班子只有领导核心才是真正马列主义的，除骨干外不少人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分子，所以犯错误非改不行，不改就会使我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家就会变颜色，个人就会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达到政治大革命，没有政治大革命就变成资本主义。文化大革命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没有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就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理论上、思想上还不知道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对了错了还搞不清楚，只有好好学习毛主席的理论才能

搞清楚。只有把毛泽东思想搞通了才能走到社会主义。今后在毛主席领导下要好好学习，好好改造世界观，不然就要犯错误，把毛主席思想学习领会通了，就是懂了马列主义，才能不犯错误。

现在一方面看到一些地区的同志犯错误，就怕起来了，怕就是要接受教训。的确，我们怕大区的同志犯错误，怕部队犯错误。搞好文化大革命要靠毛主席缔造的解放军，要避免犯错误，就要多请示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另一方面要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要政治挂帅，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要使我们朝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前进，不要朝着资本主义发展。要用毛主席思想挂帅，部队工作千头万绪，只要抓住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不搞好这个，就会镇压人民，象内蒙一样。总政治部反谭政以后一段时期抓学毛著还可以，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差了，跟不上形势。主要领导干部一再犯错误，我们一再不让他垮，现在还要想办法让他搞好。学毛著主要依靠各大军区、军、师、团、营、连，抓毛主席著作学习是个法宝。工作主要是靠各大军区，主要是抓好毛著学习，两条路线教育，教育部队正确对待革命左派，红卫兵小将，革命群众。

当前要抓大批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抓好政治思想工作，把干部战士的头脑搞清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才能完成“三支”“两军”任务。三支、两军，是在地方党政机关都垮了的情况下，要军队去接管，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有的干部参加三结合，有的干部要调到地方工作。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但是有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对政权的重要性，对领导班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头脑不清醒。过去十八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控制着一部分党政机关，文化大革命以来，有的班子垮了，部分国家机器不灵，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领导班子很重要，领导班子就是政权 ，就是国空机器，过去旧的当权派领导班子不能成为国家机器，垮掉了，军队去接管。我们的国家机器中，有很多东西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垮了没有什么坏处，垮就让它垮。我们的领导班子，应该是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走毛主席革命道路的人组成。军队接管不要犯错误，如果犯了错误就按毛主席教导立即改正，军区、省军区、人武部犯了错误的干部要照毛主席的指示调来集训，让革命造反派当教员，把错误当教材，来接受经验教训。过去的党政人员思想不通的，也要进行教育。不通，通过教育转变过来的就是好事，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就欢迎。应该按照主席教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来对待干部。就是暂时被打倒的人，教育过来也是好嘛。大多数干部是可以争取过来的，思想不通的也可以争取过来，使他们改头换面。错误改了还可以工作。还有思想不通的可以换下来，能不打倒就不打倒，打倒的还可以重新教育过来。领导班子是国家机器，必须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否则就要撤换，但不能不教而诛。

（总理：集训由邱会作、王新亭、王宏坤同志负责，抽出政治学院、后勤学院、空军学院、高等军事学院、军事科学院负责接收学员，把文化大革命材料编成教材。）

刚才讲了，我对情况没有同志们熟悉，我说的话供参考。许多问题，总理、中央文革都解决了。

一再告诉你们：三个条件，特别是第二条。怕你们犯错误，事情宁可慢些，凡事要多考虑，不要急，拖几天，天塌不下来。总理、伯达、江青同志日夜干，希望上上下下都要注意请示报告。

（康生：林副主席指示太重要了，上上下下要大讲特讲，根据林副主席的指示要搞个教育纲目。）

（伯达：林总指示很重要，对我们也是个最大的教育。过去，我们请示报告不够。有的同志提按林副主席指示写个宣传提纲在部队进行教育。）


永远忠于毛主席 朱鸿霞夏邦银等

人民日报(1967.08.14)

（武汉地区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组织负责人 朱鸿霞 夏邦银 丁家显 方宝林 李想玉 但功荣 张立国 郭宝安 谢邦柱 彭勋 高玉泽 魏梅森 雪湘明 曾庆元）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三军指战员的大力支持下，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激烈的搏斗，粉碎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的猖狂反扑，从根本上扭转了武汉的局势，把大坏事变成了大好事。通过这场大搏斗，出现了伟大的七月革命怒涛，通过严峻的考验，检查了每一个党员、干部，每一个群众组织，每一种社会政治力量。阶级阵线非常分明。这为彻底解决武汉地区问题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使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们深受迫害而又得到彻底翻身的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千恩万谢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我们深深懂得：已经取得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更艰巨的任务正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绝不辜负毛主席和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一颗红心誓死保卫毛主席，永远跟着毛主席闹革命，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

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高举革命的大联合的大旗，加强革命派内部的团结，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多作自我批评，虚心向兄弟组织学习，多看别人的长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破私立公，顾大局、识大体，处处以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为重。

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高举拥军的大旗，争当拥军的模范，坚决和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对于毛主席、林副主席委派的武汉部队曾思玉司令员和刘丰政治委员，坚决信任，大力支持。

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抓革命，促生产。一些到现在还不觉悟的或别有用心的人要怠工，我们坚决顶上去，和解放军、工人同志一起，去维护革命的秩序和生产的秩序；到郊区去帮助收割，学习贫下中农的优良品质。我们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反动派是不打不倒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千百倍地提高警惕，针锋相对，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如何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破私立公，彻底革命。我们必须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天天读，天天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是多么的亲切啊！我们一定要永远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

我们要站得高，看得远。武汉的问题关系重大，不是我们一个地方几个组织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利益，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想到整个革命事业，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

毛主席为我们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撑腰，我们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


王力接见新华社各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谈话1967.08.15

王力1967.08.15

〖八月十五日凌晨二时半至五时半，王力同志接见了新华社各群众组织的代表，谈了关于武汉反革命暴乱事件的一些情况和看法。现根据记录稿摘要刊登如下。记录稿未经王力同志本人审阅，仅供读者参考。〗

新华社各群众组织的代表们首先向王力同志表示亲切的慰问，并祝王力同志早日恢复健康，王力同志说：我的脚一根骨头再长一个月就好了。我全身被打了，但没有内伤，不会成为残废。我的身体很好。谢谢同志们，并向同志们问好。武汉的事情变成了好事。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好解决。现在湖南、河南的问题也解决了。武汉是反革命暴乱，右派作了充分表演，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声讨。毛主席要谢副总理和我去武汉，原来想象还不能象现在这样彻底解决问题。现在不是彻底解决了吗？原来毛主席指示，只要陈再道、钟汉华改正错误，发一个文件，把抓的人放了，保证革命派的人身安全，我们还是要保他们的，要革命组织不揪他（指陈再道），拥护陈司令员。但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对“百万雄师”，中央原来的方针还是保留他们的名称。他们没有百万，也有十万嘛。参加“百万雄师”的群众大多数是好人，是受蒙蔽的阶级兄弟。希望他们转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本来协商时要他们作为谈判的一方，征求他们的意见，等待群众觉悟，现在他们是垮台了。他们的头头干了坏事。我们到武汉时，满街说他们是“百匪”，老太婆说他们比日本鬼子还坏。我们说服革命派不要叫他们“百匪”。因为他们中间有很多是受蒙蔽的群众。武汉的“三司”，人们叫它“康老三”。根据材料看，三司是中间偏保的组织。我们原想争取它站到革命派这边来。在“七·二○”事件中，每个政治派别，每个人都要表明态度，而三司同“百万雄师”唱一个调子。这说明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独立师（即8201部队）要打倒王力，抓王力，说“中央把王力交给武汉斗争，明天要开斗争大会”，三司也广播了一夜，甚至说，“王力就是王力，不是中央文革”，“要把王力同中央文革区别开来”。后来中央发表第一条消息，三司就彻底垮台了。工总的翻案问题是焦点。“百万雄师”说“谢富治、王力是下车伊始，乱表态”。其实我们是经过长期调查的，如工人领袖朱洪霞，我们就有一万字的调查材料。只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才会这样讲话。“一·二六”夺权没有成功，但它是上海经验的继续。毛主席总结的“一月革命风暴”的产物是新生事物，是初生的犊儿，开头不那么漂亮，慢慢就会长得漂亮。新生事物不可能一出来就那么完善。而陈再道把革命的事物定为反革命复辟，这就不对。二月八日，工总等二十多个组织发表“二·八声明”。这个声明大方向是对的，有缺点，有错误，如反托派，大乱特乱，大分化等这些口号，但也不是武汉的特产，清华大学井冈山的报纸上就有过。“二·八声明”是一月夺权的继续，它的大方向就是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革命派内部有批评，革命派对“二·八声明”的批评是对的。人家是革命派，你说他是托派是不对的。而陈再道却把“二·八声明”定为“反革命复辟总纲领”，分什么“香花派”、“毒草派”。在陈再道的支持下，对“三新”进行了人人“洗澡”，搞了两个月的批判，人人过关，写认罪书。陈再道在两个月当中镇压了革命群众，把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九十万人要人人写检讨……。三月二十一日，军区发公告，宣布工总为反革命组织，从总部到分部全都解放。工总当时有四十万人，掌握了一些工厂的大权。三月十七日，军区就把工总的头头抓了五百一十六人。我们问陈再道抓的是什么人，陈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别人请示他要抓三百五十人，他说抓三百就够了。这说明陈再道是“百万雄师”的头头。陈再道的错误是很严重的，在武汉抓了五百多人，在全省抓了几千人，方向完全错了，路线完全错了。四月六日，中央发了十条，那时他转过来就好了。陈来中央文革谈，他竟然伪造江青同志四点指示，继续坚持错误，还认为不能为工总翻案。“百万雄师”是他的错误思想的产物。陈再道没有什么文化，但他有一批秀才，给他搞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为他的错误辩护，说什么武汉特殊，牛鬼蛇神最多，民主改革不彻底，社会渣滓都沉淀在这里，所以陈再道要搞镇压反革命。他们说，不走北京道路，不走上海道路，要搞个武汉方法，把所有的人都收留起来，组成联络站，干部集体“亮相”。“百万雄师”有四个支柱：独立师（8201部队）原是公安部队，共有九千多名战士，只有两千人支持陈再道闹事；人民武装部，是党委的一个部门；“公检法”，是司法系统；“百万雄师”。他们用全套专政工具来搞全面复辟。脓疮出来好，因为有毛主席在，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有这两个条件，一切坏事都可以变成好事。现在军区改组，独立师调出武汉整训，人武部、“公检法”彻底改组，“百万雄师”彻底瓦解，革命阵线分明，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各方面来支持，形势大好。你们在新华社工作，看到很多消息，这里告急，那里流血，可能认为形势不好。其实形势很好，对形势作悲观的估计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北京有的学生分析目前全国形势认为是“反革命复辟的前夕”；现在各地都在抓“陈再道”，这是错误的。军区坏的司令员，全国只有四个：杨勇、陈再道、乌兰夫、黄新亭。而搞反革命暴乱的，只有一个陈再道。所谓到军区去抓一小撮，这里抓陈再道，那里抓陈再道，都是不对的。北京有的学生对形势的分析不对，没有看主流，没有看事物的本质。对形势的分析不对，处理问题的方针就不会对，会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对待。这个大好形势，可是就有人看不清楚。这些人过几个月就看清楚了。军队的错误与地方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错误不同，犯方向错误只要改了就好了，还是认识上的错误。有的人有反动言论，攻击毛主席司令部，攻击中央文革小组，说“你们文人就那么高明”，其实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谁也没有说过自己高明。中央文革是在毛主席、林彪同志和其他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工作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认识到，经过长期斗争的革命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些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农村的阶级界线是清楚的，依靠谁，打倒谁，是非判断是清楚的。当革命发展到新阶段，大多数干部在理论上准备不足，也缺乏事实的教育，这次运动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况下，既无理论的准备，又缺乏事实上的教育，因而判断正确与错误是比较难，敌我也分不大清楚。他们看作朋友的，却是走资派，他们认为是敌人的，却是造反派。所以较多的干部犯了错误。是不是较多的干部犯了错误就不革命了呢？不继续革命就会走到资本主义，走到苏联修正主义那条路上去。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的干部都是我们的敌人吗？只要他们承认错误，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不是走狗，不是一小撮，那么我们对大多数的人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对所有没有垮台的干部，我们都希望他们不要垮台；对于那些不要打倒的干部，都不打倒，要团结他们。当然，真正扶不起来的，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们的斗争矛头，必须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面不能扩大，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要三相信、三依靠（即相信和依靠群众、人民解放军、干部的大多数）。毛主席说：“凡是有群众的组织，就不要说是反动组织，保守组织，要对他们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哪里有那么多的坏人？坏人只是一小撮。“百万雄师”也是一样。我和“百万雄师”接触过，可以举个例子：我们一到武汉，陈再道派了一个保卫科长跟我们。和我们一起的小将经常挖苦他，说他是“铁杆百万雄师”。他最害怕到革命派的地方去。他跟我们到水院去，见到造反派并不可怕，后来他成了保卫我的人。绑架我的汽车上有三十多个战士。我给他们做了工作，后来有人打我时，这些战士都护着我。可见，要相信群众，哪有那么多的坏人！陈再道把中央文革当敌人来宣传，许多人受到蒙蔽，认为他所做的就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一支部队，四个营已经上街了，后来有两个排，他们的政委只作了一刻钟的工作，战士就痛哭流涕。军队转过来了，这说明我们的军队是可靠的，我们向军队的高级干部作了四天工作，最后野战军除个别的以外，全部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所以，对于毛主席说的“三相信、三依靠”，决不能动摇。武汉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些。总社的同志，大量的要下去，到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去，向中央反映情况，在总社和好的分社的直接领导下，也在我们的直接指挥下，你们要下去，赶快下去。下去以后，不要指手划脚，不要参加他们派别的斗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要发表自己的政见，千万不要指手划脚。要进行调查研究，向中央反映情况。就是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人家就不允许，要准备挨打。到哪里去，都要把中央已经知道的情况讲一讲，不清楚的，自己去摸去，犯错误也不要紧。搞国际斗争的一定要知道国内。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场最高级的斗争。国内问题搞清楚了，国际斗争就好解决了。事情总是那样，高级的解决了，反过来看低级的东西就好解决。什么外交部的国际斗争，光是吓人。我对每一个新闻战士都有这样一个要求，首先是革命的战士，第二才是新闻战士。不能颠倒。如果我们（指中央文革）不是直接地投入到运动中去，作一个革命战士，我们就没法写文章。我同人民日报讲过这个事情，我们到运动中去，和群众相连，文章写起来比较容易。相反有些报馆的人，关起门来，整天写呀写，写不出东西，天天搞无米之炊，那怎么行呢？下去应该是“三结合”。我们这一次到武汉去，就是这样的。一般干部，还有革命小将，同时也有革命的领导干部。我们下去以后，没有任何等级观念。


人民日报:武汉各革命组织负责人带头推进大联合

坚决遵循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导 绝不辜负广大革命群众的期望 武汉各革命组织负责人带头推进大联合

新华社 (1967.08.17)

他们团聚一堂，亲切座谈，一致表示，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密地团结起来，集中火力，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推向新阶段。

新华社武汉十四日电 在亿万军民满怀战斗豪情热烈庆祝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日子里，在举国上下掀起彻底摧毁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新高潮中，英勇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武汉“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和“三司革联”等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团聚一堂，进行了亲切的座谈。他们一致表示，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紧密地团结起来，进一步巩固地联合起来，集中目标，集中火力，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把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共同的革命目标要求我们大团结、大联合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一致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看到，敌人虽然在政治上孤立了，但他们是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他们还会施出新的花招，策划新的阴谋，进行疯狂的抵抗。我们千万不要丧失革命警惕，掉以轻心，否则，就会吃大亏，上大当。历史赋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荣使命，就是要彻底摧毁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统揪出来，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斗臭。共同的革命目标迫切要求我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只有团结战斗，联合对敌，才能置阶级敌人于死地，才能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完全胜利。

“钢工总”和“新华农”负责人说：中国的赫鲁晓夫被揪出来了，他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也被揪出来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伟大的胜利，最辉煌的成果。但是，必须看到，他们是没有冻僵的毒蛇，是落水的恶狗，还会作垂死的挣扎。阶级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当敌人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总是要采用分化革命阵线内部的手段。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战斗任务还很艰巨，斗争的道路还很长。我们应该更好地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一致对敌，穷追猛打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广大革命群众的共同呼声。

“新湖大”负责人说：当前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迫不及待地需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最广泛的革命大联合。一年多来的阶级斗争教育了我们，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虽然已经威风扫地，但他们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还会梳妆打扮，寻找机会向我们进攻。大敌当前，一切革命组织，必须进一步巩固地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狠狠地打击敌人。

“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和“三司革联”的负责人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更好地团结起来，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殷切希望，也是全国人民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没有理由不更好地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敌人最害怕我们革命派的大团结，我们越是要加倍增强团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要永远牢记这个真理，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破坏和挑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迈开更大的步伐，挑起更重的担子，团结武汉地区广大的革命群众，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资产阶级司令部猛烈开火。

毛主席教导我们：“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七个革命组织的负责人说，当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实行长时间白色恐怖，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时候，正是遵循了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在最艰苦的日子里，我们同呼吸，共患难，互相鼓舞，互相支持，坚持团结战斗，战胜了貌似强大的阶级敌人，因而赢得了胜利。我们的团结和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这是进一步实现和巩固大联合、大团结的基础，也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保证。

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和巩固大团结、大联合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共产党员须知：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

在长期阶级斗争反复较量的实践中，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凝聚了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深仇大恨。特别是最近，武汉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制造了严重的政治事件，使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仇上加仇，恨上加恨。他们一致表示，目前必须更高地举起革命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大旗，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促进更加广泛的大联合，以更加坚强的铁拳头狠狠地痛击“落水狗”。

“新湖大”和“新华农”的负责人说，我们一定要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把大批判推向一个新阶段。我们要通过大批判来教育群众，争取群众，团结群众，在斗争中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在对敌斗争中求团结，团结起来对敌进行斗争；要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批深批透批臭；要彻底揭发、批判、斗争“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的罪行。我们要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把广大群众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共同对敌。

“钢二司”和“钢九·一三”的负责人说，只有通过革命的大批判，才能实现和巩固更广泛的革命大联合。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在革命的大批判中，紧紧地团结在一起，革命派和解放军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结成更加坚强的铁拳，把千仇万恨集中在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身上。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解放一大片，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彻底打倒他们，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新华工”和“三司革联”的负责人也都一再强调，只有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革命派才能真正的团结起来，才能争取和团结绝大多数的群众。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更深入更彻底地进行大批判。“钢工总”负责人说，我们应当更好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军，结成更加巩固的铜墙铁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高举“破私立公”的大旗巩固和发展大团结、大联合

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说：“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一致认为，在战斗的道路上，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是正常的现象，不足为奇的。解决这些分歧和矛盾的根本途径，是不断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破私立公”的大旗，狠斗私字，大立公字，多做自我批评。

“钢工总”和“钢九·一三”的负责人说：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革命组织之间在某些问题上有分歧是难免的，是正常的现象，用不着大惊小怪。我们完全能够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求大同，存小异，通过适当的机会，交换意见。我们有许多缺点，希望各兄弟组织多给我们批评。我们还准备邀请各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在一起交换意见，听取对我们的批评，达到加强团结的目的。我们自己更是要多做自我批评，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在革命组织内部，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要算老账。千仇万恨，统统集中到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身上。对他们，就账要算，老账也要算，要算总账，算个彻底，算个痛快。

“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负责人说，千条矛盾，万条矛盾，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代理人的矛盾，是最大的矛盾。我们应该把这个敌我矛盾看得大大的，把革命组织内部的矛盾看得小小的。对阶级敌人要狠，对自己的同志要和。革命组织内部存在的问题，可以互相协商，互相谅解，互相让步，在枝节问题上可以和点稀泥。我们团结得更坚强了，就是对阶级敌人的致命打击。我们学生要向工人学习，向各兄弟组织学习，要多做自我批评。过去，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也有不少缺点错误，希望各兄弟组织批评帮助。今后，我们一定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多看别人的长处，多看自己的短处，向“私”字猛烈开火，一反到底。我们不仅要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到底，同时要对自己头脑里“私”字造反到底。

“钢二司”和“三司革联”的负责人说，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树立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实现和巩固发展大团结、大联合的根本。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一定要高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做大联合的模范。凡是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不利于团结的大字报不贴。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多做自我批评，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一切行动，为促进更加广泛的革命大联合作出新的贡献。


王宏坤接见武汉钢二司赴京展览团全体战士的讲话1967.08.25

王宏坤1967.08.25

〖海军政委王宏坤接见武汉钢二司赴京展览团全体战士时，批判陈再道摘要如下。〗

现在把陈再道揪出来了，陈再道搞的武汉叛乱，这是他的反革命本质发展到最后暴露了原形，这是有他的历史根源的。这个人，我和他工作了一段时间，这个人历来就不爱学习，从历史上很早就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对毛主席不满。到了陕北他就不满，张国焘的观点没有改变。到陕北时，我是政委，他是军长。我给他提出，张国焘犯了错误不要执行他的。他不听，最后到（？）张国焘就失败了。后来派两个军去营救，当时他就不执行中央的命令：“为什么要我们去呢？一方面军怎么不去呢？”我说：“一方面军在这里的时间长，熟悉这里的情况，应该我们去。”

你们可能看到传单上，他在抗日战争时候也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陈再道当时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当时又在一起，他是366旅旅长，他先到，我后到冀南。毛主席提出当时要以游击战为主，这是毛主席的思想，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当时他就采取反对毛主席很长时间。彭德怀当时就采取运动战为主。当时我们是在平原，在冀南，不是山东的济南，是河北的。我和陈再道是一个区的，在一个大山上，他在山西面，我在山东面，相距不到十五里路。他当司令员，我当付司令员。我就提出，你这指导思想有错误。在冀南的反击是很激烈的，敌人的实力很大，就必须游击战，这是合乎实际的。可是斗了半年他的思想也没解决，你们看主席提的要精兵简战吗？就是说，人要少，但是要精干，政治上要强嘛，机关要小嘛。他当时也是不执行，当时的机关都要人保护，没有人就不行。他就说机关大，我说这样不行，这样机关打掉了，兵也打散了。他不听，结果好几次被敌人包围了，受了很大的损失，他也不执行主席的，这也是个战略方针嘛。部队太大，这样人民的负担就太重，要持久战，人多了人民负担不起。持久就是时间打的长，就是要消耗敌人，达到最后把敌人消灭。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是反对的。

我们当时的条件很困难，敌人建立很多地堡封锁我们，把我们分成一块一块的，那时他就搞大兵团，把游击队集中起来，这样我们就丢了很多地方，那时我们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当时敌人变了我们也应该变。他也是反对毛主席的。通过这几件事就说明他是反对主席的。在张国焘领导下他是执行张国焘的啊，后来毛主席直接领导我们，他也是反对主席的。

武汉事件，主席派谢副总理、王力、余立金代表来汉后，总理去了，叫他承认错误，把人放出来，你们看了主席的批示。结果他不但不承认，还要绞死王力，打倒谢富治，还喊什么陈再道万岁，围攻绑架。他有“百万雄师”，有他的嫡系部队。这是整中央，这不是和张国焘一样？所以叫第二次张国焘事件。张国焘就是这个手段，中央还是想教育他，他本性不改，就是走向反革命。这不是偶然的事件，这是有历史的，就这样解释一下。叫他承认错误，他不改嘛！中央派去的同志他要绞死，他的口号表面是中央文革，实际是反毛主席、反林付主席。

我们的口号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所以这个人本性不变，一直发展这样。这个人长期不学习，吃喝玩乐，堕落腐化。他的儿子当上反革命，想跑到外国去。这与家庭有关系嘛！这是个根本原因。全国胜利以后，不是有这么个牌子（做手势，指军衔），他自己要个中将。后来没有了，评级评了六级，他也不满意，他还嫌官小，还是个人的原因。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他没有当上中央委员，他没和我谈，我知道这一点。这是个人主义，他不好好干工作，也没有什么办法，没什么好主意，就靠下边干。（有人插话：靠老资格吃饭。）对。（有人插话：他说他是十八勇士之一。）他撒谎，我们根本不是一方面军的，那是一方面军的。（又有人插话：老保们都说是的。）他就是靠造谣吃饭。他原来在李先念那个师，后来来的。我当军长，他当师长。我经常批评他说：“你的部队就是好看不好吃。”他的部队就是带不出个作风，他也不下连队，当时我比他了解他的部队还多。就是贪玩不干正事。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在冀南分散在敌人的后面。我去组织起来几个团，他就坐飞机带他们到太行山，我没赶上。结果，组织了一个团，这团后来成了他的主力，他就没打多少仗。后来一个团全被敌人消灭，这是打仗中少有的。这个人并不能打仗。今天给你们讲讲：他这个个人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搞资本主义，他的本性不改，他的根，他的反革命面目就暴露。

现在武汉的形势很好，全国的形势也好的很，出现了几个反复，但是毛主席的思想一定要胜利，群众一定会觉悟的。当然问题也很复杂，八月一日，渡江不是有问题吗？死了不少人嘛！（有人说：捞上来的180多人。）

我们派人去捞了，我们专门派潜水员去捞尸体，就在一块……么多，有的还用绳子捆起来了，有的还是用刀子杀死的……这里面还有坏人破坏。

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胜利，世界革命也要靠这个。但是一定胜利，你们不是胜利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你们的努力。


曾思玉刘丰传达毛泽东视察湖北时的指示1967.09.00

曾思玉 刘丰1967.09.00

〖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武汉军区政委〗

刘丰政委：我们这次很幸福，毛主席对我们很关心。毛主席身体很健康。毛主席这次视察了三区六省，在武汉呆的时间最多。毛主席接见了我们，咱们这个地方也到了。在这个地方停留了两天多三夜。两次出去都是白天，我们出于关心毛主席的安全，劝他下半夜去，主席说不行，要白天出去看市容，而且是坐吉普车，他老人家看了之后很高兴。他老人家夜里二点钟回来，讲到两点十分，春桥同志说主席该休息了，又讲了几句。我们在他讲话时不插话，总是听他老人家讲，那里有这么好的机会。在讲话中，主席经常看语录，讲语录，边讲边笑，一直很高兴。二十三号一时我们上街去看了一下很痛心，大字报都划掉了，在国庆节之前应搞起来，搞得更好。按毛主席讲：武汉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不象某些人估计的那样，形势那么严重。

1）首先只能讲精神，慢慢传达原文。

2）不准大字报上街。

曾司令员：主席总的讲党的历史，从讲党的历史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主席他老人家总是用马列主义、党的历史教育群众，我们的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们军队也是如此。讲到整个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从历史上说明问题，说明我们整个社会是怎么一回事，教育我们。我们回忆起来，有：

1）主席对湖北文化大革命，他认为形势大好，空前大好，出了一个七·二○事件，问题就是不破不立，坏事变好事，烂透了就会好，当权派搞的一些鬼看得很清楚。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彻底打倒了。无人权，无文权，无财权，主席看是一个好事情。文化大革命在湖北的情况主席说好得很，很乐观。主席要到市面上去看一看，我们要晚上走，他一定要第二天早上走。主席看了之后，说湖北问题基本解决了。主席的战略部署是一步一步地解决，第一批解决了七个省市，第二批，我们就是第二批，我们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今冬明春搞什么，主席是走群众路线的。主席认为大势已定。主席问我们：“美国人会不会打起来？”主席就很乐观：“我看不成，它打不起来。”“南越原来只有九条步枪，后来越南搞得美国骑虎难下，”主席说：“美国没有什么了不起。”主席总是看大问题，今年又风调雨顺，主席是很高兴的。乱透了就好，好解决问题。所以讲基本解决了。“三结合”问题基本解决了，七大组织是造反派，造反派组织是现成的，军队是现成的，地方干部如何，我们心里也没有把握，形势好得很。主席考虑到战略布暑，考虑到大问题，如果我们错过了机会就不行了。主席讲：“这个机会错过了，那以后超不上。”国庆前后应联合起来，再搞臭走资派，搞斗批改。

基本解决并不等于（完全）解决问题，我们还要作艰苦工作，离革命委员会还有一段路，主席对武汉寄有很大希望，我们应该谦虚谨慎。

2）解放一大批干部，主席又从历史上讲起，从中央苏区讲到延安整风，主席讲，犯错误的干部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不能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党不利。主席原文：“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在古田，陈总对军队问题解决不了，又把主席请回来，开了古田会议，讲了十条，从正面批评了那些“主义”。主席没有到过外国，主席就是根据马列主义。朱德、李德不听主席的话，打了败仗，后来才长征，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主席一票，主席为核心，所以核心不能自封，以主席为核心一直到今天胜利。

主席讲：“八一南昌起义是首先向国民党开第一枪，所以是革命行动。”“我这个人五次是被人家排挤的，后来又要请我回来。”所以群众领袖不是自封的，是在群众斗争中成长的。什么叫长征，长征是打出来的，是追出来的。长征之后质量就高了。就是现在这些干部，哪个在战场上没有受伤，在革命中不犯错误，我下一道命令，这些人还是会上战场打仗的。允许人家革命，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不好，对党不利。

主席讲：“对百万雄师怎么样，听说对百万雄师独立师揪得太厉害了，这样不好。”主席每个事情都知道，主席光注意看小报，你们的每一个小报他都看了，中央的一些大文章都是按他的思想写的。你们揪得太凶，就有可能脱离群众，这样不好。主席对我们说：“你来时不是有人要打倒你吗？”我说打倒没关系。（刘丰：今天有人写信给我，要为百万雄师翻案，不翻案就没有好下场。署名狂人）坏人总是少数，好人总是大多数，广大群众是好的，好多战士，看到了主席，就是不往外传。凡事要请示报告，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一个个来决定，决定错了怎么办呀。

3）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主席（原文）：“体罚这个作法我反感，是不是把我考察报告里打土毫劣坤的那一套办法都拉出来了，那是对付敌人的，现在是文化革命要触及灵魂，这样搞会脱离群众。

“凡是要整人的人，整来整去就整到自己头上来。”

4）团结──批评──团结

主席说：“我有三句话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这里又谈到团结问题。我们这些人叫什么勤务员，有的是大司令，比我们还大。（众笑）官一大了，有时就不民主。”主席对我讲：“你这个人太急躁了。”又对刘政委讲：“他要是急躁起来，你这个政委就给他泼点冷水。”（刘政委：江青九·五讲话可能是主席的。）

“要全面的看问题，要历史的看问题，又要比较的看问题。他承认山头，这是历史问题，要消灭山头，是要团结问题。反面教员要几个，没有几个反面教员叫独裁。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当了权之后，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盛势凌人。”

5）广播车喇叭问题：康老对这个问题不满意。

那天三司革联开大会，很多车子，都被主席碰上了，主席说这些车子都该全去拉粮食，粮食都没拉回来。我对刘政委说，“今天是三司革联开大会。”主席才没作声，给你们解了围。

你们要有一个战略部署，国庆前后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再怎么办。

曾司令员：联合不起来是主席早就发觉了。主席七月十八号就发觉了，就提出最新批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是在咱们武汉发现的，现在给大家交个底。）

联合不起来有三个原因：一、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干扰和破坏。二、地、富、反、坏、右不甘心死亡。三、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以派性代替党性。我们支左不支派性。形“左”实右，“左”右夹击，我们也要注意。

要扫除一切非法的宣传品。作什么思想工作总要做上前。（一）矛盾不能上交。（二）按中央文革指示办事，不要搞经济主义。

刘政委：形势大好，湖北、河南形势他看了都很满意。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辜负他老人家，要为他老人家争气，我们七大组织都在他老人家那里挂了号的，武汉解决的好坏关键在于你们。他老人家对我们这里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他来之前就了解了不少，他对你们各个小报都看了，好坏在他老人家都有评价，有些小报派特别强，纸又特别好。解放大多数干部，确实要做到：“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坏人总是少数，广大群众是好的，独立师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是好的，受蒙蔽的。”

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武汉文化革命确实十分关心，他特别强调工人必须联合起来。他老人家讲：“工人阶级分两派，我就想不通。”不要吞并，群众要加入你那是没有办法，如果不加入你，也要跟别人联合，不要吞并，要联合。那个“九·一三”加入工总我就有点想不通，中央点名的，为什么他们取消？百万雄师还没转过来的，就硬把他弄到我们组织里来，这不是件好事。

主席教育我们：“多给你们讲讲历史。”“过去一个苏区里面打内战，无非是一个马列主义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

干部要训练，你们工人在国庆后可不可以开个工代会，使工人团结起来。

张体学这个人如果今后检讨了，划清了界限，你们看可不可以用，你们考虑考虑。

在大好形势下，要搞好大批判，大联合。

按照他老人家的想法，解决问题是七个省市，河南、湖北是基本解决，领导班子都换了。大家考虑一下，十月份搞一些人出来，搞个筹备小组，争取在元旦开个会，再在腊月十五左右开个会，春节放假，好好让大家过个年。

大联合应该是无条件的，一讲条件就搞不成，我们大家都要向前看。响应总理“联合起来！过好国庆节”的号召。要警惕，防止有黑手。联合起来揪后台。

“五·一六”我们这里有，我这个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希望大家警惕。主席讲：“现在是轮到革命小将犯错误的时候！”防止坏人利用山头主义，用更左的口号来搞得我们犯错误。

那天把主席送走，回来看到大字报都搞坏了，我心里很不舒服。我总怀疑这里面不一定是小将搞的，很可能有坏人以更“左”的口号挑动我们犯错误。

我个人意见：我们红卫兵小将不要多去干涉工人的事情。


“七·二○”冲击东湖客舍反革命事件的真相 8201部队干部揭发

【原载钢二司新水运宣传部、市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联合编印一九六七年九月增刊之一，P4－17】

“七·二○”冲击东湖客舍反革命事件的真相

8201部队干部揭发武汉“七·二○事件”的黑幕 《七月风暴》编辑部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七月二十日，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勾结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的坏头头，煽动受蒙蔽的干部、战士和群众，在武汉冲击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的反革命事件。谢副总理遭到推打、围攻，王力同志以及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的小将遭到绑架和殴打。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事件。冲击东湖客舍是这个叛变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将事实真相揭露如下：

一、冲击东湖客舍的经过

七月二十日零时三十分许，武昌公安局的“武汉公安”武昌分部，在军管小组组长王福（我师六团政治处主任）的操纵、煽动下，由坏头头何某（刑警队照相的）、肖某、刘某（肖刘二人均系东湖公安派出所的干警，过去曾执行过东湖警卫任务，了解客舍情况）带领十二名暴徒，分乘一辆轿车、二辆吉普车冲到客舍北门，被我哨兵阻拦门外。这伙暴徒说：“要见谢部长，谢部长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见谢部长是合情合理的。”哨兵回答：“谢副总理不在这里住”。暴徒说：“我们通过各方面的侦察，谢部长肯定住在这里。”问题发生后，警卫队队长秦堂春、政教张守本、师作战科副科长徐福兴、师作战科参谋吕宗贵、师保卫干事蒋建隆同志先后感到现场，了解情况，处理问题。暴徒们声称：军官小组向我们传达了王力的四点指示，工总要翻案，工总翻案我们就要人头落地；军官小组要我们明天就放人，工总的案是我们办的，我们最了解情况，我们要问谢部长，要不要执行公安六条……等等。我们对他们讲，谢副总理不住这里，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处理武汉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有意见应通过军区支左指挥部反映，要见首长由军区支左指挥部统一安排。这伙暴徒见阴谋不能得逞就扬言威胁说：“谢部长今天晚上不见，天亮武汉公安将有三四千人来冲，暴露了这里的目标，或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概不负责。”我们警告这伙暴徒：你们都是搞公安工作的，有的过去还在这里搞过警卫工作，知道这个目标的重要性。暴徒十分嚣张地说：“中南海都冲了，这里有什么了不起！”

从冲去开始，到我们说服劝阻约两个半小时的过程中，秦堂春同志分别向牛、蔡、中央警卫团卫兵队丁队长、武汉军区负责保卫工作的王副秘书长报告了情况；蒋建隆同志向蔡并向武汉军区王副秘书长、王科长报告了情况，徐福兴向牛报告了情况，在我们反复多次的报告中，牛蔡都是满不在乎，哼哼哈哈地不作指示，只以“注意一下”和“有什么变化再报告”搪塞过去。只有丁队长传达了汪东兴主任的指示“请王力和谢富治同志出面处理”。我们当即将这个指示报告了武汉军区王副秘书长。

二时四十分许，这伙暴徒乘车由小北大门冲进院内约五十公尺，被警卫队的同志拦住，三时许，军区王副秘书长、王科长在蒋建隆同志的再三要求下，来到现场；劝阻无效，僵持不下。

五时四十分左右，“百万雄师”“武汉公安”在一小撮坏头头的带领下，手持长矛、腰插匕首、头戴安全帽，分乘五辆汽车，一辆同武昌公安分局的一伙暴徒相结合，封锁了北大门柳堤，其余四辆冲进风光大门，这伙暴徒不仅不听哨兵的劝阻和警告，反而包围了哨兵，控制了电话机，然后冲入“百花”，包围了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的住房，张守本同志带领警卫队同志将冲进的暴徒组织好坐在一草坪上，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出来接见和解答问题。

问题发生后，秦堂春、吕宗贵、蒋建隆同志分别打电话向牛、蔡报告，但却找不到牛、蔡（经事后查实牛在宿舍不接电话）只好破例地向司令部值勤室报告并要求他们找牛、蔡到东湖处理问题。

五时五十分左右，据说是在军区的指示下，牛才勉强地驱车来到东湖。牛到东湖不到十分钟，部队的车辆接踵而来，我师五团五连两卡车人打头阵，车子架着轻机枪、步枪、刺刀，随后即有海军一车、空军一部分、“武汉公安”的一部消防车，师、团宣传车六部、三零七医院，“百万雄师”共约千余人，杀气腾腾，反动气焰不可一世，他们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好、百万雄师就是好”“王力在哪里、老子要揪你、枪毙你、挑了你”等反动口号，冲入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的住地。警卫战士拦车时，他们大骂拦车的战士是“老保”、“8201的叛徒”、“不躲开、老子用刺刀捅了你”，迫使拦车的战士躲避不及而爬在汽车头上。这些暴徒冲进“百花”后，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正在接见第一批冲进的“百万雄师”和“武汉公安”。他们像土匪一样闯入会场，拖开警卫战士，围攻、推打谢副总理，并将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误认为是王力，七手八脚把陈打了一顿，后有人说：“打错了，这是我们的陈司令员”才住手。暴徒们找到了王力同志就将其推上车绑架走了。王力同志的秘书张根成同志、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尹聚平（女）据理力争，也遭到围攻、打骂和绑架。王力同志被绑架的时间是七时二十分。

现行反革命分子牛怀龙到东湖后，既没有向警卫人员作安全措施方面的指示，也没有将部队要挟冲击的情况告诉任何人，只是东遛遛，西转转，看样子很焦急，实际是应付差事。最可恶的是当暴徒们绑架王力同志，警卫战士拖住王力不让上车，车上的暴徒拉着王力的手往车上拖，双方争执不下，牛怀龙不仅没有站在警卫战士一边制止暴徒绑架王力同志，反而劝说警卫战士：“让他上车。上了车就好了”。就这样王力同志被暴徒拖上了车。为了不让王力同志脱身，这个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还专门对宣传车上的人作了布置。为了保卫王力同志的安全，警卫队派了三个战士随车保护王力同志，又派三个同志乘坐其他车辆观察王力同志的去向，以便随时反应情况。

部队、百万雄师撤走后，武昌、汉阳公安分局的一伙暴徒，继续围攻谢副总理，经说服、劝阻于九时二十分左右离开。

七月二十日下午八时左右，徐福兴同志前往军区了解情况时，听到部队和“百万雄师”呼喊“周恩来来武汉，王力靠边站”，“我们要见周总理”等口号，分析有再次冲击客舍的可能，徐福兴即回师部将情况报告给蔡炳臣，说明了再次冲击的严重性，并要求采取措施。蔡答应：“给百万雄师打个电话，叫他们不要再冲东湖。”徐说行，徐继续补充说：“你还要给公检法军管会打电话，要他们下令公安分局、派出所不要去冲。”蔡也说“可以”。并假惺惺地说：“回去走还要提高警惕，不要认为打了电话就不去了。”徐见牛怀龙，牛小声告诉徐：“今天晚上‘百万雄师汉阳联络站’要冲东湖”，没有作指示。徐回到东湖，即同秦堂春同志交换了意见，研究了警卫布置，并同秦一起找卫兵丁队长报告了“百万雄师”要冲东湖的情况，建议首长转移。

二十日晚十时许，周总理到。徐福兴同志向牛报告：“总理到”，牛说“我去”。徐十时许问牛为什么没有来？牛答“不舒服，等一会就去”。下两点（即二十一日二时）又问牛怎么没有来？牛说“有事，等一会就到”。以后根本就没有去东湖。

二十一日三时四十分左右（某首长刚离开客舍二十分钟），“百万雄师”汉阳联络站在其坏头头蔡某、张某的带领下，千余人，分乘二十六辆卡车冲东湖，被警卫队全体人员阻止于“百花”（周总理、谢副总理住地）门外，他们声称：“我们是来揪王力的，王力答应十二点与我们谈判，现在三点多了，还不见王力去。”警卫人员找他们的坏头头，同他们谈判，说明王力同志昨天就被你们抓走，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你们最清楚，并严肃指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处理武汉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对待中央代表的态度，就是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昨天冲抓了王力，犯了严正的政治错误，今天又来冲就错上加错了，你们不是说三新、二司、工总坏吗？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他们没有冲过一次，而你们却敢来冲。”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谈判仍无结果，坚持要冲。此时，“百万雄师”联络站坏头头肖某数人赶来，我们又从政治上说明冲击首长住地的利害关系，并警告他们：老实告诉你们，王力不在，谢副总理在，我们已经布置好了警戒，你们要冲，我们就保，你们只有将我们全部打死，才能把首长抓走，否则是办不到的。经过劝说警告，才答应撤走，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二、 陈、钟、牛、蔡，罪责难逃

从两次冲击东湖客舍的经过情况可以看出，“七·二○”反革命叛变，在现行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及其反革命头目陈再道、钟汉华的指使下，有组织、有计划制造的反革命事件。证据确凿，罪责难逃。

（1）执行东湖客舍住地警卫任务，以往师党委有个原则分工，任务一来就由一师级干部带领机关干部到东湖加强对警卫工作的领导。此次中央首长来汉，正值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剧烈的关键时刻，保卫首长安全比任何时期都重要。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特别是牛怀龙原来是警卫师副师长，有一定的警卫工作经验，明知此次警卫工作的重要性，自己不出马，也不叫分管此任务的其他师级干部去领导，反而派从来没有执行过此项任务的作战科副科长徐福兴同志去担任。十五日上午确定徐福兴一人去，后经再三说明此次任务的重要性后，牛、蔡才勉强决定由执行此项任务的吕宗贵、蒋建隆同志前往。这时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有意削弱警卫工作的领导，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制造条件。

（2）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长期以来忠实积极、不折不扣地执行其反革命头目陈再道、钟汉华的黑指示，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操纵“百万雄师”和“公检法”等反动组织，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七月十八日，周总理、王力同志的指示，敲响了这伙反革命分子的丧钟，反革命分子蔡炳臣说：“我们想法相反，三新二司是左派，工总要翻案，通过这也算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说：“杨代总长怕我不通，还专门给我个别上了一堂课。”看牛、蔡对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何等仇视，于是他们就急不可待地在一天之内将总理和王力同志的指示贯彻下去，在传达时，按其所需断章取义，尽力歪曲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挑起部队、“百万雄师”“公检法”对首长的不满，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传达中央首长指示是名，行反革命叛变动员是实。

（3）师团宣传车从七月十九日二十时上街串联煽动起，到二十日五时四十分“百万雄师”、部队冲击东湖客舍止，在这九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四个人先后向牛蔡反映情况多次，他们一不做指示，二不通报外部情况，有意封锁消息，让中央首长处于无准备状态，以便突然袭击，达到反革命政变之目的。牛怀龙二十日得知汉阳“百万雄师”要冲东湖的情报，为什么不劝阻抵制？结果还是去了千余人冲击。蔡二十日答应给“百万雄师”“公检法”打电话不叫他们再去冲击东湖，为什么在这以前不打电话劝阻、抵制。二十日上午，蔡一个人在作战室打秘密电话，作战科长马兴家同志进去被蔡斥出，这足以说明“七·二○”反革命叛变是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一手策划的。

（4）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好出风头，处处事事树立个人权威。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毛主席来汉时，另一师的干部负责警卫工作，牛蔡东奔西跑到车站去迎接毛主席，严重违犯了警卫纪律，今年同样是中央首长来汉，他们首先削弱警卫工作的领导，对警卫工作不作指示，我们请都请不去。王力同志被人绑架到军区大院后，中央代表，空军政委余立金同志找到蔡，要蔡设法保证王力同志的安全。蔡从东湖返师后，在作战室正给军区大院的牛打电话：“余立金找我，要我们保证王力的安全，我想人在军区大院，首先应由军区负责，我们没有兵力。”看，这个反革命分子何等恶毒！汉阳公安局被冲，市电信局被冲，牛蔡分别前往坐镇指挥，党和国家领导人驻地被冲，牛蔡却龟缩在屋里无动于衷。以上事实表明，反革命分子牛蔡唯恐天下不乱，唯恐他们策划的反革命叛变事件不能按计划实现！

还有很多事实证明“七·二○”反革命叛变是陈钟一手策划的，如指使暴徒冲击军用机场，不让周总理飞机着陆等，将有专题揭发！

口号略


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8201部队干部揭发

【原载钢二司新水运宣传部、市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联合编印一九六七年九月增刊之一，P4－17】

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8201部队干部揭发武汉“七·二○事件”的黑幕 《七月风暴》编辑部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一场举国罕见的反革命暴乱事件，冲击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派往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住地，推打和围攻了谢富治副总理，绑架和殴打了王力同志及其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进行了长达三天的荷枪实弹的大规模武装游行。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围攻、殴打和绑架《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以及围攻新湖大，鸣枪示威，镇压革命造反派等严重政治事件。一霎时，黑云盖天，鬼叫狼嚎，一片阴森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陈再道、钟汉华及其同伙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更是活动频繁，或幕后策划，或亲临指挥，嚣张万分。现就我们知道的一些情况，对现行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叛变事件中的罪恶活动作如下揭发：

一、一次策划对抗中央的黑会

七月十日，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钟汉华的主持下，在武汉军区内，召开了驻军各军事单位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在这个黑会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作了黑指示，到会的干部都发言表示支持，共同给军区支左工作定了调子，并根据陈再道的黑指示统一了三条口径：一是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对他们不能糊里糊涂地支持，他们如果坚持错误，垮了自己负责；二是“百万雄师”是客观存在，是革命群众组织，对他们要帮助、教育、提高，我们赞成这个组织，支持这个组织；三是三、五天内，各单位要把对武汉地区各群众组织的看法的材料准备好。在这次黑会上，钟汉华与陈再道一唱一和，一再强调：“对外口径一定要一致，要用大量事实来说明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对各革命群众的看法。”并要求“尽快把新华工的作战计划拿到手”。

会后，牛怀龙秉承主子的旨意，急急忙忙连夜向师党委常委作了传达，并于七月十一日向正在进行的师党委扩大会议（科团以上干部）作了详细传达，还集中讨论了三天，把原来总结上半年工作、布置下半年工作的会议，变成一个统一思想、统一口径，策划对抗中央的黑会。与此同时，还指示各团根据所统一的口径，组织机关干部进行讨论，统一认识。很显然，“七·一○” “七·一一”会议，就是一次为“七·二○”反革命叛乱事件作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黑会。

二、恶毒歪曲中央首长指示，蓄意煽动群众对抗中央

七月十八日，牛蔡在听取了周总理、王力同志处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指示后，竟敢违背总理的指示，急急忙忙于当晚私自向部分师党委和正副科长作了传达。十九日上午，蔡又擅自将此内容传达到师直排级以上干部及各团、营以上干部和从我师派出的各军管会代表，并指示军代表向所在单位群众组织传达。不到一天时间，就分别传达到了部分单位的战士和市公检法群众组织的成员，传达范围如此之广，传达时间如此之快，是牛蔡别有用心，唯恐天下不乱所玩弄的卑鄙伎俩。

传达中，反革命分子蔡炳臣又恣意歪曲中央首长指示，蓄意煽动部队对抗中央，在介绍会议情况时，说什么“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的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表示态度”。“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只好都表示态度”，又说：“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的看法时，王力很反感”还说什么：“我们的思想是不通的，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我们准备了四句话，如果他们问时，我就说：第一，我思想通了；第二，有毛泽东思想我什么也不怕；第三，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第四，保证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很显然，这是以介绍会议情况为名、攻击中央是带框框来的，不作调查研究，不愿听取大家意见，强行作出决定，迫使军队表态。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部队对中央不满。在具体传达周总理和王力同志的指示时，为了进一步激起部队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蔡对总理和王力同志反复阐明的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和军区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道理一带而过，而对王力同志将军区整理的“百万雄师”十大优点逐条驳斥和对武汉地区各群众组织的结论性看法，却添油加醋讲的很具体，很详细。甚至捏造说：“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这时，会场上议论纷纷，不满情绪已经十分明显。牛怀龙又火上加油地再三表态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上也是不通的，杨代总长因此还跟我谈了话，我表示思想不通组织通，个人意见保留”，还说：“我们不是不代表大家的意见，而是中央的政策已定，首长们根本听不进去了，希望大家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有意见按组织提”，这样会场上更是吵吵嚷嚷，气愤和埋怨，激动和丧气的不满情绪充满了整个会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牛蔡又心怀鬼胎，别有用心地反复强调，要求大家：“对外不要提是周总理讲的”，把对抗中央的矛头引向了王力同志。

牛蔡在整个传达过程中，只字不提如何正确对待和坚决贯彻中央首长指示，怎样稳定部队，怎样做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好各类人员的活思想，却连篇累牍地大搞煽动，还一再示意不要对准周总理，而要对准王力同志。这一切，充分暴露了牛、蔡这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策划和挑动部队反抗中央的狼子野心。

三、赤膊上阵、亲自指挥

牛蔡秉承其主子陈再道、钟汉华的旨意，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在制造反革命舆论之后，亲自出马，赤膊上阵，直接指挥和参与了“七·二○”反革命叛变事件。

1、千方百计指挥和纵容反革命暴乱

在牛蔡的煽动下，各团宣传车经过串联，于十九日晚十一时三十分左右到师部集中准备上街闹事。蔡不但不加制止，反而慷慨应允，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于是，六台宣传车倾巢而出，沿途大喊大叫，半个晚上跑遍了武汉三镇，大点反革命暴乱之火。

十九日晚十二时许，六团翟团长当面向蔡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气冲冲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露骨地表露了他怂恿部队上街闹事的狰狞面目。

二十日晚八时许，机关部分干部看到了所谓8201部队全体指战员的“特急呼吁”这个反革命宣言书后（经调查，实属五团八连三个战士盗用全体指战员的名义写了，“百万雄师”铅印的），曾积极建议，立即发表声明辟谣，蔡却说：“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要一分为二嘛！”后来，又有几个干部多次提出类似要求，蔡仍置之不理，任其流毒全国。

二十一日上午，蔡指使其爪牙赫文德将“百万雄师”捏造的中央来电（王力同志的四点指示是他自己搞的，不能代表中央，中央迅速派总理、伯达同志来汉处理）通知各团，并要求向部队传达，妄图煽动部队人员揪王力同志，把事态扩大。

二十一日上午，蔡向机关干部询问对“七·二○”事件的看法，当大家指出其性质是兵变，很可能造成部队到指定地点集中的后果时，蔡当即回答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根据我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和我对党的干部政策的理解，党中央、毛主席不会那样处理”。当晚，蔡又十分得意地说：“这次我带了头，创造了谈判条件，以‘百万雄师’和军队为一方，以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到北京去谈判”。还说什么“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副教授，儿子是二司的头头”，“王力是国民党员，是东北军方毅部下的人”。牛也说：“王力是国民党员，这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又说什么“王力是‘二月提纲’的起草人之一”，一句话，牛蔡散布流言蜚语，企图继续蒙蔽和煽动群众顽固与中央对抗。

请看！牛蔡直接指挥和纵容部队部分人员暴乱的丑恶面目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2、围攻绑架，亲自出马

部队上街闹事，要揪王力同志的事，军区孔庆德和牛蔡是完全知道的，不但不采取任何制止措施，更没有通知负责警卫中央首长的人员加强保卫，从二十日零时三十分左右起，“百万雄师”、“武汉公安”和一些部队人员先后冲击了中央首长住地。在中央首长的安全收到严重威胁的紧急关头，我师执行警卫人员曾陆续多次向牛蔡报告过冲击情况，而牛蔡无动于衷，不向军区报告，也不积极设法制止，直至凌晨六时许，牛才到现场。牛到时，暴徒们正在围攻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并不采取果断措施营救中央首长，只向执行警卫的人员说：“我们的宣传车和部队马上就到”。不到十分钟果然到了。到后，便伙同其他部队和“百万雄师”、“武汉公安”的人员去围攻、绑架王力同志。当一些暴徒将王力同志绑架上车时，我师警卫人员竭力营救，而牛却说：“让王力上车吧，上了车还好些！”这时警卫人员向牛说：“王力同志被绑架走了怎么办？”牛回答说“我自有安排”，就这样，王力同志被一群暴徒绑架到了武汉军区大院，可见，绑架王力同志是陈、钟、牛、蔡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早已安排好的。

王力同志被绑架至军区大院后，军队内部的“百万雄师”、“武汉公安”的一群凶手轮番进行围攻和殴打，王力同志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牛怀龙这个混蛋，于八时许又来到军区大院，假惺惺地东跑西跑，装出一副保护王力同志的样子，实际上是到处串联，赤膊上阵，向王力同志施加压力，妄图迫使王力同志收回其指示。当“百万雄师”不断地广播他们伪造的所谓中央来电时，王力同志要牛去制止，说“根本没有的事，叫他们不要再广播了。”牛去后不但没有执行王力同志的指示，反而带回一张外面谣传的四点指示的纸条，强迫王力同志表态，被拒绝后，牛仍不死心，又带去一军人，气势汹汹地要挟王力同志对其四点指示或签字承认，或声明辟谣，也同样被王力同志严词拒绝。此计不成又生一计，牛几次要王力去看所谓“武汉公安”被新湖大、二司打伤的人，还装出一副正经相，说：“只要去看看那几个被打伤的人，‘武汉公安’马上可以撤走，这样也可以立即转移”，企图再次迫害王力同志。直至下午四时三十分左右，在8199部队的积极营救下，将王力同志转移出军区大院为止，牛一直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蔡炳臣一直龟缩在机关，与其爪牙赫文德，在司令部作战室稳坐钓鱼台，任其事态发展，还同牛通过电话，行踪十分可疑。不言而喻，牛怀龙、蔡炳臣是这次直接指挥并亲自出马围攻、绑架和殴打王力同志的凶手，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3、玩弄伎俩，负隅顽抗

冲击中央首长住地，殴打中央首长及其随行人员，围攻绑架王力同志，荷枪实弹大规模武装游行、绑架《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记者，围攻新湖大……等一个个严重政治事件陆续发生，陈、钟、牛、蔡、巴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高兴之余，又恐其反革命罪恶勾当过于暴露，还阴谋嫁祸于群众。于是挖空心思，玩弄他们惯用的两面三刀伎俩，妄图继续蒙骗和挑动部队人员与中央对抗。

二十一日深夜，牛蔡为了避人耳目，假意稳定部队，经蔡口述并以党委名义下发了六件决定。这个决定只字不提“七·二○”叛变事件的性质，却强调提出“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正确处理武汉问题，要求部队有意见可用口头和书面逐级向上反映”，二十二日晚，又经蔡口述，并连夜派干部下部队传达了四条紧急命令，除了再次规定：六条决定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之外，通篇都是一面责怪群众，一面树立牛蔡个人的绝对威信，说什么要相信师党委，要坚信师党委的六条决定是正确的。企图利用个人的所谓威信组织部队人员进行负隅顽抗。这个所谓决定和命令是地地道道的彻头彻尾的大毒草。其阴谋在于再次恶毒地攻击王力同志的指示不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进一步挑动群众继续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并以此做护身符，把责任推给指战员以保他们过关。

为了紧紧控制宣传队为牛、蔡反革命目的效劳，于二十二日上午，借坐思想工作为名，蔡炳臣和周忠召集全师六台宣传车约五十余人到师部四楼会议室开会，在会上，蔡对宣传队员大点反革命之火大加赞扬，还作了新布置，他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大意是：（1）这两天他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已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中央已经通知，军队和“百万雄师”为一方，“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去北京谈判；（2）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到北京谈判没有材料是不行的。你们能不能在五天之内，最好三天搞一个响当当硬梆梆的材料，越快越好。这个任务并不比前两天发动群众的任务轻；（3）你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处处都要起好作用，今后大家搞什么事，最好先告诉我一下，我不会领着同志们去犯错误的，你们应当相信我的话。在讲这些话的过程中，还不断激起大家鼓掌叫好。周忠这个牛蔡的忠实爪牙，在这个会上也鹦鹉学舌地重复了主子蔡炳臣讲话的主要内容，还大言不惭地说：“我谈我的看法，你们的行动我是支持的，并为此感到高兴”，还进一步拉到会人员跟牛蔡反革命到底。说：“要跟他们干到底，要好也好到一起，要坏也坏到一起”，很清楚，根本不是做什么思想工作，明明是为他们一手策划的反革命叛变事件大唱赞歌，评功摆好，上弦打气，继续欺骗和煽动宣传队员执行他们的黑指示，替他们的反革命罪恶勾当卖力。

二十日晚和二十二日上午，蔡炳臣还多次催促支左办公室秘书组尽快地重新准备材料，遭到秘书组成员抵制后，蔡很不高兴地说：“写材料哪有那么好的事，既符合上面的精神，又符合下面的情况又符合你们的想法，你们老是这来那去，什么时候才能写出来”。还顽固地提出，仍按原来的观点写，越快越好。幻想拿着吹捧主子陈再道，侮蔑控诉造反派到北京去向中央施加压力，实现反革命的罪恶企图。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1、牛、蔡“七·二○”叛变事件中的反革命罪行罄竹难书，仅上述活生生的事例，就足以处分证明陈、钟、牛、蔡、巴等一小撮军内走资派一手策划制造了“七·二○”叛变事件，其阴谋在于疯狂煽动部分指战员和群众反抗中央，向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改变对武汉问题的决定，然后窃取湖北省、武汉市的党政军文大权，妄图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2、“七·二○”事件是陈、钟、牛、蔡、巴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蓄谋已久的，经过精心策划的反革命暴乱，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的叛逆行为，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政治事件。

3、制造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钟汉华，而牛怀龙、蔡炳臣则是这事件的直接策划者和挑动者，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4、陈、钟、牛、蔡、巴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罪恶滔天，最该万死！

我们强烈要求，把他们揪回来斗倒、斗垮、斗臭，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能翻身！

口号（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


“庞然大物”原形现 纸船明烛照天烧 公安联司谈《百万雄师》

【载《七月风暴》第4卷，武汉市机关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印，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第21－27页】

革命的同志们，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今天，把我们公安联司经过调查和审讯了解的《百万雄师》的情况，向大家作个汇报。（一）《百万雄师》的组织原则

《百万雄师》这个反动组织是从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开始由红武兵、红卫兵、造反大军三个组织筹建的。开始是搞什么“斗刘批邓筹备会”，联系了“体育无产者”等七个组织，后来扩张到十八个组织，在新华路体育场开过筹备会。到四月底，成立了一个“专批刘邓联络站”，这时，已经发展到三十三个组织。后来经过三次酝酿、讨论，于五月十六日正式定名为《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直到七二○反革命暴乱事件，根据他们自己写的报告，共有五十三个组织，一百二十二万九千一百人。其中，工人五十多万，农民三十五万，红卫兵二十三万，红城公社的老太婆十多万，还有一些机关干部，文教卫生工作者一万多。在五十三个组织中，有七个核心组织――《野战军》，主要由四清工作队队员组成；《二一八红星军》，职工联合会的变种；《硬骨头战士》；《红武兵》；《红卫兵》；《革工三司》，工造总司分裂出去的老保；《红城公社》。这七个组织以发起者自居，把持着《百万雄师》的常委席位和各部、室的大权。（二）《百万雄师》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情况 组织机构：在“六二六”中央电示之前，它是一个组（勤务组或常务组）、一个室、七个部、十个分站、一个直属队。“六二六”电示之后，改为三个室，增设一个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一个斗批改办公室。

勤务组成员情况如下：

一号头头喻文斌，三十四岁，浙江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出身学生，机电局人武部干部，《红武兵》头头，经8201和市人武部挑选到《百万雄师》任司令，是常委核心成员之一。

二号头头杨道安，三十八岁，武汉市人，家庭贫农工人，本人工人，武汉汽车修配厂的职工，是革工三司的头头。《百万雄师》第二号勤务员，常委，核心成员之一。是“专揪王力指挥部”的总指挥。他的两个兄弟分别在香港、台湾，与他有密切的通信往来。在我国经济困难时期，他弃工经商，搞投机倒把，搞地下工厂，搞男女关系。

三号头头纪登清（又名纪登树），三十四岁，汉阳人，家庭出身贫农，硚口区街道办事处干部，《野战军》头头。一九五七年因乱搞男女关系受留党查看两年处分，至今未恢复党籍，是《百万雄师》常委。

孙运东，汉桥区委干部，原来是第三号头头，后由纪登清代替，是常委核心成员。

蔡俊善，武昌建设基地的技术员，《红色造反军》的头头，原来是《职工联合会》的头头，《百万雄师》的常委兼政参部长，水运学院钢二司小将抓的那个坏蛋就是他。

谢敏华，三十三岁，武昌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工人，皮革联合加工厂的，原来是皮鞋厂的付厂长，因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在四清运动中撤销职务，留党查看，至今未恢复党籍，是个四清下台干部。他是《造反大军》的，《百万雄师》的发起人，是十个元老吧。“专揪王力指挥部”的总指挥之一。

孙德州，家庭出身地主，个人成份学生，汉口铁路医院职工，铁路《红铁军》的头头，《百万雄师》的常委，作战部副部长，是“专揪王力指挥部”的指挥。

章迪杰，三十一岁，硚口房地产公司工人，《职工联合会》的头头，《百万雄师》的常委兼联络部部长，一九五九年因乱搞男女关系受降级处分，曾因贪污被拘留过四十七天。

李本富，武汉市仓储公司的保卫干部，《红色尖兵》的头头，转业军人，《百万雄师》的常委兼宣传部长。

夏菊花不是常委。《百万雄师》组织了两个宣传队和一个慰问团，她是慰问团的成员。

辛甫是市委抽了六个人的《百万雄师》顾问小组的负责人。

办公室主任叫朱德明，东风造纸厂的。

七个部大致是组织部、宣传部、政参部、后勤部、联络部等。各部部长大部分是常委兼任，作战部长刘经胜是攻打水院的总指挥，他是江汉帆布厂的工人，连自己的名字斗不会签，专门会杀人。各部情况：

宣传部八十多人，作战部也是八十多人。革司令部勤务人员脱产的共七百四十四人，各分站脱产人员三百八十五人。

宣传部、政参部、组织部大部分成员是原来市委的老保，宣传部八十多人中，市委干部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还有一个队，叫“雄师支队”，直属总部领导，它的任务是密捕绑架，“首长”警卫。有六十多人，是黑打手，长得膘肥力壮的一些混蛋。

最初他们在江岸区委，以后搬到江汉区委，六月四日强占市委大楼，在“六二六”中央电示之后，他们从市委偷偷搬到3506工厂。

总站下面设有十个分站，除洪山外，各区均有分站，另有五一六分站，设在友好商场，东风分站，设在唐家墩。

有人说《百万雄师》很纯，纯洁得很。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我们说他们是很“纯”，是纯纯粹粹的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

《百万雄师》的组织成员大致上有这些人员组成：一种是《职工联合会》的骨干和成员，占的比重很大，《职工联合会》是湖北、武汉有名的保守组织，是王任重、张体学一手培植起来的；第二种是四清下台干部，搞阶级报复，如常委谢敏华就是；第三种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文革的成员或是王任重的积极分子；第四种是历次运动中专整别人的干将，刘氏黑《修养》学得好，驯服工具，奴隶主义；第五种是文化大革命中受过批斗的走资派；第六种是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造反顾虑重重，企图以死保捞一根救命稻草，不敢造反，怕别人抓尾巴。所以，真正实事求是地说，这个组织是非常的不纯，我们革命造反派论定一个组织或者一个人纯不纯，主要标志就是要看在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中他站在哪一条路线上，《百万雄师》这个组织从它的立场以及一系列的活动来看，是最不纯的。（三）《百万雄师》的主要罪恶活动

《百万雄师》的筹建、成立之日，也就是它进行反革命活动开始之时。它一成立即把矛头对准革命造反派，对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的成立公告，完全颠倒是非。他们曾经在东湖召集所有五十多个头头开了一整通宵的会，会上制定了罪恶的计划。原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抢占宣传阵地，舆论压倒对方；第二步组织集体亮相，进行全省全市的夺权；第三步横扫“牛鬼蛇神”。经过一夜的争争吵吵，最后他们决定把第三阶段的任务提前，与第一阶段同时并举，即抢占宣传阵地舆论压倒对方，横扫“牛鬼蛇神”，交叉进行搞所谓集体亮相，进行夺权。他们的策略是先汉阳，后汉口，再武昌。在汉口先中山大道后解放大道，一条街一条街地对造反派的宣传阵地进行打砸抢，什么三天扫平、一天扫平，计划很多。紧接着在肉联、汽车二站连夜开了几次常委会，进行分工，六月二日开了常委扩大会，决定常委分兵把口，深入各分站集结人力准备行动。这时武汉军区在陈再道之流操纵下，抛出一个臭名远扬的“六四公告”，发出了围剿革命造反派的黑色信号弹，是与《百万雄师》的纪登清、杨道安共同研究后出笼的。六月八日，这些匪徒竟敢置中央六六通令于不顾，明目张胆地制定了“反逆流紧急动员令”，是在辛甫、林立这些走资派的指导下制定出来的。这个反革命的紧急动员令出来之后，谣言四起，什么“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完全正确”，“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说什么造反派要搞匈牙利事件，要炸长江大桥等等，更为可耻的是说什么“百万雄师站起来，牛鬼蛇神全垮台”，“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百万雄师一声喉，牛鬼蛇神齐发抖”……。解放十七年以来，我们的一切成绩应该归功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归功于伟大的党，没有说是他们（百匪）一起来，这也垮台那也扫光的。这些家伙就是在为屠杀革命造反派制造舆论准备。8201中的一小撮和他们狼狈为奸。

他们镇压造反派有几种方法：一种是绑架，通过《红城公社》的老太婆登记观点，通风报信，秘密逮捕。据《百万雄师》雄师支队的副队长陈昌文供认，他有一天出去三次就逮捕了六十多人，全部关押在市委地下室，进行严刑拷打，采取国民党、日本法西斯手段，打得遍体鳞伤；《百万雄师》江岸区委的一号头头张文，六天内就逮捕造反派三十五人，同样是严刑拷打。刑法多得很，把三个所谓“案件重大”的转往总部，更恶毒的是把受伤的造反派用小汽车送到偏僻的郊区丢掉，都是在深夜十二点以后干的。再一种是搞特务手段，百匪和公检法的×××和8201的“情报科长”（文化科长，搞情报）王××，他们都用化名，组织了大批特务人员，对革命造反派进行跟踪盯梢，秘密监视或者秘密逮捕。尤为可耻的是，他们为了搞情报竟施用美人计，打入造反派。首先他们派武汉话剧院的演员孙义，利用与湖大某干部搞男女关系而打入新湖大，进行情报活动。据孙义供认，这是8201、公检法直接掌握的，任务就是了解在新湖大的造反派活动，革命领导干部在什么地方等，而且是单线领导。这些家伙对孙义许了很多愿，什么升官发财等等，完全搞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套，费用是实报实销。以后他们准备转入红水院，不过在这以前已经被造反派发现了，孙义落网了，她自首了，也发表了造反声明。他们向新湖大派遣特务，主要任务是去搞王任重材料的，据说王任重曾经写过一个揭发陈再道的材料。孙义落网后，他们又派了一个男的受骗的小战士化装打进了红水院，任务是抢救孙义，如抢救不成就干掉她。这个小青年没有经验，到那里两三天就落网了。以后又搞了一个曾国华，也是去救孙义的。为什么一定要救出孙义呢？他们知道如果让中央首长知道了这事，那就可以定陈再道的性质，所以千方百计要把孙义搞出来。曾国华是武昌造船厂的，这家伙很笨，打电话直接找师长，就被造反派抓住了。他们在造反派据点的周围，建立了很多特务点。如湖大对面的特务电台、新华工后面的餐馆等。此外，他们还专门研究了一个绑架计划，新湖大的谢邦柱正在谈恋爱，他们就利用他的对象作工作，先进行软化，如软化不成就绑架。结果，他们是在谢从洪湖返校的路上绑架了他。

再一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地围攻造反派的据点，重大流血案件有十几起，据不完全统计，在七二○反革命暴乱之前，造反派死伤四千人以上，每一次大的流血惨案，造反派都要死伤数百人。下面重点讲几个事件：

六月十二日至十三日，汽配事件，死伤一百八十余人，一个国家有数的配件厂被踏平了，精密仪器被破坏了，百匪的借口是，我们绑架了三个军代表，这纯属造谣。他们于十二日下午开始围攻，晚十一点开始进攻，打得最激烈的是十三日凌晨一点至三点半，造反派不到二百人，其中还有四十多个女同志（那天工厂发工资，很多职工送工资回家了）。他们首先用大汽车把门冲开，还配有三部消防车，还有一部很高的吊车。火线指挥部设在申新纱厂，由硚口区一号头张彬指挥。成千上万的百匪分为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一梯队头戴钢盔，身穿蓝色工作服，第二队头戴柳条帽，穿蓝工作服。消防车内装有含六六粉的有毒液体，向造反派喷射，吊车把百匪吊上楼顶，揭开屋顶进入三楼，凌晨三点多钟全部踏平。打的时候，军代表向他们喊话说：“我们没有被绑架，你们上当了，我们都是阶级兄弟，不要打。”我们的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八级工人工程师杨开涛同志高声喊着：“我是共产党员，不是牛鬼蛇神，都是阶级兄弟。”但被百匪一下打过来，刺穿他的颈部，动脉出血死亡。百匪就是这样向真正的共产党员开刀。当时铁路两边站了好几万观看的革命群众，其中大多数都痛哭流泪，百匪从屋顶进了三楼，在三楼上，有一个军代表，二三个夺权派和四十个女同志，他们不听军代表阻拦，对准女同志全身殴打穿刺，许多女同志肚子被刺穿、眼刺瞎。厂里有三个刚刚从南京来的同学，被打伤逼到平台上，同学们高举红旗，喊着毛主席万岁，被迫挑楼自杀。整个汽配厂到处是喷溅形血迹。当场统计被杀死的工人有九人，重伤员六十五人，轻伤号被他们拉走的一百零七人，拉到申新纱厂，又经过申新的老保们把受伤的女同志打了一顿，说是“过过瘾”。早上八点，他们又把伤员拉往东西湖东山分场进行严刑审讯，饭没有吃的，伤没有治疗，还填了一个表，连爱人、小孩的观点都要填上，到下午四点钟才用两部车子送回一百另一人，还有七人因伤势过重被丢下，直至七月二十八日我们查问时仍无下落。这个重大的流血惨案是硚口区的武装部长指挥的，还有好几个来历不明的军人参加。早上八点多钟《九一三》前去支援，8201则去了很多车子，说什么要文斗不要武斗。每次武斗都是这样，当造反派自卫反击时，他们就去进行所谓的“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他们早就计划好的。

“六一七”重大流血惨案，是在蔡炳臣、牛怀龙直接操纵下进行的。他们说是战略上的转移，派四五百人去抢占造反派的阵地财贸大楼，更重要的目的是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想有计划、有目的地吸引民众乐园、南洋大楼的革命造反派出来。我们的造反派，没有他们那样的高级指挥官，中计了，前去支援，开去了好几车，刚到六渡桥转弯处，就被8201所谓的宣传车（实际上是指挥车）拦腰卡断，放过去《九一三》一个车子，数千百匪冲上去，首先用斧头砍死司机，车上三十七个同志很短时间就光荣牺牲。开车的小谢同志没有死，被扔在江汉区委地下室，过了几天他跑出来，伤口已经发绿长霉。当晚统计，牺牲九十八人，死难烈士尸体多数被百匪抢走。抢回的十一具尸体，个个都有几十处穿透性的伤。看了那些尸体就会触动你内心的阶级感情。据江岸区的百匪作战部长熊兆祥供认：他亲手杀死六个工人，为了灭尸，于深夜将尸体运至八大家――武东之间沉入江中。六一七有很多烈士的下落至今不明，尸体不知弄到哪里去了。这个重大的流血惨案究竟是谁指挥的？他们有两个火线指挥部：一个设在江汉区委办公室，由区监委书记、《百万雄师》作战部长谢敏华指挥；一个设在铜人像前面，由《百万雄师》作战部长，江汉分站一号头头，以及汉阳分站的头头刘勇、硚口分站的张彬，《霸王鞭》的郭眼睛等指挥。在志成布店楼下，有8201的电台，经常和牛、蔡、陈、钟取得联系。有困难时，马上打电话请示蔡炳臣，蔡炳臣说“已经派一个团去了，有什么事和他们取得联系。”晚上两点钟，攻打中南旅社时，百匪中很多人有点寒心了，当时要撤退，8201不同意，一定要打到天明再说。在攻打之前，有些来历不明的军人在一起研究了作战地图，已有三个在押犯供认此事属实。

我念一段8201造反派同志揭发六一七的情况：“当晚反革命分子蔡炳臣亲自给《百万雄师》头头纪登清打过三次电话，在电话中重复他的黑指示：‘你们在政治上要争取主动、斗争上要讲究策略，要提高警惕，不受损失，不失战机。’同时还问他们的指挥位置安不安全？在最后一次电话中还说：‘我对你们安全胜利撤出来表示祝贺，并向你们的负伤人员表示慰问。’”

六二三、六二四是在陈再道之流密谋策划和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两天发生四次大血案，一次是攻打水运工程学院，一次是打工造总司，一次是打汉阳轧钢厂，一次是打铁四院。进攻前，《百万雄师》三号头头纪登清向8201汇报了他们的预谋计划，而蔡炳臣纵容地说：“可只准打这一次”，所以《百万雄师》在两天时间内就打了四次。

攻打铁四院时，他们的指挥官蔡俊善，武昌分站的头头刘喜本、潘志祥被钢二司的同志活捉，他们就借口要人围困水运。在六二三晚十至十一点有个谈判过程，造反派同意放人，但是《百万雄师》要撤兵。可是放了这几个坏蛋，他们撕毁协议，仍然攻打。在攻打过程中，《百万雄师》一号、二号头头专门给军区参谋长打电话，由军区派了一车全副武装人员护送这些头头们，从军用码头过江，到8201密商。谈完后又照样送回《百万雄师》的司令部。在密商时，蔡炳臣说：“就只准打这一次”。纪登清就这样利用作战室的通讯工具，调兵遣将攻打水运学院。他们共调三万多人，使用汽油硫酸瓶，消防车配合攻打革命小将。最后逼得小将口里喊着：“我们想念毛主席”跳楼，跳下来后，小将们手挽手、肩并肩，而百匪对他们进行毒打，把近两三百小将拉往红卫纱厂，《公检法》派了四十个特务去审讯革命小将。

工造总司这个重大的流血惨案也惨得很。攻打的借口是“造反派破坏了无线电工厂”。二百多同志全部被刺伤，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工人同志抱着一个小孩，他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也被一刀子刺死，小孩掉在地下，一个百匪一矛刺在小孩的肚皮上。女广播员从楼上跳下来，还把她的肚子挑开。有一个女同志怀孕三个多月，百匪杀红了眼，根本不管这些，也把她刺死。

七一五惨案起因是湖北钢厂的造反派开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会，两个头头当场被砍掉头，扔进江中，于是全部停产。为了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造反派举行游行，游行队伍从新华工――水运――中山大道――解放大道，一路上小将们饥饿疲劳，沿途受到革命群众的夹道欢迎。但在百匪的密谋下，挑起武斗，使大量的同志死在百匪的刀下，特别是3506工厂的《雷达兵》，大杀特杀，当天新华工死了二十多人，有一个女同学被杀晕，醒过来后，又被杀死。七一五死难烈士的尸体也被抢走了。

七二○反革命暴乱，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是陈钟之流蓄谋已久的。他们把中央首长的讲话转嫁于王力同志，制造了大量的反革命谣言，张贴了大量的反革命标语，说什么“揪出江青的后台”，“主席受蒙蔽”，“要求排除真正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来解决武汉问题”，“打倒王力”等等，还喊什么“王力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8201的一小撮坏蛋在七二○头天发出一个“特急呼吁”，这是反革命的大煽动，反动透顶，为反革命的大暴乱制造反动舆论。我念一段给大家听听（略），《公检法》与之臭味相投，也发了一个特急声明。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派出了一百零七人到北京去进行反革命暴乱，但是一到北京就被北京卫戍区和北京造反派全部包围落网。8201并派小股部队到《百万雄师》总站、分站去煽动，进行反革命的大发动。另外就是派反革命的急先锋去围攻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住地，进行反革命的罪恶活动。与此同时，他们还派人去军区各招待所搜捕中央派来的同志。这些匪徒一天比一天嚣张，到七月二十一日，制造了大量的反革命谣言，什么“主席七个字指示”（即百万雄师“大好纯，要爱护他”），什么“周总理的两点指示”，又是什么“好消息，中央批准斗王力”，“周总理来武汉，王力靠边站！”，这些王八蛋真是可耻至极！他们拿着《百万雄师》的旗子说：“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最大的造反派，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流了鲜血，我们的血已经流够了，不能再流了，血债要用血来还！”他们败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声誉，闹得中央首长再武汉没有安身之地，这是谁的天下？《百万雄师》还成立了“专揪王力指挥部”，我把他们的计划念给大家听听（大意）：

“专揪王力指挥部计划：一、派代表去军区谈判，其内容：1、王力留在武汉解决问题，未解决问题之前，王力不能上交，谁交谁负责，工总不能翻案；2、王力的安全由武汉军区负责；3、不上北京，在武汉解决问题，要中央首长来武汉。二、各交通要道，如飞机、轮船、火车……严加控制，以免王力开溜。三、组织批斗王力指挥部。四、发出通电：为什么要揪王力告全国人民书。五、通告各革命组织暂不派队伍来军区，关于斗王力的问题，均由专揪王力指挥部负责……。”

一共七点，这是手稿。

总指挥名额分配：《百万雄师》五人，《公检法》一人，《红旗联委》一人，省直联司一人，……。

七二○反革命暴乱中，百匪是够凶的，常委部长倾巢出动，而且指派了作战部副部长带领五六人去暗杀朱洪霞同志。对东海舰队发表的严正声明置之不理。在七二○反革命暴乱中，凡是经过造反派的据点，都鸣枪威胁，而且在七月二十一日攻打了新湖大，打死打伤三人，一个卖开水的小孩也被打死了。（四）《百万雄师》的近况

党中央一声广播，吓得他们丢盔卸甲，七二六他们坐上八辆公共汽车狼狈逃窜，先跑东西湖，东西湖有广播。又跑到肉联，肉联也有广播，最后跑到姑嫂树黄家大小湾一带。在逃跑之前，他们曾经开了紧急会，说中央已经表态，坏头头要打倒，于是就把原来出头露面的人物作为一线，其他的作为二线潜伏下来，伺机活动，主要任务有三条：（1）派人到毛主席、林副主席家乡去发动贫下中农闹事，向北京递告状材料，这个手段很毒辣；（2）派人立即去北京告状；（3）如果上两条不能实现，就继续蒙蔽欺骗郊区的农民，采取农村包围城市，对革命造反派进行反扑。

他们逃跑的过程很狼狈，跑到黄家大湾一个地方就丢下十九部话机，三匹绸子的袖章、长矛、枪支等，有些匪徒半路溜掉了。第二线的人由8201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点。作战部长在汉阳十里铺进行秘密活动，计划成立《江城飞虎队》，准备搞枪。他们的罪恶计划很快被发现，经过武汉警备区同意，我们去到那里抓了他们，在回来的路上，这位作战部长不老实，想抢枪，我们的战士发现开枪，身上中了四弹，送到医院后这个坏蛋自作自受了。还有三、五个人一起偷偷活动，这些人都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他们再一个斗争方法就是写反动标语，向报社电台写匿名信，矛头对准我们伟大领袖和我们的副统帅，这些反动传单在东西湖发现多一些。

这个组织现在是基本上已土崩瓦解分崩离析了，有个别顽固的跑到东西湖、黄陂等地，也有的跑到通县、通城等地。绝大多数已陆续回来，在外面的寥寥无几。二线的头头大部分已经向我们自首。

所以，现在总的情况，和全国一样，武汉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我们革命造反派，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迅速掀起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的高潮，集中目标，集中力量，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爪牙，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及附件1968.02.01

1968.02.01 中发［68］22号

中央同意武汉军区临时党委会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以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王树成、姜一、赵文华、李镜如、丁力、李周仕、王海山、王舜、孙德枢、赵兰田、王步青、吴永光、方铭、张纯青、朱业奎、朱洪霞、胡厚民、夏邦银、邓锦福、钟锡钢、潘洪斌、顾建堂、王屏（女）、杨玉诊（女）、饶兴礼、杨道远、方保林、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郑军和留下贫下中农代表一名共三十七人为常务委员，并由曾思玉同志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八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湖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极大关怀和及时指导，在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明了方向，都是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前进的道路，特别是去年毛主席亲临湖北视察，对湖北省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胜利起到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湖北省广大革命群众和驻湖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一年多来的剧烈、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战胜了以王任重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各方面的干扰，经受了严峻考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中央希望，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大同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一道，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湖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

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非常非常关心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永远同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心连心。一年多来，湖北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湖北的代理人王任重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了反复较量和英勇斗争，给了阶级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在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都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为我们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去年七月，正当湖北地区处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生死决战的关头，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派中央领导同志来处理武汉问题。阶级敌人走投无路，疯狂地制造了“七·二○”严重政治事件，毛主席及时作了一系列极其英明的决策，使阶级敌人的阴谋彻底破产。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伯达、康生、富春、江青等同志出席首都百万革命群众大会，全国亿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给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巨大支持。八月九日，林副主席召见军区负责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中央负责同志多次接见武汉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给予了亲切教育和鼓励。特别是去年九月，毛主席亲临湖北视察，为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作了极其英明伟大的指示，又两次亲切接见在京学习的湖北武装干部，这是对湖北全省军民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给了广大军民无穷无尽的力量。十月，毛主席专门邀请以谢胡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武汉，又为我们送来强劲的东风。“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事事为我们操心，处处为我们撑腰，步步为我们领路，红太阳照亮了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的心。紧跟毛主席，无往而不胜，全省军民满怀革命激情，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最衷心地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英明决策，迅速调整了部队部署，成立了武汉警备区，调配了湖北省军区各级领导干部，稳定了机关，加强了“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狠抓了部队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用毛泽东思想支持左派，进行艰苦、细致、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了“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教育争取了“百万雄师”受蒙蔽的群众，发展壮大了左派队伍；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广泛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大大增加了军民团结。毛主席最新指示发布后，军民一起，立即掀起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大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热潮，出现了一个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学毛主席著作，大抓斗私批修，大破派性、大搞联合，大胆解放干部的大好局面。毛主席这一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纲领，把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在一年多来剧烈、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经受了严峻考验和锻炼，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当前，湖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基本成熟。

一、毛泽东思想大普及，人民群众觉悟大提高。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遍及城乡各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规模空前，气势磅礴。据去年十二月份粗略统计，全省已办学习班一万多个，学习人数百万以上。到处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到处是“斗私，批修”的广阔战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受到严肃批判，无产阶级党性大大增强，有力地促进了思想革命化。在全省范围内展现了一个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极其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毛泽东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大普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高涨，军民关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密切。广大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被揪出，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一年多的英勇奋战，彻底摧垮了中国赫鲁晓夫盘据在湖北的反动堡垒──以王任重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百万雄师”彻底瓦解，受蒙蔽的群众迅速觉悟，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断壮大，在组织上、政治上都占了绝对优势。

三、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发展迅速，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比较扎实、牢固。在毛主席最新指示指引下，从工厂到学校，从武汉到专县，掀起了一个抓基层、打基础，扎根群众，上筹下联，下促上带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的高潮。武汉市八百零四个大、中型国营工厂，百分之九十以上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部份建立了革委会；二十三所大专院校，十九所建立了革委会，三百零九所中等学校，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实现了大联合，多数建立了革委会，在此基础上，一月中旬召开了工代会、红代会，一月二十日成立了武汉市革委会。八个专区已有宜昌、襄阳、恩施、郧阳、东风、黄冈六个专区建立了革委会；七十五个县（市）已有四十七个建立了革委会，三个建立了革筹小组。荆州、咸宁两个专区、黄石市和其余二十五个县（市）正在积极筹备建立革委会。

四、领导干部大批解放，上下关系大大改善。由于湖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经反复，大多数领导干部站错了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干群关系一直紧张。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校班，各级领导干部在革命小将的诚恳帮助下，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在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纷纷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得到群众谅解。目前省、地、县机关中层干部大多数已站出来工作，省直的三百四十四名部、委、厅、局以上领导干部，也有一百三十四人站了出来。还有一批干部，正在军区学习班学习。

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抓革命，促生产也有了新的发展。广大革命群众在狠抓革命的同时，猛促生产，猛促工作，猛促战备，取得了很大成绩。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情况良好，农业生产全面丰收，市场供应正常，社会秩序稳定。

湖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决定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在大好形势鼓舞下，广大群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正以战斗的姿态决心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誓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全省人民迫切要求早日建立省革委会，经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份协商，已经基本筹备就绪。

革委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革命群众一百名，占百分之五十七（工人三十五名，贫下中农三十名，学生二十五名，机关干部和其他群众组织十名）；地方革命领导干部三十名，占百分之十七；解放军二十五，占百分之十四；留作动机二十名，占百分之十一。

常委会由三十七人组成。革命群众十七名（工人九名，贫下中农二名，学生五名，其他一名），地方革命领导干部十一名，解放军九名。常委名单：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梁仁魁（拟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树成（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姜一（原省委候补书记）、赵文华（原恩施地委书记）、李镜如（原粮食厅副厅长）、丁力（原省经委副主任）、李周仕（原省气象局局长）、王海山（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舜（女，原地质局处长）、孙德枢（原黄石市委第一书记）、赵兰田（武汉空军副司令员）、王步青（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吴永光（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方铭（武汉市革委会主任、警备区司令员）、张纯青（警备区政委）、朱业奎（湖北省军区副政委）、朱洪霞（钢工总负责人）、胡厚民（钢工总负责人）、夏邦银（钢工总负责人）、邓锦福（钢九·一三负责人）、钟锡钢（钢九·一三负责人）、潘洪斌（工造负责人）、顾建堂（长办联司负责人）、王屏（女，工人，国棉一厂革委会主任）、杨玉珍（女，武钢工人）、饶兴礼（劳模，原省贫协副主席）、杨道远（钢二司负责人）、方保林（钢二司负责人）、张立国（新华工负责人）、龙铭鑫（新湖大负责人）、谢华之（三司革联负责人）、郑军（省直红司负责人）、暂空一名贫下中农。

建议由曾思玉同志担任革委会主任，由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等八同志担任副主任。

遵照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教导，革委会的机构力求精简，初步意见，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工作人员二百人左右，从原直机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中抽调，并从工人、学生和解放军中选配一部份。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中央批示。

中共武汉军区临时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的通知1978.11.26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同意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现转发给你们。“七·二○事件”应予平反、昭雪，但平反昭雪的决定和“七·二○事件”经过，不要登报和广播。在处理这一问题时，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广大解放军指战员，顾大局，向前看，加强革命团结，不要纠缠历史旧帐，把广大干部群众更紧密的团结起来，同心同德，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

华主席，党中央：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湖北省和武汉部队的广大干部群众、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澄清一九六七年在武汉发生的“七·二○事件”的性质，要求对由此而造成的冤案、错案、假案予以平反、昭雪。我们认为，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分清路线是非，正本清源，必将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有极大的作用。经过长期调查，证明“七·二○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们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叶群亲自打电话给其死党刘丰说：“武汉形势在变”，“有事找王力，听王力的话”。林彪在一次讲话中说，对武汉军区不放心，“拿他们没有办法”，要打倒陈再道同志。江青还说，“要冲一冲武汉军区”。这就说明林彪、“四人帮”制造“七·二○事件”，完全是有预谋的。

一九六七年春，在林彪、“四人帮”的直接支持和指使下，武汉地区的一些坏头头朱鸿霞、夏邦银、胡厚民、吴炎金、杨道远、李湘玉等人（现已查明他们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帮派骨干分子），反动气焰嚣张，打倒一切，大搞武斗，大搞打砸抢。武汉军区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介入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支持了革命群众，保护了大批干部，抓革命，促生产，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赞扬和拥护。这些正确的做法，却触犯了林彪、“四人帮”，引起了他们的仇视。四五月间，林彪、“四人帮”悍然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提出什么挖“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于是在武汉掀起了一股“揪出军内武老潭”、“打倒陈再道”的黑风恶浪。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坚决反对。他们拥护解放军，团结大多数，反对打砸抢，抓革命，促生产，同混进有些群众组织里的少数坏头头，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少数坏人的挑动下，发生了大型武斗。七月十四日，谢富治、王力、李作鹏等人来武汉，他们秉承林彪、“四人帮”的旨意，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煽动反军乱军，破坏军民关系，支一派，压一派，支持武斗，支持打砸抢，加剧武斗升级，造成机关瘫痪，工厂停产，交通中断，干部、群众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广大群众、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对王力等人的这些罪恶活动十分愤慨，七月二十日纷纷上街游行，反对王力，有些解放军指战员和群众，把王力拉到军区大院进行说理斗争。这就是所谓“揪斗、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的“七·二○事件”的真相。

事件发生后，林彪、“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把“七·二○事件”说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利用所控制的一切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对武汉地区广大军民实行反革命围剿。他们栽诬王任重、陈再道同志是“七·二○事件”的“后台”，把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八二○一部队诬蔑为“叛军”，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同志被打成“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许多部队同志的家属也被诬蔑为“叛军家属”；把“百万雄师”诬蔑为“百匪”，“反革命组织”，这个群众的领导人被打成“一小撮坏头头”，不少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家属被诬蔑为“百匪家属”；甚至连同情八二○一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惨遭迫害。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有的被长期关押，还有的被打伤、打死。广大军民一提到“七·二○事件”，莫不义愤填膺，情绪激昂。

长期以来，广大群众纷纷向省、市委反映，要求澄清“七·二○事件”的性质。省、市委和军区，都作了大量的善后工作，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工农群众、解放军指战员和干部，要求为“七·二○事件”彻底平反，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

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对“七·二○事件”作了多次研究，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制造的阴谋事件，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应公开宣布彻底平反。凡因“七·二○事件”强加于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遭受迫害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昭雪；被打伤、打死的人员，应按照党的政策，继续处理好抚恤等遗留问题。我们在落实有关“七·二○事件”政策时，一定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根据毛主席“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教导，引导大家顾大局，向前看，加强革命团结，不要纠缠历史旧帐，不能再搞资产阶级派性，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黑干将身上，进一步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全力以赴，把湖北省和武汉部队的各项工作搞上去，为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而努力奋斗。

以上报告当否，请中央批示。

中共湖北省委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

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参加文革运动的叁大群体与文革期间的社会矛盾展开线索 老田

在文革期间深度参与运动并且有充分表现的是叁个群体：造反派、保守派和当权派。这叁个群体因为与政权和国家机器的距离和关系有别，因而其行为模式也非常不同，其中当权派是国家机器的实际掌握者，因此实际上掌握着党政军人财物，具有最强大的矛盾和实力，因此在行为模式上倾向于武力与压服方式。保守派的背后是当权派，按照其背后当权派的成分不同，可以分为老红卫兵（背后是以刘邓陶为符号象征的党政系统当权派势力）和拥军派（背后是以林彪为符号象征的军队系统当权派势力），老红卫兵是资反路线的实际执行者，拥军派是武力镇压造反派的先锋和依靠力量。而造反派则是受到资反路线压迫和整肃的群体，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控制的两报一刊舆论支持下，为了自己不当反革命起来造反的组织，因为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只能主要以“四大”为主要手段，以捍卫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为旗帜，行使“批判的武器”。 这叁个群体在文革期间，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展开线索。其中造反派与当权派的矛盾是文革的主线，当权派内部军队干部与党政干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之间的矛盾、造反派内部的矛盾是叁个辅助线索，合起来理解文革期间的矛盾展开模式是“一主叁翼”。

一、造反派、保守派和当权派的行为分析 在参与文革的各方之中，造反派的行为不能说是无懈可击，但是肯定是最为检点的一个群体。因为造反派的对立面是社会上最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当权派，他们 总是在那里反对和监督着造反派的一言一行。造反派在文革期间，始终处在一种“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环境里，有着一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理感觉。因为造反派本身就是和掌握着国家机器的社会强势群体作对，而且在造反派的造反生涯中，不但时刻受到“秋后算帐”的警告，而且时时遭遇实质性的打击。许多造反派头在进入造反队伍之前，就已经被打成叁家村、四家店等；不仅如此，在造反过程中还往往受到当权派的逮捕，受到武力进攻和生命威胁，如武汉百万雄师对造反派的进攻，军区对钢工总成员的大逮捕等。这一切都促使造反派要谨慎行事，检点行为，避免授人以柄，如钢工总在720之后曾经多次 发布命令，禁止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在组织内部还进行过纯洁队伍的行动。 造反派行为谨慎，在根本上是由于自身的弱势地位决定的。本来在理论上，他们起来就是要造当权派的“反”的，但是他们也往往要争取当权派的承认，一方面因为没有官方承认和物质上的支持，实际上连基本的办公条件都无法具备，例如武汉工人总部在成立之初，由于得不到湖北省委的承认，就曾经上北京去告状，要求武汉市和湖北省公开承认他们是合法组织，给一定的经费和办公条件，后来武汉市给他们每月1500元的办公经费（钢工总是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全盛时期有60万战斗队员），并把首义路红楼拨给他们作为办公地点；另外更重要的是，官方对造反派组织的承认，无疑也是一个降低自身遭受日后打击和清算的风险，是一个预先设置的保险措施。 随着文革运动的展开，造反派本身也不停地受到各种形式的打击，使得他们不能不特别谨慎自身的行为。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以保护自己。在运动初期，许多人就受到当权派的打击，被打成叁家村黑帮等，在各种场合，他们都受到当权派的严肃警告，当权派大量收集和整理了黑材料，要对他们进行秋后算帐和报复。除了这些无形的威胁之外，在运动过程中，他们也不停地受到各种实质性的打击，如专政机关的逮捕或者是街头武力的镇压；在运动后期的清队和一打叁反运动中，他们经常是当权派组织的各种名目的五不准学习班的对象，成为主要打击和清算对象。 也是因为造反派在文革中，本来就没有几天的风光时间，所以相对地就没有多少机会去犯错误。真正由造反派掌权的时间非常短暂，只有从叁结合开始到军宣队工宣队进机关为止，前后不到一年时间。此后就是造反派进各种学习班，开始交代自己的季节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造反派不仅来不及腐化堕落，连作威作福的思想都难以成长起来。

造反派的弱势地位，还由于造反派缺乏政治经验和眼光，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往往没有能够及时地捍卫自身的利益，特别是造反派在叁结合之后缺乏从政经验，无法在一个正常运行的权力构架中间，难以发挥自己参与结合的合法地位发挥应有的作用，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别是造反派没有一个组织可以作为依托，在运动后期上面要求“削平山头”的口号下迅速被各个击破，成为个人为自己寻找开脱的孤军奋战的一盘散沙。而当权派特别是军队当权派，却非常容易地得以运用上面的行政命令，来为自己制造合法性资源。造反派始终没有一个上下一致的组织，缺乏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渠道，这是造反派群体的致命缺陷。

当权派在运动的初期，利用掌握的国家政权和舆论机器，成功地转移了运动方向和打击矛头，刘少奇亲自部署了运动初期的“排除干扰”，“抓游鱼”等运动，北京在运动初期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师生超过15000人。在十六条发布之 后，各地发动的“驱赶南下一小撮”运动，还有作为资反路线组织部分的抄家破四旧，揪斗牛鬼蛇神等等，都是当权派按照自身需要布置的，这些动作一方面是成功地把运动方向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另一方面也是成功压制造反派的行动。 在一月夺权之后，当权派真切感到自身的既得利益受到威胁，开始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去动员和武装工人和农民乃至流氓无产者，组织武斗队上街镇压造反派组织。在运动后期，把保守派作为依靠力量，通过学习班等手段隔离、审查、利用造反派内部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把造反派彻底打下去，以维护自身的政治地位和既得利益。

当权派在文革后，通过掌握的国家机器，再团结利用逍遥派和保守派，整合利用知识精英群体在权力中心进行中和和冲淡，确保自身的既得利益。当权派为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行动最有章法，组织得最好，也是实际上掌握着社会上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群体，因此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他们追求的所有目标最后都实现了，比如维护既得利益，比如对造反派进行秋后算帐。在文革期间被处以极刑的人物，实际上都是一些敢于威胁当权派既得利益、敢于与当权派唱反调的造反派人物，如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等人。在文革群众运动最鼎盛的时间，当权派也能够使用一些常见手段“挑动群众斗群众、打着红旗反红旗”来对造反派进行分化瓦解，实际上就是这个社会群体具有控制国家机器和主流舆论的能力和手段的表现，因此他们能够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来为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服务。

保守派的优点是因为有后台，所以胆子大，敢于在运动初期就搞“红色恐怖”，后来杀人于街头。在搞“四大”方面，在参与运动的积极性方面，在组织稳定性等方面都是表现最差的。因为他们仅仅是依赖于利益的召唤，所以在当权派瓦解利益不可预期的时候，保守派组织多次发生树倒猢狲散的局面。比较起来，造反派的组织相对就要稳固得多，因为造反派具有真正的精神力量支持。 通过文革的反复过程，确实是按照毛泽东的预想，中国的“党、政、军、民、学”各个阶层和群体，都出来充分地进行了表演，如果没有文革被否定的过程，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的表演将是不充分的。如果是有心人，一定能够在这样的社会场景和运动反复基础上，重新缮写一本全新的政治学着作，这样的政治学着作肯定既不同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结论，也一定不同于西方的主流思想，这正符合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要求“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也许这也是文化革命的应有之义---在社会场景的经验基础上去重新建设中国需要的思想格局。

二、文革运动中社会矛盾的展开线索 文革中间社会矛盾的展开线索是“一主叁翼”。造反派和官僚精英群体的矛盾是文革期间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不仅贯穿文革全过程，而且其他叁个次要矛盾都是在这个主要矛盾的运行过程中所诱发的。 造反派与当权派的矛盾，是文革的主要矛盾，属于阶级矛盾性质，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质，这个不可调和不是表现在造反派的行为上，而是表现在当权派对造反派的无情围剿和残酷打击上。作为这个矛盾的演化形式，还有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矛盾和冲突，就是这一主要矛盾的表现；同时在运动初期造反派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对走资派的揪斗是造反派处于攻势阶段，实际上敌我矛盾内部化处理，斗批的着眼点是改；而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北决扬”“五一六”运动，就是造反派遭遇当权派全面的反攻倒算，被打成反革命和阶级敌人。造反派在运动前期清算过走资派，而军队干部来抢夺胜利果实---政治利益，这也相应具有政治权力斗争性质，因为造反派 没有经验，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难以得到始终一贯的来自上级的鼎力支持，因此在这个权力争夺过程中一败涂地。造反派和军队干部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也具有权力斗争性质。等到粉碎四人帮之时，造反派基本上已经被彻底清算完毕。 文革期间造反派普遍遭到武力镇压和驱逐，文革后期造反派遭到全面清算，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力量格局不平衡的必然结果。官僚精英群体实际上掌握国家机器，具有高度的组织和纪律，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稳定的舆论支持，而且在实际上掌握着党政军人财物，能够依托国家机器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来保护自己，在这些关键方面造反派都是相形见拙。 一翼是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矛盾，这个矛盾集中体现在文革运动的初期“破四旧”阶段，和文革后期的清理阶级队伍时期，这个矛盾是精英阶层的“内部矛盾”；许多文化名人自杀，如老舍等，实际上就是发生在这两个时期。 另一翼是官僚精英群体内部军队干部、军转干部、南下干部与地下党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和地方干部之间的矛盾，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矛盾，这个矛盾体现为政治权力格局重新划分的争夺战，这个矛盾主要体现在文革后期，当然这个矛盾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间断过，在建国之后在共产党内也是表现为紧一阵松一阵，这个矛盾也是官僚精英阶层的“内部矛盾”。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和最严重的人身迫害事件，都是由于这样一个矛盾所引发的，例如号称文革第一、第二大冤案的内蒙“内人党冤案”和云南“赵建民特务案”，都是因为当权派内部权力斗争引发的，其中内人党冤案实际上是军队专业干部（华北兵团聂荣臻、杨成武老部下）与地下党干部的矛盾引发的；赵建民特务案实际上是刘伯承、邓小平旧部与边纵和留用旧人员之间的权力斗争引发的。 而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如武汉的钢新之争，则是造反派内部的人民内部矛盾，在夺权开始之后开始带有一部分权力与影响力之争；另外一个关键原因是因弱势一方，容易受到强势一方的渗透和分化，无法完成内部的整合过程，这在后期造反派挨整期间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个矛盾的后果实际上是造反派无法凝聚自身的力量，捍卫自身的合理地位和权益，也不能集中力量一致对外，去清算当权派的罪行和督促他们实现转变。

一个特殊的情况是在上海一月夺权之后，部分造反派和军队干部一起镇压继续造反的造反派这一现象，这是后来文革中间造反派内部武斗最严重的肇因。实际上是造反派已经成为当权派，为了保护政治利益，在部分当权派的支持下，行使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例如上海的“工总司攻打上柴联司”，重庆“八一五”参与镇压“砸派”。后来在夺权之后，许多地方的造反派分化为拥军派和反军派，拥军派在多数情况下是新保守派。而且这个时候也已经没有人自称为保守派了。另外的原因，早期当权派对造反派的鄙视和准备秋后算帐的想法，已经有所改变，为此也加强了对造反派的渗透和分化工作，目的还是不变的---尽可能地维护既得 利益和复制那个保护既得利益的政治体制。这个矛盾实际上仍然是当权派与造反派主要矛盾的转化和新的表现形式。 在以刘邓陶为符号象征的当权派看来，以林彪为符号象征的军方势力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革运动势力（含造反派）是一样的，因为一个从台下对当权派的政治利益和优势地位构成挑战；一个从后台冲上前台来抢夺政治利益。保守派与当权派的观点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端视这个保守派的恩主是谁，他们能够从谁手里取得利益，有拥护刘邓陶的，也有拥护林彪的。联动很明显就是反林彪保刘邓陶的组织，同时他们在血缘关系上，本身多数也是老干部第二代，后来被对立面讽刺为“保爹保妈派”。而作为新保守派的拥军派，明显就是拥护和依附军队体系的当权派的，而且是靠反对和揭批刘邓陶来确立自己的造反派地位的。 在造反派看来，刘邓陶集团与林彪集团是穿同一条裤子的，在不容许不同意见、动用专政手段清除异己、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抢夺政治利益方面，没有根本区别，都是坚定执行镇压造反派政策的。对于造反派而言，与老干部群体和老红卫兵的矛盾，只是文革初期的一个小小的过门和序曲，称不上是主流更不是高潮。

从今天的几本文革史的叙述模式看，基本上是刘邓陶和联动的文革史，叙说的都是他们的独特感受，相关历史事实也基本上是按照他们的需要进行取舍的。但是在文革中间，这一部分人的活动时间和范围都是比较少的，实际上并不能代表文革的过程，是代表性最为不足的群体，他们与造反派的纠葛也相对少得多。对造反派而言，提到文革给造反派带来强烈印记的，不是刘邓陶为符号象征的老干部群体，也不是以联动为代表的老红卫兵，相比较而言，拥军派和林彪集团的代表性要超过他们许多。而造反派与当权派的纠葛则伴随文革过程的始终，最具有代表性。

二○○叁年七月二十一日


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老田

一、个人出身

1949年出生于武汉，小学在华师附小，中学在马房山中学，高中在武汉叁中。父亲在大革命时期，于1925年参加了共产党，在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为了生计考入铁路当押运员，积攒了一点钱，后来考入中华大学学习，毕业之后在省立一中当校长，后来在十四中当校长，在抗战期间十四中内迁到湖北恩施，作为公职人员曾经集体加入国民党，因为人少，还身兼叁青团区队长，就是支部组织。在解放战争期间又与党取得联系，回到党内，家里曾经作为共产党的堡垒户，掩护过五师的一些同志，如文敏生、刘建勋都曾经帮助送出去。大哥在抗战中牺牲。1954年搞共产党员重新登记，根据刘少奇提出的八条党员标准，武汉市委的余杰劝我父亲自动退党。本来我父亲在十五中是校长，退党后调到马房山中学就是副校长了；原来我父亲是人大代表，后来就换成政协委员，再后来就在武汉市文史馆担任第一副馆长。当时与父亲交好的许多人，在党内斗争中下台的处境，父亲都很同情。我个人对这些也有很具体的体会，在马房山中学读书时，小伙伴朱力的父亲当时是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结果在改正通知书下达的前几天自杀了。所以从小愤恨那些极左，痛恨滥用优势地位，欺负弱者。

二、文革初期的思想

当时思想还是比较单纯，整个社会氛围都是接受毛式革命思想训练，曾经参观过四清和社教展览，学校有时还请一些老革命作报告，自己也开始想一些问题。66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有些影响。当时我们学校组织去武大和武汉医学院声援，他们已经抛出了叁家村。在武大看到一些老教授挂着牌子扫地，因为与自己比较不相关，也就是看热闹。因为自己是学生干部，顺理成章地成为班上的文革组长。在工作组的主持下，重新选举了文革领导小组，管一些事情。我的思想因为家庭影响，有点偏右。因为父亲是老知识分子，跟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共产党既爱又畏惧。在填写个人家庭出身的时候，父亲要求我要把他曾经加入国民党的经历如实填上，说不要对党隐瞒。当时省委布置各个单位都揪叁家村，也蔓延到我们学校里来了。武汉叁中处于汉阳地区，由于地域的关系，同学家庭出身多数是小商小贩，工农子弟很少，象我这样的家庭出身是很好的。我个人对参加红卫兵很矛盾，就回家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说我不能参加，他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是受改造的对象，要学习。当时每听到喊一些极左口号，看见一些出身不好的被罚跪、抽打，我就觉得心里剧痛，好象就是冲着我来的。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连唱东方红的资格都没有。血统论在北京高干子弟中兴起之后，我们学校里那些叁字兵，也到处张贴的都是鬼见愁对联。在每个教室门口，都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感到他们在伤害做人的尊严，个人对此非常不满。在工作组的主持下，叁字兵搞得一些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灰头灰脸的，正常上课也已经停顿了，当时写大字报和大批判都是打死老虎，叁字兵把一些特级教师挂上牌子，折磨出身不好的同学。后来就发展到出去抄家，而且还专门拣路近的和熟悉的同学家去抄。当时不去参加还不好，一次我跟着他们去了一个同学家里，这个同学父亲解放前是汉阳工商联主席，算是一个小地方的巨头。我从前去过他们家，他爸妈对我们都蛮好，我看到他们把他爷爷搞到院子里跪着，逼着他们交金银财宝，交变天帐，在家里撬地板到处找。许多年后，我见到这个同学都还很不好意思，虽然我没有动手，但总是跟着去了。后来一段时间，我就经常往湖大跑，白天去看大字报，吸收中央精神，感受大学校园的气氛。晚上校园里也是透亮，到处都是搭的大字报栏。我就在那里看和抄大字报，还捡些传单回来。看到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之后，心里觉得很是舒服，衷心崇敬，你红五类再革命，也只有团结而不是压迫他们，才能解放全人类。我看到陶铸关于怀疑一切的信，也很信服，觉得就是要把许多东西头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剥离，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需要重新进行思考和检验。我自己还写了许多文章，积极参加怀疑一切的大辩论，就是要把那些陈腐的、禁锢人的一套东西砸乱。在工作队的主持下，把平静的校园分成两群，一群骑到别人的头上，另一群被损害。逐渐地你挂你的红袖章，我挂我的。开始的时候，我在学校里还是对毛主席那封信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理解，把中央文革一些人批判极左和过激行为的讲话，作为北京来电，抄出来张贴在校园里，在校园里进行宣传。后来胆子大起来，慢慢地就成为被伤害的那一群人的保护人。这些人都跟我比较接近，一起去湖大去看大字报，跟梅子惠和贾佩佩他们认识得比较早。因为在汉阳非常压抑，就经常步行经过长江大桥，到湖大去听他们讲演。

叁、造反派的产生和壮大

许多人说造反派参加文革没有自己的动机，说自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毛主席和共产党固若金汤，就是真的需要保卫，我们也没有资格。心灵深处就是有对当时的社会情况不满，为改变这些而有所奋斗。说参加文革是受感召或者是被蒙蔽，都过于肤浅，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规模空前的社会运动，把整个社会彻底搅动了，建国前的根根袢袢，建国后的矛盾纠葛，都是沉渣泛起，在这样的大力搅动之下，都表面化了。各个不同境况的人群，都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在革命的站队和语汇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当时各种各样的组织都有，如有一个组织叫做五八二，参加者就是1958年参加工作还是二级工的人，他们对自己的经济地位不满；还有复员退伍军人组织的红卫军和上山下乡知青的组织等等，后来反经济主义妖风他们就都跨了。造反派就是在批判资反路线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的力量，就是对于当权派使用抓反革命、右派或者纠缠历史问题为手段而排斥异己的不满，希望能够借此机会，终结这一不得人心的政策，求得自身的解放。由于当权派随意打击和断送别人前途的行为由来已久，在文革初期的50天又有一次高潮，因此这一倾向伤害的人数最多，受伤害也最深，同情他们为他们抱不平的人也着实不少，所以文革中他们就成了运动中最坚定的一群，在十年文革中间始终是当权派的主要对立面。特别是这一派在文革中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和两报一刊的舆论支持，逐步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和组织，就必然在文革中就成为了主流。我们当时衷心拥护毛主席，实际上就是对人世间的不平、对强者肆无忌惮地欺凌弱者怀有义愤，因为毛主席亲自为被当权派无情打击的学生平反，用非常激烈的语言来抨击那些恃强凌弱的当权派，是搞“白色恐怖”和“形左实右”。关于运动的对象是谁和不应该是谁，在毛泽东那里的表述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反对“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在造反派那里就具体到要反对把弱势群体作为打击对象，这非常集中地体现在保守派和造反派关于“血统论”和“怀疑一切”的大辩论中。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不敢正面针对叁字兵的极左口号，主要是利用中央首长的讲话，如陈伯达和戚本禹对过激做法的批评。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之后，我们就和他们撕破脸皮干。本来叁中的工作组组长是孙德华，与我个人关系不错，但是我们要革命，也顾不了那么多，一样参加抢黑材料。在舆论准备的过程中，组织上也做了一些准备，在极左路线中受到压抑的师生经常进行交流，有心心相印的感觉，后来就自然地形成了叁中造反派的核心。这些人是叁中最能干的一帮人，后来当权派不用这些人都不行。我们起来之后，就是要批判资反路线，我们积极参加怀疑一切的大讨论，所有的造反派都赞成。就是要思考有没有可能存在100%的反动派，出身好坏，是不是就决定个人的立场，那一场讨论反映的就是社会真实情况和思想情绪。我就是这样很自然地成为头头，拥戴我的也都是那些资反路线的受害者，就是在运动初期对运动方向和现实的不满的多，势力逐步壮大，最后整个叁中没有第二派。后来封闭湖北日报的事情，我也参加了，凡是对现存当权派体制的冲击我们都参加。开始都是局部和零星的组织，后来华工的聂年生找到我，聂年生这个人是个独行侠，也像是个牧师，只管到处布道，不善于组织。在11月份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红反团，主要是中学生的组织。我们找到市委，要办公地点、资金、纸张等东西，也是孙德华当联络员，书记辛浦批了2000元钱给我们。我们在汉口民众乐园背后的一栋二层楼里办公，可能是文化局的房子

四、从批斗走资派到夺权经过

在武汉全市性批斗走资派的高潮中，辛浦、宋侃夫和邓肯都曾经在我们学校呆过半个多月。我跟他们接触比较多，他们也给我讲了一些事情。虽然当时认为他们是走资派，但是还是把他们作为老革命看待非常尊敬，而且我个人对老干部也有感情。我们在吃住上面，也惟恐没有照顾好他们，晚上就给他们叁床棉被惟恐把他们冻着，因为当时天气已经非常寒冷，非常关照，辛浦说呆在叁中不想走，我跟他开玩笑说，现在开批判会要打倒辛浦，他也跟着喊打倒辛浦。最有印象的是邓肯，他说自己与邓小平不是真正的亲兄弟，至少是不同母，在年齿上也很悬殊，小时候因为邓小平出洋读书，感到他是见过大世面的，很崇拜他。他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是李富春，跟蔡畅大姐的关系，也远远比嫂子卓琳亲近。他自己不是刘邓线上的人，在西南地区是反对李井泉搞“瞎指挥和浮夸风”的先锋，因此被打成右倾，也是吃了他们的亏的，此后与邓小平更是行同陌路，平反后也不去小平家。叁年困难时期，重庆市委搞了一些蜜橘和榨菜，要他代表市委送给小平，他在小平家里坐了两个多小时，卓琳才出来敷衍了几句，连饭都没有吃，他的小孩在北京读书也不去小平家。倒是李富春和蔡畅大姐对他比较照顾，有时候还过问一下他的情况，为了走出李井泉的阴影，就求李富春把他调出西南局的地盘。他说自己跟小平完全是两码子事，把他说成是邓小平安插的钉子，是天大的冤枉，他自己也要打倒邓。他当时是武汉主管教育的副市长，从他说的情况看，比较入情入理，可能并不是为了洗脱自己的编造。那个时候，在批判王任重的时候，在王任重家里找到许多四旧证据，于颜面上很不好看。一天邓肯对我说，小谢，能不能请你帮个忙，我家里也有些四旧，应带头破掉，要我帮忙找他的夫人递条子，要他的夫人按照条子开列的项目，把一些东西主动清理掉。后来他跟我的叔父谢威说，你的侄子是真正的革命小将。另外还有一个人在我们那里的是宋侃夫，他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沉重，他是四方面军的人。他说别的红军长征一次，他们是来回折腾几次，雪山爬过去了又爬回来，再爬过去。在延安的时候，就像是孤儿一样，遭到别的山头的歧视和白眼，延安审干运动破除山头习气，强调纪律和团结，对历史问题和责任作出结论，他是衷心拥护的，深切地感到毛主席带来的温暖。这些人因为跟造反派深入接触过，从来就不把造反派看作洪水猛兽，对造反派反而有感情。我们也没有要他们坐飞机，更没有罚跪，在出席批斗会的时候，给他挂上牌子还说对不起，下来就赶紧去掉。有一次百万雄师的人知道宋侃夫从北京回来，在火车站把他捉住，准备了一大盆墨汁，把他的双手按进去，说他是武汉市文革的大黑手，同情造反派看来就得罪了百万雄师。这些人当时的说法也许并不是有意说些假话，他们回到市委工作以后，我们的关系还是蛮近。不过这些人身上的官僚主义可也不是说着玩的，真的是很厉害，一次批判大会上跟汉阳区长张孝成在一起，张跟宋侃夫打招呼时宋不认识他，宋侃夫作为市委书记，竟然连下面几个区的区长也认不全。在湖北大学31号楼的时候，跟张华、刘真和孟夫唐他们接触就比较多，他们当时就住在那里，这几个人后来都同情造反派。当时外面的百万雄师在到处搞进攻，引发大武斗。我就帮助他们做联络员，促进干部转化工作，张华经常叫我去通知哪个厅长或者部长过来谈心，我就骑自行车去省委那边找人过来。后来张体学说张华是“又脏又滑”。当时卜盛光、李守宪、王盛荣这些老资格的共产党干部也在那里，王盛荣是二十八个半之一，卜盛光在长征之前就是浙江省委书记，后来在察哈尔省委书记任上与刘少奇接触比较多。根据他们跟刘少奇曾经有过的共事经验，在提到刘少奇的时候殊无好感，说这个人一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搞形左实右，解放前华北土改时期甚至是在抗战期间就是这个样。这些人从前就瞧不起刘邓，后来也都属于永远得不到重用的人，后来给他们落实政策，卜盛光就是安排了一个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王盛荣担任过湖北省政协的常委。在1967年初，上海夺权之后，两报一刊社论都加以肯定。我们在区人委的楼上，机关干部都往我们这里跑，好象公章不交给我就不安心似的，怕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结果我那里就集中了满满一书包的章子，我感到完全应酬不了，保管都是个麻烦，就把章子交到人武部去，部长后来说他也没有办法。我们的广播站也是整天播送中央精神，两报一刊的社论，穿插一些我们的口号，或者自己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讲一通。到现在还有许多老人记得我的演讲内容，说我当时的理解比较深入，分析形势能够深入浅出。这个广播站就设在汉阳最繁华的路段钟家村。

五、从为工总翻案到七二○之后的一边倒

在二八声明出来之后，我们是拥护的，成为香花派，就参加大辩论。二月逆流来了，感到很受压抑，我到红楼去，在那里碰到二司的张良栋和李莉，就说我是叁中的，想要请杨道远去叁中做报告。当时杨道远就在场，我不认识他，而且他其貌不扬，我就没有注意到他。后来杨道远和张良栋都去了，看到叁中架着高音喇叭，整个学校都是造反派的天下，老杨也很高兴。这样开始，我们就加入二司了，但是我们始终有很大的独立性。相比较叁新而言，二司里面还是有许多得力的人，因此二司的组织发展得比较大。

1967年3月17日，工总的主要头头全部被逮捕。我们为工总翻案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求把这些人放出来。大概4月下旬的时候，聂年生和梅子惠来到叁中，我们一起商量，决定选择汉阳轧钢厂工人夏邦银作为突破口，为整个工总翻案。我就把叁中红岩的几百人，拉到汉阳公安分局，架上大喇叭，设立营救夏邦银火线指挥部。我们选定夏邦银，是因为他本身是劳模，又是党员，而且他不是工总的勤务员，连在厂里都不突出，所以从轻处入手。这个事情也没有来得及给二司和老杨他们通报。当时聂年生就带着华工的学生，从关山游行几十公里，到汉阳来声援我们，梅子惠也带着湖大学生来声援，结果许多市民也都前来慰问声援，引发全市性的声援高潮，成了当时的一个前沿阵地。水院的丁家显也常来，王文忠常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造势，到处贴大字报，中学生是大学生最好的帮手。我们还到省委市委要求给夏邦银平反，还带叁中的学生在市委绝食了两天。这个时候也是孙德华出来跟我接触，以前我们成立组织找市委索要经费，也是找他，他是辛浦的联络员，我们叁中的工作队队长也是他。他说小谢你怎么又来了，有什么事好好商量，别把同学们饿坏了，他还把市委大院医务室的医生找到现场来照看。经过几个波折，到五月中旬的时候，夏邦银就放出来了，我们感到是个很大的胜利。这个时候二司的主要工作，还有一项就是为工总重新树旗，因为工总的头头被抓之后，基层组织就没有了，就是相当于我们自己为他们平反，帮助他们重新组织起来。我们在外面绣了一二十面钢工总的旗帜，逐一地送到工厂的工人手里，事前都约好。虽然许多单位工总的头头被抓，那些战斗队员还在，人还在心不死，我们去几百人主持会议，跟他们把旗帜一插，他们就又组织起来进行活动。象冷冻厂，水泵厂，带钢厂，锻压厂，还有方斌所在的武客等，我们都去过。因为二司跟工总的关系密切，他们后来内部扯皮的事情，有时候也把我请去。那个时候二司的学生非常活跃，工总重新树旗之后造反派的力量增长很快，后来对立面的百万雄师，就开始动用武力。在打了几场之后，我们学校在汉阳区人委设的广播站，就被他们在6月6日这一天砸了。他们还扬言要攻打叁中，我们确实比较紧张，跑到冷冻厂联系，他们帮我们做了一些武器准备防御，就是把钢管的一头打扁磨快。我总觉得不好，也不敢想象真的往活生生的人身上扎。后来我们就跟梅子惠他们联系，撤到湖大31号楼。夏邦银放出来后，在厂里名声大噪，造反派的实力迅速增强，百万雄师又扬言要打汉轧。老夏找到我，呼吁我们去援助他们，我们就去了一部分同学，在百万雄师打汉轧的时候，许多学生与工人一起浴血奋战，其中叁中的同学陈宗汉，后来在百万雄师攻打汉轧时受重伤，大腿被百万雄师的人戳穿，后来做了截肢手术。在百万雄师打汉轧的时候，另外还很有几个同学受重伤，都住在五医院。因为五医院条件差，而且汉阳造反派的力量不行，觉得不安全，就跟湖医联系，要华工的郭保安搞了救护车，分叁次把他们都转移到湖医来，在这里进行治疗。因为汉阳叁中的风头太旺，百万雄师的人就开始注意我，他们通过当权派发动的“红城公社”（我们都称他们是横扯公社）的居委会的人，把我的家庭住址告诉汉阳区委干部子弟组成的保守派组织---旭日。有一天晚上我刚刚回到家里，“旭日”的人就来敲门，当时听到外面的情况不对，我就家里北边的窗口翻出去，跳到地上，然后拼命跑，他们在后面追，我沿着腰堤路往鹦鹉洲方向跑，因为那里的造反派势力比较大。结果在路上碰到锅厂的百万雄师，他们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是叁中贫关组织的人，他们把我捉住到叁中对质，结果是红岩的头，当时就把我的眼睛一蒙，往死里打，而且还关在汉阳铁中，他们只要是想打就过来揍我一顿，最后实在是看着快不行了，才把我丢到五医院门口去。在五医院经过处理，打了吊针，第二天还是觉得不安全，等身体稍微恢复一点，就一个人离开医院，走过长江大桥最后到达水院。那个时候好象到处都可以住，就睡在教室里，有时候蚊子多实在睡不着，就钻到王文忠他们的床上去睡一觉。当时也不知道是谁给我的红绿饭票，伙食很好，经常有荤。大学生的伙食标准每月是十叁块伍，比我们吃得好得多。我父亲那时到广州部队的堂兄那里去了，我哥哥在西安上大学，我跑出来不敢再回去。在百万雄师造成的恐怖气氛下，按照武汉人的说法是我家里被“翻了门槛”，母亲就带着姐姐和妹妹，躲避到武昌大堤口的一个远房亲戚家里，不敢回家去住。因为对保守派造成的恐怖气氛铭心刻骨，所以以后许多年，母亲看到我的造反派朋友都是亲得很。我在水院住的时间很闲，天天就是看看大字报，下午还去东湖游泳。在7月中旬的一天，有宣传车开到水院来，广播说王力、谢富治到了水运，感到心里久受压抑的东西一下子被点着了。在720这一天，我经过洪山宾馆去大堤口去看母亲她们。在路上看到一车车的百万雄师，感到寒气逼人，喊的口号杀气腾腾，许多军人荷枪实弹，有时候他们随意指着一个人说他是钢工总的，就冲上去拳打脚踢。真切地听到受害者的惨叫，我当时真有一种想要流泪流不出来的感觉。

723中央表态之后，大家才扬眉吐气了。从心底感到解放，许多人欢欣鼓舞，说武汉的公鸡下蛋了，武汉的工总翻案了。那个时候百万雄师都作鸟兽散，回汉阳之后已经没有对手了，我也感觉到非常疲劳。这个时候已经是一边倒，百万雄师和叁字兵都蜂涌而来找我们，有的还写了血书，要跟着我们革命。那简直是势不可档，那些从前的保守派惟恐别人说他们自己不革命，叁字兵都搞了一个组织，来造他们自己的反。叁司里面就有成立了一个叁司革联，那些个叁司革联的人，在见了军拐子的时候蛮下贱的样子，也确实反映了这个运动里的左中右，适者生存，风向转得太快，看来还是留有后遗症。当时我们也去公安厅抢了一些枪，我们去得晚，都是破枪，好枪都被武锅的人抢走了。我非常不满，去二司的时候找李莉，他有一把短枪，看见我想要，就给了我。我挂着短枪回去，同学们心理不平衡，他们都是一些叁八大盖之类，而且绝大多数枪根本就没有枪栓，都是拿在手上装装样子。有一个同年级的同学，名字叫做刘国栋，他是学生会的部长，叁代血统纯，所以参加了叁字兵。其实这个人是个老实砣子，一点都不坏。当时许多单位要批斗百万雄师的坏头头，就来我们叁中来拉两车学生去参加，以壮声势，学生有时候就拿着枪对准他们喊老实点。这个刘国栋也拿了一支枪，当时也都不懂，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枪里有一棵子弹，结果在红星化工厂的时候，枪走火了，子弹从百万雄师的头目的腰里穿进去，从脑袋穿出来，当场就打死了。这下子出了大事故，他吓得六神无主，我也知道不妥，就急着跑到军管会去，碰到的是公安联司的人，问怎么办，后来我们还做了笔录，送到公安局给田学群他们，他们说既然已经查清楚是事故，就放一放。到68年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追来了。一次我在二司参加完常委会议，搭张钊剑、刘海江他们的车回汉阳来，他就问我这个事情，我就把前后经过告诉他了。等到我们要下乡的时候，家属就找来了，要交凶手，我没有办法只好告诉他们。经过审讯，刘国栋家里出身好，除了这件事之外，没有其它问题，又放出来了，他亲自上死者的家门，说以后就当他是他们的儿子一样，孝顺他们的老人。四人帮粉碎之后，又抓了他，死者的老婆亲自去找法院，要把他放出来，才算作罢。刘国栋也失去了下乡资格，安排在街道做清洁工，他一辈子背着这个阴影，现在也很惨。要不然的话，按照他当时在学校的情况，应该有比较好的前途。后来把这个事情也算在我头上，说我们组织搞打砸抢。其实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批斗会是厂里自己来招呼去的人，我充其量负有领导责任，因为他们在别方面找不到什么过硬的材料来整我，恨不得把这个事情说成是合伙谋杀。

六、支左与串联的经历

后来许多人号召说武汉的造反派已经解放了，但是要支持外地的阶级弟兄。因为哈军工在武汉曾经和我们一起战斗，对我们有恩情，而且当时黑龙江的炮轰派受到潘复生的压制，现在是他们处境困难，我就想着要去支持他们。我跑到二司找到樊兴成要他给我出介绍信，然后拿着这个介绍信又到军区叁办去转介绍信，要去黑龙江支左。我就领着一二十个人出发了，中间经过郑州和北京中转，在到达沈阳的时候，住在东北工学院，他们那个时候沈阳分成叁派，联指、八叁一、东工，武斗非常厉害。东北工学院把几百个厅局级干部集中在他们学校，好象是办学习班的架势，我在那里见到杨春浦，是后来参加湖北省革委会的杨春亭的哥哥。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到处的广播就是北京支持你们武汉的革命派，我们出发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红火。在沈阳的时候，我们一出示介绍信，都纷纷有人来请我们去做演讲，至于当时讲了什么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不过每次都是掌声雷鸣。东北工学院的人帮助我们做了一面崭新的“武汉钢二司”的大战旗，我们拿着战旗参加他们组织的全市大游行，我们的前面是一辆消防车开道，我们的车子就在第一位，在我们的后面才是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的车子。支完沈阳之后，我们又继续上哈尔滨，去支持炮轰派。后来九月五日江青有一个讲话，说大家要回去，同时还发布通告结束大串联。这样我们就凯旋而归。

1968年11月，曾思玉刘丰说要按照行业、系统和班级实现大联合，要彻底地铲除山头，于是钢二司就要进行倒旗。我们集中在武测的大操场聚会，用环行照相机照了合影留念。当时因为大学生也已经要分配了，庞道明在这个会上有一个激昂的演讲。因为没有了基层组织，红代会慢慢就成了空架子。另外我还有一次串联经历，就没有那么惬意了。因为我当时因为枪走火事件的牵累，也已经失去了下乡资格，就想着出去串联，在九大之后我们去南方，身上只有10元钱，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先到了株洲。我的二姐和姐夫在那里，我们去331找他们，当时姐夫刚刚跟姐姐结婚，正处在图表现的时候，竟然出手就给了一百块钱，那时候可是不小的一笔钱。我们就继续往桂林和湛江方向前进，在广西的时候造反派422已经被保守派联指彻底打跨，由于自己不知道深浅，在火车上检查的时候，说自己是武汉钢二司的人，这下子可不得了，在柳州的时候被他们的工纠搞到指挥部，最后送到箭盘山收容所。那个地方里面关的都是422的人，再有就是一些国民党元老。那里比坐牢都不如，不仅蚊子厉害咬死人，而且内部环境极为糟糕，马桶就放在室内叁分之一的地方，大小便狼藉，臭气熏天，睡觉只好用被单蒙住头。他们一搞就提审422的人，也有人死了就用被单裹着抬走。上厕所还要报告，一天吃两餐九两米，都是糙米。在吃饭之前，还要背诵毛主席语录来作践自己，指定的句子是什么“带着花岗岩的头脑去见上帝”，还有就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夜幕降临之后，他们还在里面搞几个人自己来斗私批修，把422的人搞几个跪在地上，拳打脚踢，血流满面惨不忍睹，然后血淋淋的抬出去。白天有的时候要到机场去劳动，拔草，在那里看到许多北大清华的，也有的是知青被他们捉来的，都是蓬头垢面的。我在那里20多天都是觉得痛不欲生，在拔草的时候遇到一个枪兵，他是襄樊一中的造反派，我就托他给汉阳叁中的写信，要他们去函要求把我送回来。那个时候我还是叁中的革委会副主任，有所在单位的证明，他们才肯遣送回去。一个工纠的小头目带着两个枪兵，押送我坐着闷罐车回武汉，在武汉火车站附近，我看到街上许多标语，正是反复旧的高潮。我的心情大为振奋，下车后我就恶狠狠地对那个工纠的小头目说，老子是响当当的造反派钢二司的，这个时候许多工人都拿着锤子什么的围上来，想起柳州的待遇和他们对待422的手段，我狠狠地掺了他几个大嘴巴，他和两个枪兵都傻了，不敢乱动，然后我就自己走了。本来我是没有下乡资格的，在1969年5月反复旧的时候，他们巴不得我早点走，免得留在武汉找他们的麻烦，就很快下户口，落户到宜昌去了。汉阳区还特地派了一个干部陪我去宜昌，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做了交代。此后我就开始了在农村的生涯，其它人都陆续回城走光了，我就是回不来，当地农民推荐了许多次，都不行。最后宜昌县管知青工作的副县长刘兴举直接对我说，小谢，如果上面不做安排，你们就不动，推荐是一百次也是没有用的，这才知道当权派已经把我打入另册。

七、为杨道远翻案与补台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时候，我去找省委书记们。在1974年3月17日，省委姜一书记找我谈话，说你们都是文革中的新生力量，在农村这么多年，中央有精神，省里也有个安排，你们是青年当之无愧的好代表，准备补台任命你当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当时我连团员都不是，我到团省委直接由毛局元和张立国做介绍人，拿了一张表给我现场填好，搞火线入团。这个时候，长江日报也找我约稿，以纪念文化大革命8周年的契机，要我写一篇纪念文章，配合补台的舆论。王克文还找我谈话，要我好好干，说省市委对我们寄托了很多希望。我们当时也不是想要当官，更不是要夺权，后来说是我们要抢班夺权，这实际上是黄袍加身，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回城。在我去东北支左的时候，实际上造反派内部已经开始进行大联合，开始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时候，我对这些没有兴趣。后来军区张玉华主持筹备省市革委会叁结合的事情，在滨江饭店、德明饭店谈判，我父亲说最好要内敛一点，我就没有继续参加，当时杨道远和方保林还对我有意见，说不打招呼就跑了。我在农村呆了七年，当时别人已经是谈婚论嫁，我们当时回武汉连5分钱的车票，都要向家里伸手。实在是因为在农村那么多年出不来，有这个补台机会就接受了。

1974年的时候，大学生们也都回来了，省委补台不考虑补他们，大概是要单纯一些的、好盘的人。我们也是不识相的，每次见了书记们，就要谈为杨道远翻案的事情，这个问题最让他们头痛。省委组织部长薛坦召见我们的时候，他的秘书跟我做手势，我不吃他那一套，照谈不误。我们还在水塔那个地方出了一大版，要他们还我杨道远。此外我还在武汉的几个主要的中学召开了多次会议，如武汉一中、叁中、实验中学、华师一附中，组织全市性的中学生游行，呼喊口号“还我杨道远”。游行之后，宋侃夫找我到他在车站路15号的家里去谈了一次，他对我说：小谢，不要再这样做，这搞得我们很被动；关于释放杨道远的事情，总理的联络员来电话有记录，有总理的话在那里在，我们对总理要有个态度；你要听我的话，别老是跟省市委将军。他没有说个所以然出来，这个思想工作就没有效果。

1972-1973年我们还在学习班被迫交代问题的时候，就组织材料，给敬爱的周总理和江青同志等写过信，希望他们过问杨道远的冤案。杨道远最开始是在北京学习班里被陈伯达点名，说他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后来湖北省林彪集团的死党刘丰等人，又给他加上北决扬反革命组织总后台的罪名，这些都是莫须有的。直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我们还在为杨道远翻案。杨道远这个人非常有骨气，原则性很强，从来不把事情推到别人身上，都是自己担担子。在我们给中央上书的时候，我们还是想着搜集材料证明杨道远没有反周总理，很崇敬他，后来我们见到丁家显，他说作为一个没有政治经验的学生，在运动期间对领导同志有些怀疑和异议，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也算不上犯了王法。省市委领导多次打招呼，叫不要跟杨道远搞在一起。可能是我们表现的冥顽不灵，所以关于补台的文件---湖北省委9号文件，已经上了印刷机，仍然是撤消了，我们仍然要回到原来的农村去。

八、寂寞

1974年朋友从广州回来，带来李一哲写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我认为写得非常好，在那样的高压下还敢于说真话，我感动得流泪。我连忙送给朱鸿霞和胡厚民他们看，邓国栋对我说，这不过是北决扬的陈词滥调。他的淡漠使我感到莫名的悲哀，对他们极其失望，由此想到，如果文革真的是全面夺权由他上台，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邓国栋好象急着要与自己或者过去划清界线。我当时想到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所具有的人格力量，他们宁愿流放到西北利亚也不放弃自己的信念。那个时候跟旧日的朋友战友们谈话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敞开胸怀，我感到深沉的寂寞和悲哀。看到法制这个很新鲜的字眼，就去看了不少西方启蒙时候的书籍。也看了资本论和反杜林论，虽然看不太懂。当时特别希望找到真正的朋友倾心谈一下，有一点心事浩茫连广宇的感觉，结果却是拔剑四顾心茫然，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当时在读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本书的时候，联系到自己的经历，真感到字字句句在心头。在文革期间，鲁礼安的《北斗北斗、谁主沉浮？》和湖南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也因此对我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为杨道远翻案的时候，我去找过以前的战友，他们一些人却要先救活的，甚至还派方斌和庞道明来跟我谈过一次话，要我注意策略，要从新一代成长的角度来看问题，注意一个分寸；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流寇作风，遇事都不请示。一些工总的同志还说，要我最好不要纠缠历史问题，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当务之急是不能把位子让毛局元他们占据。我记得在1967年的时候，我们二司到处为工总翻案，杨道远说我们是唇齿相依，为他们翻案是不遗余力的，这在我心理上也产生了巨大的落差。

九、从回城到挨整

由于长时间没有办法回城，几乎已经不抱希望了，甚至是想要搞个伤残什么的来离开农村。后来武汉铁路局招工，辗转托一个朋友的岳父帮忙。他当时是武汉市铁路局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的成员，武铁分局的党委常委。后来李大强告诉我，是韩宁夫和赵修给他打招呼，说准备把我补到武铁分局当革委会副主任。反正总算是回来了，这个时候已经是1975年12月份了。回来之后，省委书记赵修把带着到铁路各个局站介绍说，这是小谢，省委准备要补台，把他安排在武铁分局当革委会副主任，最远的地方去过十堰和六里坪。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参加路局和省市委领导一起去火车站接难民，做秀拍新闻。当时因为地震受伤人数太多，京广全线沿途的城市医院满了，就一直向下安排，许多人就到了武汉。

1976年搞得比较多的事情，就是为杨道远翻案，一直都是写信给周恩来、江青、王洪文等人，后来就因此说我跟四人帮写效忠信，恭喜江青做女皇什么的。

1976年4月8日，省委书记正在开广播会议，被杨逢春、李承弘他们知道了，要他们去人民群众面前去表态。我们进入省委办公楼一个个办公室找，最后我看到他们在那个会议室里，就把门一敲，要他们中断会议，跟我们一起去跟群众见面。宋侃夫说要有个值班的，刚好我今天值班，是不是我留下来，我们就同意了。最后我们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人请到大交通车上去。因为要等待汉口这边布置会场，我们就把车子沿着水院到广埠屯转一大圈，田学群布置会场。后来赵辛初说我们要解小手，我们就到龟山脚下的公共厕所，看着他们方便。因为当时担心如果万一有人打他们一下，或者他们自己想不开，所以很紧张，他们年纪都比较大，而且赵辛初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我们到达武胜路之后，已经是人山人海。赵辛初他们一个个沿着长竹梯子爬上新华书店的屋顶，最后他们还都算是做了明确表态。朱鸿霞、胡厚民都在这个会议上讲了话，会议是田学群主持的。会议结束之后，省委的车队就来了，就把他们交给省委秘书长陈克东他们接回去了。后来我们挨整的时候，把这个事情渲染得完全是不得了，说我们中断了省委领导的电话会议，造成全省革命和生产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十月上旬的一天，一些朋友在我家里聚会，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儿子李江也来了，他说王张江姚被抓起来了。大家就七嘴八舌说是右派政变，还猜测上海那边会不会有动作，甚至说到要上山。我当时有一份谨慎，联想到我们会又有一段非常难受的日子，要大家赶紧散了，不要再议论这个事情。我去告诉长江日报的邓国栋，他还不相信，说根据报纸的报道口径推测应该如何。再接着就听说朱鸿霞他们下落不明了。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刚刚去世，父亲去了株洲姐姐家里。我当时在铁路上分配的工作单位在铁山，我想我应该回铁山去了。我到单位之后，因为曾经是准备补台的人选，所以受到他们非凡的礼遇。因为当时气氛已经不是很正常，我想应该先去探访一下父亲，没有向单位请假就去了株洲，在那里和父亲一起呆了两天，果然这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回来之后，武汉铁路分局百万雄师的头头陈文彩带了铁路的人来捉我，因为赵修曾经带领我到处吹，说要给我补台当武铁分局革委会副主任，他把我当了一条大鱼。当时听说流传一个造反派的联络图，在这个图上我的级别蛮高。这次被抓实际上不是组织行为，而是百万雄师的人看到势头有利冲出来行动的，很久之后，武铁分局的党委经湖北省委批准，才作出对我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这个时候我已经被关在地下室很长时间了。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我成天被他们许多前呼后拥，曾经被他们押到武汉体育馆参加铁路系统主持的夏朱胡批判大会，这是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见到他们。因为没有什么过硬的材料，刘国栋枪走火打死人的事情，就被他们说得复杂无比。到了春节的时候，他们看实在也没有什么问题，就说谢先生也没有蛮大的问题，放叁天假回家去。回家之后也是凄凄惨惨。等到叁四月份的时候，个性的东西找不到，共性的东西也没有多少。他们就日夜擂，要我承认说过华主席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这个东西可以定性成现行反革命，我就拒不承认。后来四面八方的证据都汇集来了，以前在家里谈天的那些朋友，现在都落在项目组手上，在车轮战和逼供信之下许多人承认了，而且说是在我家里说的。我没有办法就说，我无所谓了，也记不清楚了，文革中间王张江姚都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没有深入认识到他们竟然是“形左实右”，可能当时是有这个认识，到底说了这个话没有，记不清楚。有了我这样一个口气，他们就说我是破坏清查，就把我押到铁路上到处批斗，东起黄石，西迄十堰，北至广水，南到蒲蕲，到处批斗。最后在一个批斗大会上，宣布我的十大罪状，要对我实施拘留，用手铐把我反铐起来押走。到了看守所，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先要自己念一遍监规，把我丢进京汉街的一个土号子里。隔了些时，项目组就把我的行李送过来，铁山那边也把我的工资送来登记寄存，以后买肥皂什么的，就在这个钱里面开支。先是把我关在一个12人的大号子里，那个时候已经是夏天了，非常炎热，身上的汗就没有干过，用毛巾擦完汗，又没有水透，毛巾就总是滑腻腻的。进号子之后，预审科来核实过一次，再也没有提审。这个时候精神上轻松了，逼供信和车轮战没有了，希望早点判。比较多的事情就是轮番外调，经常有许多人的项目组来找我，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共有287次外调记录，后来监狱管理人员不耐烦了，就说谢先生级别蛮高，一点小事情就不要来找他。这个时候的待遇是一天9两米，早上九点半和下午四点半各吃一顿，就是觉得饿得慌，饭出来就闻到特别香。那个时候在墙上刻了一道印子，下午太阳到达那个地方就是开饭时间，天天就熬着等那个时候。此外就是感到精神食粮非常匮乏，有时候有过期的长江日报可以看，我就从第一版的第一个字读到第四版的最后一个字，一字不漏，当时国务院下设什么部门，各部门的头是谁记得清清楚楚。还有就是有外调的人跟我谈话，我就跟他们讲条件，要他们下次来带些书报杂志给我，或者拿些香烟和火柴给我的难友们。因为抽烟有气味，一次被监狱管理人员发现了，就铐住难友们进行逼供，问是谁把烟弄进来，我看他们把难友们整治得不象样，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为难他们，烟是我带进来的。他们对我说，我们也不想惹你，不过你下次最好遵守监规。

1978年底的时候，湖北省委为“七二○事件”平反，把迫害老干部这些东西都扣在我们头上，把我们曾经竭力追求、并付出生命和血的代价去反对的东西，反过来作为我们的罪状，把我们的死对头叁字兵搞的事情，说成是我们搞的。那些在叁字兵手上挨整的知识分子，我们当时从内心深处同情他们，并作为他们的保护人，现在他们许多人反戈一击，一起把脏水往造反派身上泼。把所有过火的行为都说成是造反派干的，蒙冤受屈的感觉真难受，以前我被百万雄师的人搞车轮战和逼供信，那还好理解，在文革十年中我们始终是他们的对头。现在那些昧着良心的知识分子，本来在文革中为了反对资反路线对他们的压制，武汉的造反派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他们现在也反咬一口。我感到历史有可能被他们颠倒，沉冤比什么都感觉痛苦。

1979年初的时候，我妹妹来探监，送给一条白手绢给我，我的感觉就有些不妥。果然我的父亲是3月8日去世的，市里面主持追悼会，我哥哥提出一个要求说要弟弟出来跟父亲做遗体告别，铁路上不同意，因为时间很短，就拖过去了。隔了一个星期，监狱的王干部递了一张长江日报给我，说要安得一点。我在报上看到父亲去世的消息，顿时五内俱焚，一拳打到铁窗上，把外面的栓子也震断了，手上鲜血淋漓至今留有疤痕。破口大骂这些当权派连国民党都不如，封建王朝的官儿也比他们好，连老父病重竟然也不让我回去看最后一眼，更不通知。他们说我疯了。我大闹了一场之后，案子又报到检察院，他们又来提审了一次，我什么都不怕，就对他们说：如果说谢先生该判刑，毛泽东、周恩来应该枪毙，我们的后台和黑手就是他们，我们就是按照两报一刊的口径来搞运动的。他们说你不要乱说话，你的案子蛮简单，你不要自己把它搞复杂了。我在1979年7月4日被放出来，以前日复一日地总是希望听到开铁门的声响，总是没有等到，已经到了接近绝望的地步。从1978年底的时候起，他们就把我从大号子里，转移到一个小号子里单独监禁，这个小号子不到5平方米，散步走两步就到头了，这么小的空间却有一盏100瓦的电灯泡，日夜照着，睡觉的时候要用被单包住头。号子的高墙外面是京汉街，街边有一棵白杨树，在号子里只看得见一个枝桠，春天来的时候，我看到含苞欲放的小芽，看到它到长出嫩叶，叶子由浅绿到深绿，秋风起叶子枯黄，冬天又变成光秃秃的枝桠。想起当初说为革命不怕把牢底坐穿的豪言壮语，那是多么的幼稚。后来邓小平和胡耀帮给五类分子摘掉帽子，我非常赞成，认为平反和脱帽都是应该的，他们本来就是弱势人群，不应该成为打击的对象，这在文革初期就是我们跟叁字兵进行血统论大辩论时候的基本立场，也是毛泽东的文革主张与刘邓不同的地方。不过这一次的大平反有明确的政治意味，邓小平非常聪明，让牛鬼蛇神都出来，收买人心以扫除毛泽东的残渣余孽。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愿意去回顾，曾经到底是谁要打击他们并推行极左做法的，历史事实好象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实利益。好象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当权派说毛泽东和造反派是极左，一些昧心的知识分子就跟着宣传这个观点。看起来历史已经没有了是非黑白，只剩下利害关系和以利害关系划分的阵线，历史是不是就因为这样而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呢？


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老田

一、个人出身及早期工作经历

1928年出生于武汉郊区黄陂县，祖父一辈状况还是不错的，兄弟五人在武汉一起开了一家很大的粮食行，还有两条自己买的船，从江西和湖南运粮食到武汉。抗战前船在鄱阳湖遭遇大风浪沉没了，因为要赔遇难船工的损失，结果粮食行也变卖了，就这样破产了。父亲是书呆子，读了十几年的书，什么也不会，最后靠拉人力车过活。因为落拓不得意，最后成为酒鬼，40几岁就死了。

我打小由父亲教导，后来读了两年书，开始就读初一，所以算是初中毕业生。叔叔当时说要资助我读书，我父亲说读书没有什么用，自己读了十多年还不是靠拉人力车过活吗？所以还是去学手艺好，1941年我13岁就被送到石灰窑（今天叫黄石市）去学手艺，进了一家日本人开的工厂学车工。在那里学徒的时候，进出要搜腰包，有一次一个师弟跟我开玩笑，把一把车刀放在我的口袋里我又不知情，结果出门的时候，被搜出来了，结果就被送到日本人的宪兵队，一顿鞭子打得皮开肉绽，在那里被关了一个礼拜，出来的时候路都没有办法走了，从此对日本人恨入骨髓。

在我学手艺期间，我父亲去世了，父亲是大吐血死的，临终前说不能给我写信，说他回来之后手艺就荒废了，没有手艺就无法生活。1944年我回到武汉，回家就看到父亲的牌位，怪母亲不通知我，姐姐说是父亲生前再三嘱咐不能告诉我的。因为家里困难，姐姐嫁给一个小商人做小，我去石灰窑学手艺时铺盖还是姐姐帮助置办的。我还有一个小妹妹，也死了，就是因为穷活活饿死的，我回来之后就挑起养家的担子。我开始是在汉阳的一家修船厂工作，后来就上船开轮机，不久日本人就投降了。我一直在船上工作，解放的时候，我在私营的昌安公司，老板名字叫左玉廷，有几条船，算是武汉一个比较大的资本家，我是副司机。

1949年元月，我们拖了一条驳船去南京，装的是杂货黄花木耳等，当时江里面走的船已经很少了。我们的小老板随船，想要在南京接点货回来，呆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就放空回来了。走到安徽青阳县界的时候，国民党就封了江不让走了。我们听到打了一个晚上的炮，都是北岸向南岸打炮，第二天下午国民党驻军就整个地撤了。船老大说不好了，共产党要过来了，我说共产党过来也没什么呀，船老大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凡是先锋部队总是有点不规矩的。因此我们就把船开到青阳湖的一个山洼里弯着。我们船开行的时候，还差点挨了两炮，因为我们的船漆成灰色，与国民党的兵船颜色一样。我们在那里停靠的时候，有三个人穿着青灰衣服，说是要上船检查有没有国民党的军火，他们在船上检查了个把小时就走了，船长要大家清一下自己的东西，结果我在南京买的新皮鞋不见了，他们人还有丢了手表和金首饰的。

第二天就来了两条小炮艇，架着机枪，说人民解放军部队要大量地运输，问我们愿意不愿意参加，船长和小老板你望我我望你，我就接嘴说我们就是靠运输吃饭的。他们说那就随我们走，跟我们接洽的是一个张参谋，是山东人。我们要装的是汽车和大炮等辎重，他问我们有没有办法装，这个我们有经验，就两个驳子一扎，上面铺上木版，汽车和大炮就可以开上来了。我们在那里运了三天三夜，我因为年轻，就三天三夜没有休息。张参谋就跟我吹，说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我这个人个性是向来不讲场合，说当兵的不都是那么一回事，有人把船上的东西拿了，船长朝我鼓着眼睛，怪我不该说这个话。张参谋就说付廉是对的，追问怎么回事，我就那三个人上船搜查的事情说了一遍。张参谋说你们等着，我叫人带你们去认人，在大通的海军油库关了几个人，驳子老大的老婆眼尖，认出了其中一个，结果一问，果然是他们拿了，他们几个是当地的游击队，不是正规军。东西被他们迅速就处理掉了，没有办法追回了。

张参谋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军，我说自己很想去参军，但是家里母亲和妹妹没有人养，他说那也是，参加解放军确实没有办法养家。船每个小时烧12公斤油，小老板说要烧50公斤油，最后我们船上堆了二三十桶轻质柴油，本来我们船上的机器是烧最差的柴油的。本来我们船上只有十几个人，小老板报了二十多人，解放军按照营级干部给我们发给养，每个人每天两斤肉，二两油、25两米，给边币支付，当时真是不愁肉吃。因为柴油多，我们拿一瓶柴油给农民点灯，农民给20多个鸡蛋，江边打鱼的也拿鱼跟我们换油。我觉得共产党干部蛮好，就告诉他小老板虚报给养的问题，张参谋当时来不及处理，就要我回武汉市到军管会去汇报。在运完辎重后，又要我们运粮食去南京。最后，张参谋给我们出了一个奖状那样的东西，说我们的船对解放战争起了帮助作用，盖的长条形的章子，章子上落款说是二野的。小老板拿了奖状，当作圣旨似的捧着。张参谋蛮喜欢我，问我愿不愿意去和他们解放上海，我就想去，我二父说你去了还不是要参军，家里老母亲怎么办，这样才没有去。我回武汉之后，去了军管会汇报小老板冒领给养的事情，第二天左玉廷就找我去，对我说，现在公司事情不多，你先回家去，把我解雇了。过了一两个月，我就去了黄冈军区，他们有两条船，后来这个船交到省航运局，我就跟着到了省交通厅下属企业工作。

1952年，我被提拔当干部，管人事工作，因为我对汉江船上的人都很熟，谁的技术怎么样都很清楚。当时要送我到北京学习两年，我不愿意去，因为自己刚刚结婚有个孩子。我这个时候的工作都已经移交了，结果就把我调到机务科工作，管修配站，1958年兼机务科副科长。

1954年长江大水，我带领航运局突击队18人，在四官殿一片参加防汛工作。7月份的时候，四官殿附近出现管涌险情，连中央都惊动了，我们在那里奋战了一夜，垒沙袋围管涌，第二天专家过来一看就笑了，说你们垒的沙包里面的水位比堤外还高两公尺，不用垒了去找自来水公司看一下水管。我们一想确实有道理。第二天大风要护堤，因为新做的堤经不起风浪，最后拖木排来压浪，木排不能直接靠在大堤上，需要支撑起来，支撑的地方要有人守护。我在那里看护，一共六天六夜泡在水里没有上岸。我回到家里洗完澡，局里党委就找我谈话，要我写申请书火线入党，当时跟我一起入党还有五六个人。

那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寒冷，汉江结冰了，上面可以走人。局党委找我谈话，说汉江结冰了，沔阳上面有许多船冰在江中间，要去想办法救船。我很小看这个事情，说那又什么大不了，冰融化了船就没事了。他们说东北的经验，冰融化的时候相互积压，前锋会有几公尺高把船吞进去的。当时在家里想的办法是找一条船，把蒸汽大开去融冰，再把其他的船一一拖到岸边，结果发现融冰的方式无法生效，蒸汽融化了一个洞之后，移开不久冰有结上去了。最后还是用人工敲打的方法，冰层大约有二十多公分厚度，这样大概半天时间一只船就靠了岸。在那里的14条船都按照这个办法拖到岸边，把所有的钢丝都用上，尽可能把船锚固在岸边。第三天冰层就融化了，汉江中间冰层有四五公尺高，边上就要低得多，声音就象千军万马一样，几分钟就过去了，然后就是水了。回来之后说要给我记一大功，我说这是应该做的，这个时候大概是1955年的元月份，最冷的是时候是零下十七度。

那个时候，我觉得工作比较顺心，心情很舒畅，人吃一点亏没有什么，自己本来就是工人出身，没有事情干才会不舒服。1959年抽调我去筹建青山船厂，筹建期间我是厂长，工厂建好之后，我仍然回到机务科工作。

二、从四清到文革

我个人因为在日本人和资本家手下都做过事，相比之下，自认为是得了共产党的好，所以对毛泽东有一颗热爱的心，叫做什么就做什么，防汛的时候泡在水里六七天，身子都泡肿了，也没有怨言。船上有什么困难，我总是跟工人一起干。

因为自己后来也提了干，慢慢发现共产党当权派不是毛泽东原来要求的那个样子，有的人官做的越大，犯了大错误反而没有事，群众和下级是他们的垫脚石。我这个人因为脾气犟，看见当官的做坏事，一样起来指责，因此就埋下了祸根。在四清进点之前，交通厅厅长张进先开大会讲话，说干部要正直，不能任人唯亲。我当场就站起来，说你自己就不这样做，说龚金保这个人在家里打骂父亲，这样的人怎么能提拔当厅团委书记呢？你说不任人唯亲，自己就没有做到。这个龚金保原来蛮好，当了干部就变了，他在抗战期间只有两三岁，是流落街头的孤儿，他的养父把他拉扯大的。

三天之后，四清工作队进点，航运局书记李树棠把我找去，说你嘴巴不好，这次你准备挨整，要老实一点对你自己好，叫你检讨就检讨。我说自己是做工的人，大不了就回自己的花果山，不当干部回去做工算了。

工作队一进来，就如临大敌，第二天就要我把工作移交给副组长易连生，说我全部任务就是交代问题。厅党委副书记朱晓亲自领队进点，张进先在大会上说，四清运动就是反对四清四不清干部，你们局四不清干部多，有些人跟右派打得火热，两年不进车间一步，是个阶级异己分子。我又要站起来反驳，一个同事把我死命按住。在我们车间开大会的时候，他们说你们书记是个四不清干部，政治上、思想上不清，经济上我们正在查，你们要大胆起来揭发，不要有什么顾虑。搞了一个多月，开会要我检讨，我就说自己说话口气冲，有些骄傲，讲了两个小时，工作队长没有沾边。后来一直整了我九个月，做了八次检讨，都不能过关。

当时揭发和批判我的主要问题是我与右派打得火热，另外就是批判我革命意志衰退信奉活命哲学。因为我姐姐的儿子1957年在南昌学校里被打成右派，另外我的表兄在黄陂文化局也被划成右派，我跟他们有些来往。我的活命哲学证据就是每天起来打太极拳。后来我就对他们说，你们说的都对我错了，干脆再也不写检讨了，他们也拿我没有办法。他们所依靠的力量，就是原来查出来的两个贪污分子，一个叫黄汉鄂，因为管搬运工贪污1000多元，另外一个熊良定，贪污是按288元定的案，因为300以上是要判刑的，黄汉鄂没有判，是因为检察院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他有老娘还有三个小孩，把他抓进去那怎么办？检察院又去找局里的书记李有让，这个人是个老红军，他又回头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了黄家里的情况，李有让说那就撤职降级，不抓。他们后来的四清工作队就是依靠这样的人做积极分子。

后来朱晓又来找我谈话，说你怎么犟成这个样子呢？我说自己没有贪污，也没有对工人不好，自己没有什么问题。他要我写个千把字的检查，我坚决不同意写上不尊重领导，最后我写了两页纸，大概七八百字交到厅里去，第二天就宣布，付廉同志检讨深刻，宣布解脱回到机务科。再过了一天，就通知我参加去随县的四清工作团，我对书记说自己哪有资格参加工作队呢？书记说你是二类干部，我说自己不是三类吗？他说二类、二类。这个随县的工作团是张体学亲自当团长，邓强是县机关分团的团长，先在省里集训了半个月，大概在1966年1-2月份到随县。因为自己的经历，知道这又是要下去整人的。

下去的头一天，张体学在随县县委礼堂给我们做报告，说整个随县县委及所属企业的领导班子都烂掉了。我当时心里就在嘀咕：如果基层组织都烂了，那共产党不是要垮台？回来我们晚上就讨论，同单位李树棠说你莫要又放炮，怕我直言遭祸。在这个会上宣布我是县交通局汽车保养厂的工作组长，我说自己当不了，他们说已经决定了就要服从，当不了也要当。第二天来了一个省物质局的老谭，说也是当组长，正好我就要他当正的。

这个保养厂一共300多人，我们下去的工作队有42人，完全是人海战术，要我把这些人都用上。邓强的秘书夹了一大包资料过来，说整个保养厂都烂掉了，厂长是国民党，书记是阶级异己份子，车间里地痞流氓成堆，可把我吓了一跳。他把资料交给我，老谭没有什么文化，就要我连夜看。我一看档案资料，才发现这个厂长姓禹，原来是傅作义部队起义的国民党，原来他是国民党部队的汽车连长，这个国家是有政策规定的。书记夏鹏举10岁的时候讨饭来到武汉，依靠他姐姐和姐夫，因为他姐姐家也很穷，孩子也多也时常挨饿。一次他倒在一个周老板的汽车边上，老周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自己饿的厉害，老周就给他买了一碗热干面，吃完了他还不走，老周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想要留下来帮助周老板做事情，只要有饭吃就行了，扫地擦汽车的事情他都能做。老周没有儿子，旁边的人就起哄说要他拜老周做干爹，按住他给老周磕头，老周说要跟老婆商量，没有答应。老周看见这个小孩蛮懂事，也勤快，就留下他在修车店子里帮忙，做工学手艺，一直干到18岁解放后才给他开工资。他在店子里干活，就是学徒工的待遇，也没有改姓周，也没有享受小老板的待遇。在三反的时候，老周因为犯了些法，车子就被没收了，夏就到省汽车运输公司下面的车队当修理工，他板金、车工、电焊样样行，1957年就提了干当车间主任。当时有人检举说他是资本家的儿子，在他入党之前已经做了结论，这样就把他称为阶级异己分子。车间有几个年轻人，技术方面比较行，就有些淘气，因为能做所以有些调皮，根本不是什么地痞流氓。因为我是这样一个认识，再加上刚刚挨过整知道是怎么回事，因此运动就没有开展起来，邓强批评我，限我在几天之内把群众发动起来。我只好叫工人给他们提意见，工人说夏书记对工人态度不好，他自己也在车间与工人一样干活，看见工人不行就把别人拨拉到一边自己干，这样工人就提意见说他爱骂人。但是对禹厂长，这个人是个知识分子出生，说话细声细气的，对工人都蛮好，工人对他没有什么意见。我这里工作还是打不开局面。

大概过了一个月，五一六通知就下来了，我们集中起来在县委礼堂开会读文件。会后讨论如何由四清转入文化大革命。再后来十六条就下来了，在讨论时我说这个工作队最好是撤，与毛泽东说的相信群众的政策不符，而且有些事情完全是捕风捉影，保养厂的夏书记是个孤儿，禹厂长也没有任何不好的迹象，普遍反应他工作负责，技术上也可以，按照文件是我们工作队错了。我讲完了就回去睡觉了，晚上一点钟，就有人拍我的门，说邓强找我去，我已经忘了会上谈论发言的事情。我到县委招待所找到邓强，他说我在会上发言不应该，我说工作队确实与十六条不相符，他说张体学要亲自找你。第二天电话打到保养厂办公室，是张体学打来的，他在电话里问“哪个？”我说我是付廉，他说“个咯日的快来”，要我去见他，我去了，他劈头就说：你还反了，叫工作组撤，你当了这是航运局，他们姑息你。我说自己只是开会说意见。他问我思想通了没有，要我写检讨。过了两天就通知我回武汉，李树棠说张体学说你没有资格当工作队员，通知要把你遣送回去，他没有公布，也没有人遣送我，要我自己回去算了，我8月15日回武汉。他对我说你回去还要挨整，老实修船。我回到单位门口，就看见有大字报说要打倒走资派付廉。我去找机务科找陈科长，他对我说，老付你脾气要改，将来还要吃亏。我说自己说违心的话说不出来，他说不违心的话不说行不行？陈科长要我玩两天再来上班。

八月底的时候，长航的当权派搞牛鬼蛇神大游行，头上带着高帽子，帽子上写着走资派、叛徒、反动学术权威等，女的还要人家把皮鞋脱了提在手上，赤脚在柏油马路上走。押送的人臂上带着红袖章，上面写着“红卫兵”三个字，后来造反派就把他们叫做三字兵。第三天我到单位门口去，航运局门口跪了一大排，都是什么右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费子升望着我流眼泪，还有一个右派姓张的共有六七个。费子升是武大毕业的，还是共产党员。局组织部的干部许绍洁和保卫科的几个人在那里维持秩序。我赶紧走开，怕他们把我也弄在那里，晚上我就一夜睡不着，想不通，认为这个不对头，与毛泽东的十六条不符。

那个时候，北京南下点火的学生赵桂林他们在红旗大楼门口演讲，我同意那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观点。华工的聂年生也在那里讲话，他说当权派组织三字兵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名义上是整黑五类，实际上是保自己，整小干部是为了保大干部，那些押着别人游街的人是走资派的工具。我在那里碰到邓泽民，他是机床附件厂的，聂年生在他们厂去点过火，所以认得他。邓问我的观点，我说学生们说得对，邓又问我是不是与聂年生见一面。见面时聂年生只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明天到华工来找我。第二天聂年生对我说，你可以参加我们的行列，我说自己是个干部，他说你算个什么干部？完全可以当头起来造反，谈了几次要我成立组织，说交通厅象一潭死水一样，不发动群众走资派就挖不出来。

当时有余林生他们来串联，酝酿成立交通系统的组织，我说可以。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就在1966年12月27日正式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兵团”，简称捍卫，开始有三局两厂参加。

三、文革初期的活动

我们成立了总部之后，就要求进驻交通厅，与他们进行谈判。张进先说你们进来好，我心想我才不担你那个担子呢。不到一个月，张进先和史维汉（商业厅的党委书记）一起出面成立了交通系统的先锋队，这个组织是跟我们唱对台戏的。就是由熊良定和胡宏文出面牵头，这两个人的底子太差，熊从前贪污，胡是个小偷也乱搞男女关系，也正是这样的人，才乐于成为当权派的御用工具。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在航运局臭得很，群众看见这样的人当头，也不愿意参加他们的组织。他们也要进驻省交通厅，我们没有同意，他们就不敢来。在单位内部他们始终没有成气候，720之前百万雄师大打大杀，他们参加了百万雄师。

文革初期，厅里面抛出了方贤华、魏文焕和杨家新三个人，打成三家村。后来他们分别参加了工总和捍卫。成为造反派。

1967年元月我们准备夺权，陈静先说担子重，担心停运怎么办，我说权要夺。我叫张作忠去把厅长们找来，对他们说，你们革命不搞，生产也没有搞好，张厅长你怎么说，张进先连说：有错、有错、有错。我说你去写检讨。张大成是个老红军，他第一个表态说赞成我们夺权，他原来是贺龙的部下不是五师的，在厅里也是长期受排挤的；接着朱国华也说付廉夺权我们欢迎，他也是老红军。我说对他们说，权夺过来后，由我们监督你们抓生产，你们想要享清福是不行的。结果还是他们负责，章子我们夺过来由一个党员张作忠管，我对老张说有人要盖章的话，你先去问一下厅长，他们点了头你才盖。就是张进先靠边站。夺权之后，生产上升，群众都牺牲春节三天假期照常上班，生产秩序非常稳定。

很快长江日报就出了二八声明，本来里面许多观点我们是赞成的，但是二司的小家伙不该骂新派是哈巴狗，我们就反对他们。这样造反派就分裂了。这个声明总的东西是对的，不能把个人利益加进去。工总一抓，感觉就要抓到我们头上来了。

二月逆流来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有个感觉，有人给我们打招呼说要注意。接着军区抓了工总的陈祖文他们，他是省航运局的头，说他父亲出身不好，自己也乱搞男女关系，要我们出面来整材料，我说我们是群众组织，无权整别人的材料，这是你们保卫科的事情。

在二月逆流的时候，省军区副司令员赖振华带军人到交通厅摸底排队，办了一个说捍卫搞反革命活动的展览。在二八声明之后，当权派对捍卫不敢公开批判，就造谣说生产和人的思想都被我们搞乱了，我就写了一个捍卫大事记，有时间地点和活动内容，刻好印成传单到处撒，这样谣言就熄了，我原来都留有底稿，因为办学习班抄了三次家，就片纸无存了。

当时还有一个省里面的人过来，说是要找付廉，他问我现在形势怎么样，要我表态，我说大好。他说你们不是说反攻倒算吗？我说说直点你们不应该抓人，他问你还是这个观点？又问我们有什么活动，我说毛主席叫我们活动，我们就活动，他说你们还听毛主席的话，我说怎么样？不该听？他连忙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整个靠边站了，叫张作忠交章子，我说交了是放包袱，这个时候完全体会到夺权不过是个游戏，没有盖章的事情，厅长签了字一样管用。

四月底又回到厅里，重新树旗，小报也恢复了。在夺权之后，新派成立了一个武汉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与工总唱对台戏。有一天晚上我在值班，军区打了个电话过来，说接到总理的指示，要明天早上8点之前，把张体学送到王家墩机场，准备送到北京去。我打电话找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张体学在哪里，最后我找到黄金善，他说他知道张体学在赤卫军手里，这个组织多数是复员退伍军人组成，许多人没有单位。黄金善和宋厚智两个人把张体学送到飞机场，差点与工总的人打起来了，工总的姜诗臣他们要争着要送张体学去北京，军区的人说，总理没有说要群众组织的人护送，只是叫帮助找人，由军区的人送到北京去。

黄金善回来对我说，张体学很客气，说付廉可是个好人呐。这个黄金善抢材料很积极，后来没有什么事，就是他把张体学解救出去的这一过程有关。

再后来百万雄师的人开始搞进攻，我们勤务组开会，都说不同意按照军区的要求把组织解散，最后商定讲究策略，内部各个兵团自行活动、定期碰头，对外按照军区公告的精神捍卫停止活动。那个时候，我们成了逍遥派，上街看热闹，看钢八师和横扯公社的人在那里辩论。钢八师的产生，是当时中央有个文件说要坚持八小时生产，他们就说要在八小时之外来闹革命，所以叫做钢八师。我老婆把儿子塞给我，我就抱着儿子去六渡桥看热闹，有个老太太正在那里与保守派的人辩论，当时军区发通告要学生列队去军区请罪，她说学生有什么罪，造反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有什么罪？有人就说哪里有走资派，那个老太太说得斩钉截铁：省委市委的干部都是走资派。

我们认为抓工总就是镇压造反派，到四月的时候，我们又串联起来，要为工总翻案。我们进厅里的时候，先锋队还在那里，我们进去他们就走了。

四、720之后到斗批改

1967年720之后，我们从北京回来的时候，武汉还很不太平，我们没有敢直接回到汉口的单位里，从孝感下火车，坐一辆中吉普直接开到华工。

我们捍卫总部决定组织一场批斗会，把赖振华拉来陪斗。我在三楼的会议室里跟赖振华拍桌子，批他们反攻倒算，关键是批判张进先制造两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是镇压群众的急先锋。当时把厅里朱一枫整的黑材料拿出来了，这个材料包括18或者是28人，是准备逮捕的，因为中央来了文件不许抓人，他们没有来得及执行。赖振华说自己知道这个事情，他是不同意抓的，是你们的保卫处要抓的。赖振华到的时候，我接待他，对他说，我们是讲政策的，你那个时候发的獗词我不计较，你在交通厅犯有错误，要到群众面前去接受批判，他连忙说有错、有错、有错。

1967年8月23日，我们主持批斗会，批斗张进先、朱晓，拉赖振华来陪斗，因为他在交通厅支左期间，与他们穿的是一条裤子。这在湖北是第一个批斗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后来被列为湖北省十大专案之一。我们认为批斗是应该的，但是不应该架他的飞机，在下面群众喊口号的时候，赖振华有一个下跪的镜头。后来说我们打掉了他的门牙，衬衫上满是血，排骨打断了两根，这些都是他老婆告诉专案组人员的。张进先确实是跪在地上，流了一淌子汗，木地板上一摊水，这个人是我们批斗的重点。这个人也许思想上有所触动，后来我们挨整的时候，张进先始终不肯写材料。

张体学从北京回来，在洪山礼堂接见这些造反派的头们，他拉着黄金善的手哭。还跟我们讲，在三年困难时期，接到下面饿死人的电话，接到几个这样的电话，他说自己头脑都糊涂了。当时王任重在上海开粮食会议，问他要湖北省的高产数据。他说现在已经接到好几个饿死人的电话了，王任重说他瞎说，要给他带个帽子。他赶紧给武汉市粮食局长打电话，局长说全武汉只有4天的存粮了。他急得没有办法，给李先念副总理打电话，哭着问怎么办？李副总理说哭什么，武汉这样大的码头还想不出办法。他就组织拦截四川下来的粮食船，搞了100吨粮食。湖北当时情况已经很严重了，王任重还在那里吹，毛主席不相信干部相信谁，那些在困难时期虚报产量，对饿死人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浮夸风干部，四人帮一跨台就一股脑儿都上去了，那个王任重在湖北搞皮畔倒是要挂帅。

当时就有一个五师的叛徒网问题，许多人就想要来抓这个事情，我说不要把方向搞错了，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对准走资派。我们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由原来的厅保卫科长卢介海负责，清查张进先的问题，这个张进先开始是钟祥民先队的，后来加入五师，在七七报社工作，与陈英在一起。中间有一个多月脱离了队伍，而且没有合理的解释是个疑点，有个材料说他变节。张进先这个人平时滑头滑脑，参加革命就是投机的，表面上一派道貌岸然，其实是一肚子臭水，跟一个姓邓的女秘书乱搞，被厨房的朱胖子发现了一次。看起来还是装着很朴素，平时挽着裤脚，提着一个布包，骑车上下班。在工作上作风霸道，喜欢排斥异己和打击不同意见，好整人，在文革之前的四清和文革初期，利用一些有污点的人来整人，还组织保守派来保护自己。

第二个人重点审查的人是厅党委副书记秦钟，张体学说他的问题你们好好查一查，突围后他离开部队一年多，他自己说是回老家种田去了，张体学说直到王震部队南下的时候才通知他归队一起南下，还有在红安被抓的人当中，有一个名字叫秦中的人，有国民党县档案的自首材料，找当时一起被捕的人，没有能够找到，不知道是不是他就无法定案。我们当时都是非常认真去取证和落实，绝对不象当权派后来整我们那样捕风捉影，甚至强加罪名。

五、大联合与三结合

在结合之前，我对张进先说：你批判我说我革命意志衰退，我总还是革命的吧？你依靠的是些什么人，都是一些贪污的和小偷，这是变质吧。他说是的是的。我说不是毛主席号召，我们也不会提着脑壳起来干，我也知道我将来的结局不怎么好。

张体学要结合张进先，要张立国来找我谈，这个小家伙没有什么水平，他对我说：你不结合张进先，交通厅的领导小组组长你就莫想当，这大概是张体学的口气。我说我不想当，你去叫张体学来当。第二天张体学就叫他的秘书来找我，他亲自跟我谈，说要结合张进先。他对我说你不能再错；我说我怎么错了，造反错了，他赶紧说造反没有错。他又转而对我说，结合张进先对你大有好处，我说不谈好处，要谈对共产党有没有好处，要谈政策。他就问我张进先有什么问题，我就告诉他，张进先在历史上有两大问题，一个是假党员，他的档案说他是党员，但是他提供的两个入党介绍人都不承认介绍过他；另外就是他有一段脱离队伍的历史没有搞清楚，他说自己是在哪个村子治病，老百姓说没有来过伤员。张体学说在战争年代有哪个提着脑壳去冒充共产党呢？我一想也有道理。张体学还说那个入党介绍人卢秀华是个叛徒怎么能相信呢？他问我要结合谁，我说结合陈英，张体学不喜欢陈英。就对我说：个咯日的，算是把你犟赢了，以后张进先要当副省长的，我说哪怕当主席那是该他的。

这样湖北省交通厅革命领导小组就成立了，时间大概是1968年9月，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很不舒畅。陈英是组长，我和杨爱国是副组长，朱国华、张大成、熊宝田三位老干部是成员，还有就是余明生、吴瑞林、王信、陈静先等11个人。我们捍卫总部管厅里面的，这些参加结合的群众代表也基本上没有权。下面二级单位的革委会成立之后，报到厅里领导小组批。

1968年底，武汉军区和湖北省搞斗批改，我当时在孝感花园，谢青云是团长。他找我谈话，说：老付，你根子正，有时候说话不看场合这个不好，这次是不是帮助我一下。你有时候没有头脑，容易动肝火，这次本来是对你们有利的。安排我在机关组，也没有什么具体任务，也没有固定的组，团部可以随便进出，我进去他们就谈天，我走开他们才继续开会。我在那里的时候，就是玩了几个月，说我是个幽灵，有时候还借他们的车子开去大梧县城玩，车子可以随便借。

当时军代表都是一把手，权都在他们手上，当时都听军代表的，这个权力分配方式是军区和张体学做主的。实际上是利用斗批改让干部进行反夺权。开始是黄正荣找我回去，后来刘建章他们说武汉来人，要回去搞反复旧运动，我说都回去。在反复旧的时候，街上大字报的中心内容就是要还我革委会，不要穿新鞋走老路。厅里的干部对我说，张体学说你是一个大祸害，把那么好的一个斗批改搞散了，他要喝你的血。

六、钢新之争

720之后我是倾向加入工总的，我已经说服了勤务组的人。我设想捍卫成建制地参加工总，新的勤务组通过选举产生。我当时确实不想搞了，因为自己水平不行，军区三办的徐剑说你不搞不行，交通厅乱了不好办。那个时候工总有点张牙舞爪，在运输局的楼上谈判，工总那边有个司机跳起来说你们是名义上参加，实际上是想要把我们吃掉。因为在交通系统我们组织的人多，工总的人很少，大概不到500人，是新派起主导作用。胡秀娟说不是参加不参加的问题，是收编，人事由他们安排指定，勤务组不能够选。这个老大姐说话也真是的，这样我就冷了，联合没有搞成，那个时候确实有派性。

后来我们就树交通联司的旗帜，我们的组织一亮相，就引起工总的注意。我们的人有些加入工总把他们的袖章搞来，再加入交通联司，青山船厂和民管局都搞了这样的板眼。

有一次在汉口饭店开会，谈大联合的问题，朱鸿霞也在场，他在那里大模大样地坐着，军区三办也有人在那里。他们当时拿了一套大联合方案，我说你们的东西没有理由，我说好戏还在后头。这个时候工总的小家伙们就不耐烦了，我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我们有更有说服力的方案。刚刚好工造总司的刘麻子跑去抓朱鸿霞的领口，朱鸿霞一脚把他踢开了，这样刘麻子就又冲上去打了朱一拳，这样旁边的人就打了刘麻子。当时军区朱鸿霞极力克制，我也极力克制，军区的人还打电话去，要派兵过来弹压，当时大家手上都有枪。因为发生了后来这些事情，我的那句话就被理解是人身威胁性质的，这样工总把矛头对准付廉，说我是黑手。

第三天，我们在运输局四楼开会，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军宣队，一起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这时工总的小哥们进来抓住我就打，谢青云拿身体护着我。这一顿打得重，出来之后先是藏在武汉歌舞剧院，后来转移到陆军总医院去治疗。到总医院后我人就清醒了，仆着写条子给余明生和陈静先他们，说这个事情肯定是有人在搞鬼，要冷静不能上阶级敌人的当，怕打起来了要停产。在那里住了四五天。

在钢新两派联合失败之后，社会上都潮得要武斗，当时除了新派和钢派势力之外，还有百万雄师死灰复燃的一股势力。我们在华工和湖大开了几次会，最后决定成立卫三红指挥部，这个名字是彭油嘴起的。

一次我们在航运局礼堂召开新派会议，工总航运局的头席其中把机枪架上四楼，坚决不要我们开，说我们在这里开会是向他们示威。我们这边的一个黄金善也带着敢死队过来了，这也是一个左得可爱的人物。我自己倒是不怕，但是群众组织是兄弟伙的，不能互相残杀，我上去找他，工总的一个人说他喝了点酒，他不肯下来见我，说这个会一定不能在这里开，工总知道了也不好交代。这样我就说换个地方开算了，大家都走了，很多说我胆子小，这个礼堂的隔壁就是侯船室，万一出了事那可是不得了。

后来的抢枪就是与这样的钢新之争背景有关，公安厅的刘有必，说他知道公安厅在丁字桥那里有一个枪械库，我还去看了一下，这个地方三面是水，只有一条独路进去。我还特定去看了一下仓库周围的情况，又有人公安厅仓库里没有完整的枪，一进去就拆散了。结果工总的人把公安厅仓库的枪抢了。

李先念的侄儿李良金是个电工，跟工总航运局的伍斌超抬杠，伍斌超说话象个姑娘，李很匪，伍斌超威胁要向他开枪，李就上去抢吴的枪，结果争夺过程中枪走火了，打断了吴的三根手指头。再后来交枪的命令我举双手赞成，平时我的手枪放在抽屉里是连膛都不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打。他们工总说我们是“老机”，我们说他们是“强权”，我说抢席位的不是敌人，反对毛主席的才是敌人，我们和工总都是拥护毛主席怎么会是敌人呢？公路局和地质学校住在隔壁，曾经围了一次没有打，那时学生比较冲动一些，把李金祥的脑壳打破了。

最大的一次钢新之争，是1968年发生在新中原机械厂”的“五三事件”，开始好象是厂子内部两派发生了分歧和争执，结果发生了冲突，外面的人就去声援他们，后来是工总二七分部的何永清指挥人马包围了新中原，当时双方手上都有枪，也开了枪，没有对着人打。在北京学习班的时候，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七、挨整与抗争的经历

后来撤消交通厅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党委，我就回去了。航运局成立革委会，给我安了个副主任的头衔，没有分配具体工作。召开什么党委会、行政会都不通知我参加，我整天没有什么事情。完全是名不副实，我还算好给我安排了一个办公室，有一个坐的地方，牟登第也是副主任，连坐的地方也没有，张蓉是主任。一次别人喊付主任，我说王八蛋才是主任，刚刚好杨家新在边上，说我骂他，我们就是这样被悬在那里，一直悬到坐牢为止。

我在副主任任上，决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拍板购买一套龙门吊，因为当时报建港口，国家在计划里就安排了一部龙门吊给我们，等到计划下来的时候，胡树亮就不想要，张蓉说去找付廉。我就说没有龙门吊还叫什么港口，眼光太浅了，财务科的姚科长来找我，说没有钱，我说他们那些人眼光太钱，以后要向集装箱方向发展，没有龙门吊是绝对不行，有困难你也要支持一下，就当是支持我，结果就把这笔钱付出了，今天这部龙门吊还是在舵落口当家。

在造反派内部有一个非常神秘的组织叫“红工”，好象是工总分化出来的，主要的一些人是余正莲、周望生、丁哲生、徐业创，每一次学习班都没有他们的份，许多人后来都还受到相当的重用和提拔。徐业创本来是工人，后来当了相当一级的干部才退下来的。四人帮垮台也没有他们一点事情，就是他们没有挨整，周望生常常参加新派会议。

以前我们在政治斗争上太天真，造反派也是一哄而起，当权派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压制，破坏文化大革命。陈螺钉也是一个神秘人物，发言的时候比谁都左。他们可能就是打进造反派组织到现在。

我总共进过三次学习班，就配合三次抄家。

1969年反复旧之后，就开始办我的学习班，在复兴公司，先抄家再搞五不准，他们12个人对我一个，侯善生负责。他们搞车轮战我也不理他们，自顾自大瞌睡，等到我醒了看见他们在打瞌睡，就把他们的烟拿出来给他们分烟，不让他们谁。有时候我就讲笑话骂他们，说随着混的人没有好结果。他们一凶，我就提醒他们说毛主席说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现在是对目标对准谁，文革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给他讲故事。张德咬把他们叫过去训了一顿，说你们这是谁办谁的学习班？第二天他们就对我说，你做做好事不要讲故事好不好？张德咬这个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清楚，就是靠拍领导马屁和整人起家的，老工人没有不骂他的。

1969年夏天成立汉沙公路指挥部，就把我解放了。张体学找我谈话，说湖北省成立汉沙公路指挥部，省军区的赖副司令员是指挥长，你和杨爱国担任副指挥长。杨爱国协助赖副司令员工作，你负责组织材料供应。我问赖指挥部设在哪里，他要我不要管，这个指挥部后来设在交通厅，派一个胖子盛工来协助我。当时修公路最缺的就是柏油，我和张进先一起坐飞机去北京，找交通部和石化部要这个东西。赖振华这个人是个老红军出身，人蛮随和。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出过一次车前轮跑掉了的事情，他年纪又大，就开始担心怕他出什么事，我跟杨爱国有自觉为他当保镖。在这个指挥部里，实际上也是对我们不放心，到11月份的时候，就通知我们去参加北京学习班。

在北京学习班里，开始的架势蛮大，张钊剑当着我们的面吼陈祖文，说你陈祖文不要以身试法，吓得陈祖文几天睡不好觉。还用大字报去搞任爱生，这个人是湖北省最早起来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任个性很刚，不怕他们。后来逐渐地松了，实际上利用我们新派去整钢派，利用小头揭大头，我们不是重点，还是他们利用的动力。批判胡厚民我们都做了发言，主要就是讲几句增强火力，具体讲了什么不记得了，胡厚民也检讨了一次。在这个学习班里，我们的军代表是个小孩，拿我们没得整，成天就是谈天，肉包子要吃十个，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吃胖了。我们1970年6月回到武汉兵站，在那里等了很久，也没有人来，陈祖文说这个气候不对。家里都传说我们被弄到河南南考去劳改去了。在兵站住了几天，有几个首长去转了一下，后来在武汉剧院开了一次大会之后，就各自回单位去了，一回单位就看忆苦思甜展览。

1972年，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召集我们去开会，在会上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人，说这是武汉市公安局长王杰，我说介绍这个人干什么，曹承义对我说这个蛮明显，我们是在公安局挂上号的。我心里想我们这些人将来不好下地，当时我们每人跟一个动力，我的动力名字还是侯善生。这个人是个上海人，是海军上校转业的，因为家住上海的关系，觉得武汉这样整造反派不对，1974年批林批孔的时候还曾经反戈一击，把笔记本交出来了，因此这个人后来也没有得到当权派的提拔和重用。

这个学习班在省委第二招待所进行，到后来会议伙食也没有了，就散伙了。我回去之后，胆结石就发了，当时以为是胃病，住在医院里准备做钡餐。这个时候侯善生找来了，说省委找你去谈话，我说那就叫省委来。果然韩宁夫的秘书带着省委的车子来接，说韩省长和信司令员请你去谈点事情。我到达会议室的时候，看见交通厅的秦钟和军区三办的徐剑都在那里，室内烟气呛人，我对他们说我是要动手术的人，有什么话就快说。他们有人就问你这些时跟聂年生接触没有。韩宁夫火了说：上级党委很看重你，要挽救你。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要挽救的，你们还是挽救自己吧。信俊杰一看说僵，就转弯说：以后在个别找你谈，做工作。张德咬站起来说：这样的人还跟他谈什么，干脆抓起来算了。我说除非共产党垮台了，才有人抓我。我们是一个斗争，有什么活动有活动也不会告诉你们，向你们投降。第二天钡餐做完一看，不是胃病，但总是胃疼，后来等到我坐监狱出来，才知道是胆结石。

反潮流酝酿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彭勋在开会的时候问我，付主任有没有权，我说不谈这个。彭勋说权是毛主席给的，不能不要。我说从结合那一天起，哪个是掌了权的？确实没有政治权力，经济地位乃至人身安全都失去了保障。

1973年要我去供应科，因为在机务科我市场大些，仍然是当副科长，也是悬着。我就对科长说搞点工作给我做，他说我知道，党委有个意见。我催了几次，他就分配我管计划和财务，我说计划应该是科长的职权范围，但是他要我来搞。后来听说是党委说把重要的工作都给他，搞不好找他算帐。过了三四个月，汽车的出勤率都已经到了白分之九十几，因为我自己是做工的出身，知道对底下的干部和工人不能压，他们有怨气就会跟你别着来，我自己是做工的出身，知道工人的痛苦，车队有几个淘气，也都盘得蛮好，最后车队的和会计都喜欢我。科长去对张德咬说，叫付廉当科长算了，张德咬说那怎么行，原来说付廉没有搞过供应，准备要看他塌台的。最后他就派保卫科来调查我，说我把做跳板剩下边角木料拿去卖了。

1974年3月底，我们参与了从湖北省和武汉市清办取材料的事情，这个事情后来被定性为抢机密档案，其实都是军区三办整理的“清查五一六、深挖北决杨”的整群众的黑材料。材料取出来之后，第二天我们就觉得事情很重大，因为东西是在航运局的船上，如果散失了有责任。我就到省里面找张立国，通过他找到姜一。我打电话过去是姜一的秘书接的，他说姜一马上来，过了一会，姜一、王克文和陈克东一起过来了，都没有带秘书。姜一一进门就拿指头点着我说，叫你们不要动手。我就说材料在我们手里，我来是准备与省委协商共同派人去整理，如果省委不派人我们就不谈了。陈克东抢着说派人派人。姜一问我有没有我的材料，我说我没有看材料，但是肯定有省委领导的材料。我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是省委派人去领导整理材料，这个人最好是清办副主任房昭义；第二是省委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开展材料整理，我们也派人参加；第三是参加整材料的人由省委发给会议补助。他们三人在出去议论了一下，就进来对我说：省委没有合适的地方，整理材料就在船上进行；双方各派四人参加材料整理工作，群众这边应该是政治上可靠的人和党员；房昭义去领导，会议补助是当然的。后来他们就被接到船上，在那里进行整理工作，武钢的杨玉珍是省革委会常委，代表省委参加了，我们这边李苏明和彭勋参加了这个工作。后来过了两天，薛坦找到我，说中央领导同志电话指示，取走的材料必须一律归还，问我怎么办？我说那还不好办？材料本来就在房昭义带人整理，你们叫他拉回去就完了，当天下午就运走了。

湖北省的材料取走之后，姜一说我们不听招呼，我和几个去市委找王克文，要签字把市委档案室的清查材料拿出来，王克文说是不是非要他签字不可，我说省里姜一书记说我们不听招呼，现在我们来找你，当然你要签字，最后他就签了字，这样凭王克文签字的条子打开档案室拿出军区整的黑材料。这个材料拿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整理，中央的电话就来了，又原封不动地交回去了。

大概1974年4月，就要我去宜昌，先到地委组织部报到，然后要我宜昌港务局。我在那里的时候住在招待所里，人事科的一个年轻人来跟我接触。我在那里没有安排什么事情，武汉的熟人的船到宜昌之后，就喊我上船去跟他们一起去巴东、重庆玩，玩了几个月，他们通知要我去第三作业区帮助修理港机，我告诉他们说自己只会修柴油机，港机不会修，而且我是行政17级干部，把我降为工人使用要有个理由。那个年轻人说我们局长都怕见你，你要是不做事怎么拿工资，我对他说停工资可以，今天停了我明天就回武汉。后来我也不想在那里呆了，陈建文的船下水回武汉的时候，我叫他去几个人帮助把我的行李搬到船上，就回了武汉。回来之后，我也不去单位，玩了四个月，这四个月没有拿工资。后来中央来了文件，才把我的工资补发了。我对党委的人，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犯了法，你们凭什么降我的职，流放我。这样我又回到供应科，直到毛主席去世。

八、毛泽东去后看文革

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我想这些干部如果不用群众运动冲击一下，就要彻底腐化。把那些腐朽的干部冲击一下，把学生搞些上去，政权才有点生气。今天看就更清楚了。

文革时间长了一些，主要是有干扰，高层的斗争很激烈。毛主席的指示下来，当权派就搓反索子，他们就是要把生产搞瘫痪。只有造反派执行毛主席指示，当权派总是不执行，往往是等到造反派看到了指示。起来造反当权派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逝世之后，局里面就闹起来了，姚中义在灵堂大哭一场，说周恩来的灵堂办得那样好，怎么毛主席的灵堂办的这样草率，张蓉吓的筛。当权派拿了几串红辣椒在那里做花，被我踢开了。周恩来死的时候，灵堂是办得很象样的，干部带孝什么的都是很虔诚的，庄严肃穆，因为时间才隔了9个月，很容易有个比较。对毛主席和周恩来，干部和群众的态度比较，有很明显的差别。

一粉碎四人帮，就有感觉，邓小平肯定要上台，我说华国锋是个华大苕，说他将来的下场还抵不上我们。这是开始宣布逮捕我的一大罪状，说这是反革命言论。

10月27日党委找我谈话，说要办我的学习班，还不能回家去拿东西要家里人送，张德咬说相当于逮捕。先把我弄到地质厅招待所，宋忠庭是组长，方善利是副组长，后来转到马厂湖，没过几天，就正式在体育馆开全省交通系统的大会，由秦钟主持，在会上宣布我是现行反革命，予以逮捕。接管我的是公安局七处的胡大海，在上汽车的时候，他问要不要戴手铐，我说随便，他说还是戴着好吧，我问是戴在前面还是后面，他说前面。我们对话的时候，司机在一边笑。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我被关了三年整，编号是224。

在看守所里，我们都是单独监禁，我们就发明了对着窗户外面的高墙回声，进行打电话，后来他们就把窗户钉死，我们就没有办法撬开了。我们那个时候连裤带都收走了，什么工具也没有，放风的时候就用手提着裤子。那些监狱的管教过几个月就换，因为总是受我们的影响被我们盘服了。后来公安局的人对田学群说，你们造反派有什么板眼，我们的管教干部都总是服了你们，田学群回答说你们不是造反派理解不了。

我在学习班里关了一年五不准，后来又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因此判刑就判四年。法院来与我对了两次案，就开庭审理，我把法官驳的哑口无言，我说我们参加文革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没有干过什么坏事，省市清办的材料都是整群众的黑材料，怎么是省委机要档案呢？要是有问题，那赵修、王克文不是都有问题？他们宣布判决之前，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要求还我清白，不能判刑，审判长名字叫王健，说这个不行，你有没有另外的要求？他们的意思是要我要求回原单位，在宣判那一天单位的组织处长和保卫处长都在那里，他们以前都是铁杆老保，我宁愿出来之后在社会上流浪，也决不在老保面前低头，我说没有什么要求。在判决下来之后，王健对我说很对不起，我们无权判你，这都是执行上面的精神。

我坚决不肯在判决书上签字，我的罪名就是批斗赖振华再有就是抢材料的事情，当初抓我的时候议论华国锋的现行反革命罪行现在取消了，这些情况都够不上什么罪责。在判决的当天，就把我转移到汉阳扁担山的新看守所，这里的陈所长和几个管教都蛮好，还问我想要吃什么东西。我要他们通知我老伴和孩子过去见一面，按照刑期我要在那里住一个多月。结果过了几天陈所长就要我出来，我出来之后去派出所，说要上户口，户籍警说你的户口从来就没有下。


武汉六渡桥617大血案的杀人凶手情况

原武汉工艺雕刻厂职工：胡国基

老田整理

前总书记江泽民号召年青人要了解文革这一段历史，特转贴这一资料。

【1967年6月17日，大白天，造反派学生四十余人，到汉口声援被百万雄师围困的大学生宣传据点“民众乐园”，他们乘坐的卡车行至汉口六渡桥铜人像（孙中山铜像）附近，被早已埋伏在此的百万雄师堵住，司机被凶手用太平斧先行砍死，嗣后百万雄师武斗人员对车上赤手空拳的学生进行屠戮，用长矛等武器当场杀死学生二十余人，这是武汉市在文革期间第一场有组织的杀人事件。死者主要是武汉钢铁公司一技校的学生，友谊路中学的学生和一冶的工人，伤者后来据说是转送到武汉市三医院。

武汉七二○事件过后，因为凶手多数是武汉工艺美术公司人员，因此公司机关造反派组织“机关红司”的徐铁铏，派顾秀清和李甦亲自找到武汉工艺雕刻厂的胡国基，商定组成专案组，联合进行“617血案”的调查工作，担负追查杀人凶手的责任。专案审查的时间是1967年的8－10月份，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查清楚了百万雄师江汉公园支队的真凶和指挥头目，给每个主要的杀人凶手都设立了专门的案卷。全部案卷材料原来存放在胡国基家中。在后来当权派发动整造反派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北决扬”运动中间，胡国基被那些罪行累累的当权派非法关押，并派人多次抄胡国基的家，相关人员从胡国基家里抄家搜走全部凶手案卷，丢进伙房的大灶里烧毁了。

他们的罪行不可能跟随一把火而消逝，由于历史原因，这些人没有得到正义的惩罚。现在的这一名单是胡国基根据记忆写下的，留给后人，并公之于世，让他们多少受到一点点世人的谴责，算是告慰死者的上天之灵，也要对苟活者的良知和血性做一点检验。

许多罪人后来反复参与对造反派疯狂报复和打击，对于办理过他们专案调查的胡国基更是如此，“仇人”的头脑里总是保留着世界上最深刻最清晰的一份记忆，因此这一名单具有很高的可采信度。因为参加了对617血案的专案审查工作，从清队运动开始，那些杀人凶手就开始对胡国基搞打击迫害，在长达两年的“学习班”毒打迫害之后，1970年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名义被“扭送”公安局，关押四年之后于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高潮中间以“免于刑事处分”释放，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胡国基又被收监，收监的名义是在毛主席逝世那一天还在贴大字报的“大不敬”罪名，最后法庭是以“反革命报复伤人、打砸抢” 罪名，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这一份名单也许有助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青人，正确地把握到文革期间的真实武斗背景，武斗到底是不是造反派之间和群众组织之间的相互斗争？】

百万雄师江汉支队指挥长许英武，是武汉市工艺美术公司经理和党委副书记，是江汉支队和工艺大楼据点的指挥长，曾经多次指挥武斗，是1967年6月17日攻打民众乐园的指挥长和策划者。曾经在现场亲自指挥制造“617血案”。

武汉工艺大楼百万雄师指挥长尹作宜，武汉市工艺美术公司党委书记，实际权力在百万雄师江汉公园据点指挥长许英武手里。工艺美术公司党委办公室秘书杨主任，是尹作宜背后的参谋人物，能够左右党委书记尹作宜，也算是实权人物，是策划武斗的功臣之一。

江汉公园百万雄师据点和工艺大楼据点的百万雄师，都是武汉市二轻局系统的人为主体组成的，主要来自二轻局下属的工艺公司系统各个单位。这两个据点属于同一个指挥系统网络，主要行动和决策都是相互协调的，是汉口六渡桥附近各次武斗事件的主力。在老会宾楼下，没有能够逃脱的两名群众，成了他们大刀长矛下的冤鬼，死去数日之后没有人收尸，在炎炎夏日迅速腐败长蛆，最后是火葬部门用铁锹把尸体铲走的。

百万雄师江汉支队女队指导员江春兰，原硚口区委书记的机要秘书，文革初调任武汉工艺雕刻厂党委书记，是镇压造反派的先锋。百万雄师成立之后，她马上停工停产，把全部职工拉到江汉公园据点驻扎，搞武斗集结。负责百万雄师江汉支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对武斗杀人打人凶手亲自安排给予奖励。因江春兰“点水”，并支使徐世谱等人将曹保和、涂传富、胡幼林、吴星炎四名不同观点的群众，绑架到武斗巢穴里进行毒打，吴星炎被他们五花大绑蒙住眼睛，丢进澡堂里，多亏群众集体拼死相救，才得以生还。武汉七二○事件之后，受中央发出“七二七公开信”的威慑，率先坦白和交代问题，并主动揭发他人在武斗中间的杀人罪行材料，为造反派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材料。四人帮倒台后，因为杀人和镇压造反派有功，调硚口区税务局。她与硚口区法院的勾结很好，在四人帮倒台之后继续参与利用司法机关制造冤案，来继续镇压造反派，硚口区法院的鲁春生因为迫害造反派有功，荣升法院院长。

杀死司机的凶手诨名小麻子，真名忘记了，是武汉市硚口玩具厂的。在617这一天，他首先持太平斧砍死司机许树生。嗣后在许英武、李金海等人的指挥下，众多百万雄师将汽车团团围住大砍大杀。

百万雄师江汉支队队长李金海，是武汉市工艺美术公司人武部干部，多次指挥武斗，策划杀人，如6－2、6－8、6－15、6－17、6－18、6－24、7－15等多次。是617六渡桥铜人像大血案的现场指挥之一，并亲自手持水管改制的长矛带领百万雄师的任冲杀，在6－17和6－24血案中间，都曾经杀人。

百万雄师江汉支队作战部长胡良发，二轻局下属人民家具厂保卫干部，参与策划攻打造反派宣传据点民众乐园，617血案的现场指挥之一，亲自拿水管改制的长矛杀人，还是6－24武斗杀人的参与者。

百万雄师江汉支队副指挥王尊重，武汉玉器厂党委书记，参与617现场武斗，在百万雄师内部负责组织工作，为624武斗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多次参加武斗。

百万雄师江汉支队副指挥涂波（涂仰英），转业军人，武汉玉器厂厂长，组织能力很强，是多次武斗的组长和协调者。在617这一天有直接的血债。四人帮倒台之后，升任湖北省工艺美术公司主任，1990年代大肆贪污盗窃，并玩弄奸污女青年和女学生，致使多人怀孕，后被人告发被捕，死于狱中。

百万雄师江汉支队分队长朱朝铭，是工商业兼地主出身，武汉工艺雕刻厂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多次带队追杀胡国基未果。他于1967年6月30日他在工艺大楼百万雄师据点门口，亲手用匕首杀了一个逃散的造反派，事后还邀功说“杀人真过瘾，就像杀豆腐一样”。此人还多次带队砸工艺雕刻厂，抢走全部工艺展品、广播器材、办公物资、生产财产等，并制造假象企图嫁祸给造反派。武汉七二○事件之后，被江春兰揭发，他索性第一个主动以大字报形式，坦白交代自己在武斗中间杀人的经过，大字报贴在厂大门外西街口，说“杀人像杀豆腐一样”，很多人围观，我们曾经照过照片，在抄家时被抄走。他交代并揭发了617、624、630、715等次武斗的杀人情况，并主动上交了武斗杀人凶器：一把长匕首、两把短匕首。四人帮倒台后，因为杀人和整造反派有功，被提拔为武汉市工艺大楼总经理（副局级），后曾进入中央党校学习，预备再次提升，因为工艺大楼失火影响了仕途，后调市二轻局任副局长。在工艺大楼任总经理期间，曾经利用分房权力多次玩弄女职工，为此闹得满城风雨，几乎要离婚。

百万雄师江汉支队巡逻小分队队长（就是暗杀小分队队长）罗涵义，武汉锣厂工作。1967年6月8日带领小分队在江汉公园据点附近的江边，将一对谈恋爱的青年男女，诬指为造反派密探进行毒打，把男青年打入江中，不加救援，坐看其沉没淹死。他是最凶残和最主要的杀人凶手之一，在617、624血案中间的表现都很突出。

百万雄师江汉支队巡逻小分队队长曾昭明，武汉民族乐器厂，是6－1、6－12、6－13、6－15、6－17、6－18、6－24武斗事件无役不与，617、624血案中间负有直接血债，是最凶残和最主要的杀人凶手之一。

百万雄师江汉支队女队队长李翠英，武汉绢花厂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其身材高大，壮实泼辣，有“假男人”之称，多次参与武斗。

百万雄师江汉支队宣传部负责人魏桂明，武汉工艺雕刻厂团支部副书记，家庭出身伪军官。武汉七二○事件后，积极提供百万雄师历次武斗的杀人线索。四人帮倒台后，因为镇压迫害造反派有功而入党，被提升为湖北省工艺美术服务部的科技部主任。文革前曾经与胡国基有朦胧恋情，文革初期第一个站出来出卖朋友，受到文革工作小组的重视，成为专案负责人。在720之后曾经找过胡国基长谈多次，要求恢复恋爱关系遭到拒绝，因此怀恨在心。后在“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北决扬”运动期间，是残忍毒打胡国基的急先锋。在寒冷的冬天，剥光胡国基的衣服，朝他身上泼水，按住胡要他跪在水泥地上，用脚踢胡的下身；还一边骂骂咧咧“老子那点看上你，你哪点值得老子看上。”以此报仇雪恨。

617最重要的杀人凶手徐世谱，工商业兼地主出身，武汉工艺雕刻厂。用水管做的长矛在杀人后，肉嵌在里面出不来，都干了，还是6－8绑架杀人活动的策划者和参与者，后因镇压造反派有功而入党。

617血案最主要的杀人凶手彭柏艮，武汉工艺雕刻厂。参与武斗杀人时年仅17岁，身材高大壮实，素性残忍，与社会上的流氓团伙有来往。还说“杀人就像是杀豆腐一样过瘾”。四人帮倒台后，被提拔为厂办调度室主任，曾经利用职权盗窃厂内物资和基建光钢材。

617最重要杀人凶手邹长庚，劳改释放人员，武汉工艺雕刻厂。6－8绑架杀人案中间，在罗涵义带领下，参与毒打恋爱的青年。720之后主动坦白交代这一事件，还坦白交代617、624武斗杀人情况，还主动检举揭发他人。

617最重要杀人凶手周木生，武汉工艺雕刻厂。6－8绑架杀人案中间，在罗涵义带领下，参与毒打恋爱的青年。720之后主动坦白交代这一事件，还坦白交代617、624武斗杀人情况，还主动检举揭发他人。

617血案最主要杀人凶手方顺心，武汉工艺雕刻厂，多次武斗中间杀人累累。在驻扎江汉公园期间，常常绑架他人，蒙上眼睛毒打取乐。617、624血案中间，冲锋在前，亲手杀死杀伤多人，720之后态度仍然非常顽固。在后来整造反派的历次运动中间，为了讨好魏桂明，多次参与对胡国基的毒打，后来与魏鬼混并结婚。他父亲方坤山时造反派头头，他为了表示与其划清界线，在批斗会上亲手出击，重拳将其父亲眼睛打肿。当时他父亲已经年近花甲，气得一病不起，最后身亡。四人帮倒台后，因为立场坚定保当权派，而且杀人有功，破格入党提干，升任湖北省工艺美术部行政处主任。

617血案最主要杀人凶手蔡光海，武汉工艺雕刻厂，720之后主动投案自首，坦白交代杀人问题，并积极配合说清问题。

617血案最重要和最凶残的杀人凶手之一罗和伢，武汉工艺雕刻厂原书记，后任副书记。在617围堵杀害汽车上的学生，受到奖励。6－18在清剿没有最后撤退的造反派中间，在六渡桥民生甜食店附近二楼，截住一个准备撤退的造反派学生，用长矛刺穿木门，破门而入，在窗口赶上这名学生一矛刺进他的身躯，该学生大叫一声掉到楼下，血流满地，不能动弹，因为群众同情造反派赶紧把伤员送往医院。事后他还为此去邀功，720之后被江春兰揭发，他自己也作了交代。

617血案最主要的杀人凶手之一吴克忠，地主成份，武汉工艺雕刻厂，此人野蛮粗俗，力气大，好胜，每次武斗都是冲锋在前，因为武斗杀人有功，多次受到奖励。

617血案最凶残的杀人凶手杨忠明，武汉工艺雕刻厂，他使用的武器是扬镐把，在把柄的大头上部分，钉满无帽的钢钉，百万雄师把这种武器称为“狼牙棒”或者“狼牙棍”。他就是用这种武器参与围剿参加造反的大学生和工人，进行毒打和杀戮，四人帮倒台后，因其杀人有功，入党提干。

617血案的主要杀人凶手之一黄金栅，武汉工艺雕刻厂党支部委员，手持水管打制的长矛杀人，负有血债。

617血案最重要的杀人凶手肖绪炎，成份大地主，武汉工艺雕刻厂，720之后，首先在暗中交代武斗杀人罪行，并提供大量线索，揭发详细情况和杀人经过。四人帮倒台后，调任武汉雕塑院当院长。

617血案最重要的杀人凶手曾滨泉，武汉工艺雕刻厂副厂长，党支部委员，720之后主动投案自首，并主动交代和揭发他人的杀人罪行。

617血案最重要的杀人凶手乔良春，武汉工艺雕刻厂木工，720之后主动要求坦白，交代自己的杀人罪行，并检举揭发他人。

617血案最重要的杀人凶手魏昌海，武汉工艺雕刻厂木工，720之后他只检举揭发他人，不坦白自己，对自己轻描淡写，说自己只是跟着哄闹。

617血案最重要最凶残的杀人凶手曾宪坤，流氓，会武功，武汉玉器厂，负有血债。

617血案最重要最凶残的杀人凶手胡德全，武汉玉器厂团支部书记，市二轻局党委书记胡宝林的侄儿。四人帮倒台之后，因杀人有功，入党提干。在职位飙升中，大肆贪污和玩弄女性。后由于报复不再受他玩弄的女性而被告发，被判刑五年。

617血案最主要最凶残的杀人凶手李玉森，武汉绢花厂，720之后在街上被群众认出，被愤怒的群众欧打而死。

617血案最主要最凶残的杀人凶手邱健东，武汉花边社，流氓，有相当好的武功，是百万雄师江汉公园据点的教头。

617血案最主要最凶残的杀人凶手段喜璋，武汉花边社书记，手持水管打制的长矛杀人。1975年调任武汉工艺雕刻厂任书记，在四人帮倒台后，继续残酷镇压造反派，捏造罪名，制造冤案，竭力和同党一起把造反派投入监狱。

617血案最主要最凶残的杀人凶手邱有源，武汉旗帜社，流氓，四人帮倒台后，因杀人有功入党提干。

617最主要最凶残的杀人凶手张松林，武汉旗帜社，四人帮倒台后，因杀人有功入党提干。

617最主要最凶残的杀人凶手詹才嗣，武汉戏剧用品厂。

617最主要最凶残的杀人凶手邬德富，武汉戏俱社书记，用水管打制的长矛杀人，负有血债。文革初期就是整群众的打手，和文革工作组组长杨书森一起，构陷胡国基，说他1963年所画油画“鹰击长空”的画面上是“老鹰抓太阳”，是含沙射影地攻击毛主席，太阳就是毛主席。还说胡国基为反革命分子彭德怀翻案、有海外关系和里通外国，以此为借口，将反工作组的胡国基打成反革命。

617血案最重要最凶残的杀人凶手杨书森，武汉工艺美术公司供销科长，文革前是派驻武汉工艺雕刻厂的四清工作组组长，文革开始后转为文革工作组，拼命整群众。后参加百万雄师，是江汉支队的督察员，是617血案的现场督察和参与者。别人揭发他参与杀人，他辩解说自己的武器不够长，没有杵到人。

百万雄师江汉支队驻扎在江汉公园据点，有一批宣传鼓动上的后勤骨干，曾玉兰、林曼桂、杨润英、彭巧珍等均是武汉工艺雕刻厂人员。


1967年7.20事件后赴武汉亲眼目睹的情况 曹为平

读了老田同志的文章后使我回忆起1967年赴武汉时看到的情况。

7.20事件发生后，我们复旦许多红卫兵坚决要求到武汉去声援。我也在其中。领队是胡守钧。我们火车在株州和长沙耽搁了两天，到武汉大学时正是7.25.深夜或者说是7.26.凌晨。

稍睡几个小时，清晨起来我们就参加了一场大游行，武汉的造反派去抄了百万雄师的武斗杀人据点。我到了一个公园，看了老田的文章，依稀记得可能就是江汉公园，我到现场时百万雄师已经撤出才不久，在7.25.的确还是百万雄师据守着。我到时刚被造反派占领。我亲眼看到不少树上密密麻麻的矛子戳的眼眼，这些树的地上都是一滩滩已经发黑的血。在场群众人来人往观看者很多，还有一个公园里的假山下的洞，从一头通向另一头。在场群众普遍说这是百万雄师关押人员的地牢。

我有一个战友，和我一起去的武汉，他是我们物理而系原子核物理专业65年级的学生，也就是说比我第一个年级。1970年主动要求去黑龙江，现已失去联系不知在那儿。他亲身参加了抄百万雄师的另一个据点，他跟我说，抄出了大批的枪支弹药。后来出来时，他们每个人背着两支枪。他背的是步枪。这些武器全都上交了。

我们到了一些工厂，那儿的工人告诉我们，由于百万雄师的屠杀，厂里的造反派不得不出去避难。也有不少人，那时要求恢复他们造反派的组织，声称是在百万雄师的屠杀下，为了保存实力才脱离组织留了下来的。我们嘲笑这些人是胆小鬼，被百万雄师的屠杀吓怕了，脱离了组织现在又不作自我批评却声称保存实力。但是从这些事实和参加保守组织的人的话可以看到，百万雄师的血腥屠杀是不争的公认的事实。

1980年前后，我在四川南充遇到两个百万雄师的人，他们大谈文化革命搞武斗。那时正好出了个电影，名字叫《枫》，就是把武斗归罪于文化革命的。他们大谈这个电影如何如何真实。我跟他们说我于1967.7.20.以后到了武汉亲眼看到情况，他们一口咬定是造谣，我说我亲眼看到的是在一个街头公园里，他们硬说那一定是造反派布置出来的。我说不可能，因为昨天那儿还是百万雄师占据着，我不过到得稍晚了一点，造反派刚刚占领，不可能那么快就布置出来，可是他们还是硬说我是被人欺骗了。对他们这种态度我实在不知怎样说好。

我们复旦大学的情况我已在《复旦大学八·六斗鬼风里说了》。

其实到处都是这样。就拿我们厂来说。1971年，一个和我同寝室的工人是造反派，好几次我亲眼看到他被人打得遍体鳞伤在同情他的工人扶持下回寝室。可是"改革开放"以后，当有人有事没事都要攻击文化革命打人时，我跟这些人们说到此人被打的情况，那些人来了个不承认主义。硬说他没有挨打，还倒说他打人，但是我至少在到厂几年中从来没有看到他打过人，只看到他挨打。当我说我和他同一寝室好几次亲眼看到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满身鲜血回来时，他们又说别人没有打他，是在批斗他时别人向他指了一下，他就自己倒地，自己把自己的鼻血弄出来并擦满身上的。对此我只好哑然失笑。

1977年，该工人在已经退休下被开除出厂，丧失了生活来源。文革中不管什么乌龟王八，都给生活出路的，而他们却不管死活不给生活出路。几年后该人悲惨地死去。

还有有些人不管什么事都要无缘无故地归罪于文化革命。如我们化验室没有公章，这本是很不应该的，我好几次说应该去刻个公章。可居然有人说化验室原来是有公章的，在文化革命中夺权时被那个造反派收走了，还说他把十几个公章挂在腰上。--这完全是说谎。我们化验室从来就没有过公章，而且那个工人所在那派也从来就没有夺过权。所谓把十几个公章挂在腰上完全是谎言临时编出来的。这些人说谎历来不脸红。


关于文革“武汉7·20事件”若干流行说法的存疑--读《微行》一书存疑 书生意气

1990年代以来，文革历史纪实、回忆，渐成气候。其中得以采访文革风云人物，记录中共高层文革政治活动，洋洋洒洒，捭阖纵横，渐成大观者，南有叶永烈，北有权延赤。二者比之其他人，率先披露许多未为人知的上层斗争细微末节、内部消息，一时也独领文革纪实文学风骚，一些重大历史情节与论说，被正史、野说和演义一引再引，人云亦云。对于文革这十分敏感，慎之又慎的写作、出版，惟独叶、权所向披靡，学者文人论及历史，也常常引证叶、权提供史实和人物话语；“南叶北权”似乎可以成为文革研究。

我在90年代读了权延赤的《微行——杨成武在1967》（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为该书披露重大历史事件和中共领袖人物言谈、决策事实所感染，以为历史就是如此的了，特别是杨成武将军（他为该书提供主要回忆素材；也是我自阅读《红旗飘飘》以来就十分崇敬的共和国将军），在其他场合也通过口述记录形式，让其他作者撰写了类似的史实题材的作品，它们包括了杨的回忆、毛的话语，加上作者文字演绎，历史与演义混为一体，我都以为是历史事实了。而许多研究文论、文学作品乃至戏说演义、街头巷尾报刊读物，涉及武汉事件，也从杨将军公诸于世的毛泽东、林彪——其他军政领导的言行、内心描述，一引再引，辗转复制、演绎。

但一些关键、细节和地方，总是有些疑问，久久不明，需要求教大家：

1．第一版《微行》的第5-9页，记录、演绎了毛泽东读《通鉴》，而且就在宣布决定南下武汉的1967年7月13日，毛正在读《通鉴》，卷七，秦始皇听卢生讲微行以避恶鬼，卷十一，陈平建议汉高帝“伪游云梦”，待图谋反叛的韩信“谒而陛下因禽之”，高帝以为然，遂南行陈县擒韩。权文说（毛泽东）当时正盘算，“现在谁是谋反的‘韩信’”？众老帅不会是，青海赵永夫、内蒙军区的“骄兵悍将”、云南赵健民？“毛泽东摇摇头，心有疑惑……结论不忙下。何况，这些地方成不了大气候”。但毛“目光停在‘吾将南游云梦’，久久不移”。“陈再道将兵数十万，为一路诸侯，成一方气候”。加之，林彪说对北京、武汉军区不放心，中央文革说陈“是武汉的谭震林”。毛“一次次自问：‘陈再道会反对我吗’”？“他不相信。但也不放心”。作者云他访问了毛身边的护士孟锦云，孟提供的证明是毛重视读《通鉴》，就在南巡武汉前夕他正在读权文所说的卷七、卷十一。毛泽东是借读史运作文革实政？权文语焉不详。但权文首次在国人前演绎了一大段毛泽东似不光明的心理活动，毛泽东似乎用谋反的韩信“借古谕今”来怀疑陈再道司令员，或许是林彪与中央文革的倾向影响了毛？是他就从古史经验来搜寻需要整肃的将帅？况且，权文在第12-13页，引用孟护士在90年代初回忆的毛泽东的话，说秦皇以为焚书坑儒就天下太平，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似乎，文革从文化教育界开始，现在更要考虑的是粗人军人造反了。权的演绎和毛的思想，那一个更符合客观真实？

笔者绝对相信权同志红旗下出生、长大，他完全是拥护热爱毛泽东的，不会在毛泽东身后毫无根据地来揣测与污蔑伟大领袖。笔者也绝对相信孟护士尊敬毛泽东，决不会在毛身后无中生有；而杨将军对于这段文字，虽无口述的义务和责任，但对这本书不会不认真地考虑和斟酌，因为这书叙述记录了他居于中共顶峰的风云活动，可能是他一生最风光的几个月！不讲对中共政治历史负责，至少要对他自己负责。那末，他似乎也以当事人身份，同意权的分析，或者旁证了当年毛南下武汉的全部动机、心理。相信其他的读者也是这样，大多信赖了权延赤的披露分析不是演义，而是信史。

这样来看，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似乎毛泽东比林彪和江青更明确地要收拾武汉军区的陈再道，他的理由是什么，是时下批判毛的——他根据封建帝王的历史经验，要收取打江山功臣的权力，良弓藏走狗烹？是陈将军确有反叛之意或真有什么重大不忠问题？还是仅仅陈再道对他的文革意图很不理解和抵制？而该书的主体倾向，又认为林彪、江青阴谋策划了“武汉事件”。国内近30年来的官方主流倾向，是林、江合谋制造了“武汉事件”*。所以该书的两种意向是完全冲突的。进而，这与权同志肯定毛的文革初衷，权记录毛对杨成武说“重心在转向军队，是当局了”又如何衔接？杨成武认为王力等文革要员理解“当局了”为重点解决军队问题，抓军内一小撮；而认为毛泽东是要稳定军队、依靠军队稳定全国的意思。

疑问在于：权文大量表述了毛泽东的思考（实例不一一列举），反映的是否毛泽东的真实原意？是毛泽东当时如此去思想的还是权同志臆断猜测的？既然说陈司令是无辜的，毛泽东去武汉是为了保护他过关，为何毛泽东南下又要提防韩信一类的人物？以上回忆和分析能否作为信史的参考？本人这里撇开对文革和毛泽东的价值判断，仅仅是确认：是不是，有没有？对于武汉事件的这些重大背景的是与不是，《微行》语焉不详。

2．关于军委十条命令的出台。权文说：“四月六日，林彪、关锋、戚本禹又针对‘军委八条命令’下达了一个‘军委十条命令’，明确规定了……”（第18页）这样表述，是否准确？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所披露，毛泽东在1967年4月4日就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稿作了批语，并对第一、三、四、六、七条等内容亲自做了文字修改，4月6日，又对林彪送审的修改稿做批语。两次批语先后指出印发军区会议同志征求意见，修改后即可发出，再送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讨论批准，即可发出。该文件草稿的确是林彪口述，秘书记录起草，送关锋斟酌，关、王、戚商量、修改，林送毛泽东审阅。问题是文稿送到毛泽东，毛和中央其他领导，根据当时在军队介入文革运动中实际出现的情况和他们的认识，反复研讨了此文稿，毛泽东做过认真修改，文件又印发提供军队同志征求意见。就如大家之说，文革期间政党运作决策程序再怎么不正常，但该文件的出台，过程与手续本身还是比较正规和完善的。权文将十条出台归咎于林彪和关、戚，再将前述八条和此十条完全对立起来，是否历史、科学？曾热中于制订八条感谢毛泽东批准八条的林彪，后来为何又主动提出十条，如果林彪草文售奸以“乱军”，毛泽东为何会支持他？作为武汉问题的一个前期背景，作者没有真正说明。

3．关于4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林彪对陈再道、钟汉华下逐客令问题。第19-20页说，林彪“早已把陈再道列入‘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要把他‘揪出来烧掉’”，所以“他请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参加庆祝‘五一’节活动，唯独对陈再道、钟汉华下了逐客令：‘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实际上1967年庆祝五一节，涉及许多老同志的待遇问题，所以毛泽东提前半月就委托周恩来筹备有关事宜，确定参加活动、上不上天安门问题，周亲自组织有关活动，给老同志和造反派群众做工作。整个安排，是周恩来在总理之中。林彪在文革中许多大事也不了了之，何以就什么军队领导人去留（北京）做具体指示？林彪下逐客令之说有何根据？况且，萧华、杨成武当年是周恩来处理军队事宜的左右手，在五一前，萧上将早已经成为扶不起来的天子，自身命运难保，唯一可以帮助周恩来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包括进退、上下、出入）者，惟杨上将也。如果是周不同意武汉军区领导留下参加活动，太不符合实际，他也不会就一个司令员出此惩戒办法；而当时研究确定军方问题，周恩来又要听杨上将意见，他是当时最知情的人。可以参考的事实是，五一晚宴之后的大厅里，三军、三总部、大军区众将军簇拥着微醉自得的杨代总长，如众星拱月；杨应该最知晓诸将中为何没有陈再道的底细。似乎杨没有口述给权延赤明确的史实，或者默认他成文来谴责林彪——对陈司令下逐客令。当时提议和决定武汉军区领导不予参加五一活动的，究竟是什么重大人物？他为何对陈再道态度如此苛刻？从权的文字顺序，似乎是江青4月对武汉军区雷霆震怒直接联系着林彪的逐客，两者有因果关系而且是历史必然吗？即便源出江青，具体是谁去照办的呢？

4．7月14日杨成武抵达武汉情景。该书第60-61页，讲杨成武带着“毛泽东亲自南巡，‘中央文革会不闹事吗？’”复杂的心情，将毛泽东送到武汉东湖梅岭一号，顾不得休息，直奔周恩来住地“百花一号”，杨向总理敬礼，汇报“主席已经安全到达”。笔者最近读到另一回忆，是当年随谢、王在14日中午已经到达武汉的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的回忆。张说*：“晚上，总理正与三军领导开会，汪东兴、郑维山走进东湖百花一号，一路走一路开玩笑说今天就只抓住一个扒车的是郑维山……张报告汪东兴到了，总理出来问汪：‘到了’？（按：指毛泽东到达了）汪东兴答‘到了’。周随即宣布散会，夹起皮包就去毛主席驻地”。从张的回忆，是汪东兴与毛泽东抵达之后，去总理住处，总理得知毛泽东“到了”，立即就去毛泽东住地。究竟是杨先见周，还是汪先去周恩来处？

接着，是权文引用的杨的回忆，说周恩来先听杨汇报路上情况，并未谈到周去毛泽东处。特别是从杨看来，周“眉头微微一皱……似有心事地望住杨成武”，讲述谢、王、余也到了武汉。杨听后一怔：“他们怎么过来了？碰头会上并没有让他们过来……”。周解释，谢是他飞武汉前打电话叫来的，而“王力在重庆听说后，给我来个电话，也要来武汉”。既然如此，杨并不掩饰心中的反感，问周恩来“他来干什么”？这段记载，给读者留下事后孔明似地过分渲染周恩来与杨本人实际情绪的印象。联想起杨成武在1967年7月14日见王力之前已经担心中央文革会闹事的预感，究竟是历史真实还是事后的附会——甚至是口述整理者自己的附会？杨成武在当时，与中央文革工作配合得并不错，对江青也是十分尊重和推崇的，他凭什么担心中央文革要闹事，又直接对周恩来质问中央文革的王力到武汉干什么？周恩来凭什么说王力打了电话“也要来武汉”？从武汉事件之前情况看，周恩来毫无必要也没有根据，在杨成武面前过分表示对中央文革的忧虑，更不会无中生有说王力自己要求到武汉。因为召谢富治到汉，电话是周打的，谢请示在重庆的其他人如何办，周要求一起到武汉，他何苦在杨前面去演示自己对王力有反感？作为参考，也不妨看看与此有关的张根成的回忆**：“谢富治、王力、余力金、李在含等一行先去云南，临行，总理还专门安排就住在昆明军用机场。6月底出行时，就没有去武汉的任务，中央文革没有去解决武汉问题的准备，谢富治、王力并没有携带与武汉问题有关的文件材料。一行人大约是7月5日左右到成都的，13日刚刚到重庆。当晚，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谢务必14日赶到武汉，执行任务，也未说明是什么任务。谢问中央代表团的人怎么办？总理说一块来。王力与众人议论刚到重庆，任务还没有完成，怎么又要赶到武汉？谢、王让张根成给中央文革办事组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关锋接电，说：‘去了就知道了，电话里不能说，听总理安排，没有讨价还价余地’。”据张回忆，当时王力并非赖着要跟到武汉（大家并不知道是什么任务），甚至还想留在重庆处理事宜，所以叫张打电话询问。实际上，王力自己并未与周恩来打电话。今天平心静气来看，周恩来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完全没有必要对自己部下的谢、王一行反感，以至去编造王力自己要求到汉的话，杨成武在当时并不知道毛、周的全部安排，也没有必要声明自己在7月14日就反感王力的来到，似乎已经预感王力要出纰漏。

那末，这段文字，是杨将军把后来自己的想法转移到1967年了呢，还是口述的记录整理者的话语导向呢？特别是，待罪之王力，就此问题还写有回忆录，也给中纪委写有申述（笔者不引证他的有关自白），对于当年的事情，是王力在撒谎洗刷自己责任，还是杨将军或权记者说过了头？

5．其他几个具体问题。

1）第85-86页，说谢富治在7月19日早饭后“一脸惶戚”找杨成武倾诉到水利学院看造反派以后，（他们）又闹起来了。这段文字可能记载的不是历史事实。谢、王一行的确在送走周恩来后，到水利学院去亮相表态了。他们回到东湖躺下休息已经是19日凌晨快4点了。聚集在水利学院被谢接见的造反派也总得歇息片刻，他们除了欢呼“毛主席派来的人和解放军”，除了有人（省直造反派）将谢、王讲话录音在天明以后拿出去播放，大概是没有“闹起来”的。上午，武汉三镇多处播放谢、王录音，两派并未冲突。在19日早饭前后，迄至午饭前后，武汉的造反派、百万雄师都没有闹，他们在考虑对于中央首长的讲话采取什么态度。谢何来的惶恐？谢是自以为正确的，他在19日晨惶恐什么？谢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杨是代总长，而且当时的分工，杨将军与三军领导主要保护毛泽东安全，没有参与做两派群众工作；谢、王要面对群众做工作，协助解决武汉问题。谢富治凭什么去找杨成武倾诉自己可能在群众工作中闯祸了？谢、王初知情况不妙，已经是19日下午，那时他们在军区会议室讲话教育教训军区师级领导干部，军区大院外有省直造反派在播放谢、王在水院的录音，大院内有一群独立师的战士起哄，要求澄清所谓“四点指示”。这些情况被工作人员得知，汇报给他们，但他们根本没有当一回事，王力还反问“怎么？有什么问题吗”，谢富治在会议中与会议后也困倦去休息了，没有多少恐慌不安。所以杨成武在19日早饭后警告，谢富治王力“几句话”就把总理的努力破坏了，“我看你们怎么向主席向总理交待”大致不是当时事实，而是后来的心态，或向权记者口述时的心态。

2）第92-93页，说谢富治在7月20日早饭之后（“日上三竿”），又匆匆向杨倾诉“出事了”。谢说“韩爱晶、谭厚兰他们几个也被拥出去了”。这点十分令人困惑：韩、谭二人，根本没有到武汉，就谈不到被百万雄师拥走的事实。谢带到云南、四川重庆，又到武汉的红卫兵，是北航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等人，他们相处二十多日，谢起码不会把姓名弄错。对杨来说，当年是真心实意相信毛泽东和江青，支持红卫兵造反的军委领导同志，北航红旗自认为有杨将军这样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后台；杨与北航红旗有较为密切来往，还参加北航革命委员会成立活动，他早就认识韩爱晶与井岗山（一、二号头头）。井岗山与他在东湖百花院相处数日，“720”出事时还在他与谢富治之间奔走联络（井去杨处，杨、余、李作鹏和三军作战部领导议论从各处调兵赶来武汉事宜，并不避井；井见情势，自行离开百花一号），他怎么会弄错人？特别是北师大的谭厚兰，更是不沾边，杨成武当时正当壮年，怎么可能把两个学校的人物弄错？如果说杨在口述时年事已高，可能把学生姓名说混，为何还谈不到年事已高的权记者，会出这种“不硬不软”的“笔误”？如果是1967年才几岁的人，未经历文革实践，仅仅从文字材料看文革，有可能张冠李戴；作为研究者也不会不询问当事人，多少总得做点考证。口述历史不是评书演义，时间、地点、人物、言行都得基本准确。权记者是当年北京的大学红卫兵，多少也是见过场面的头头，又在论说文革，不会不连北航、师大的学生头头姓名都不清楚，为什么出现这种属于硬伤的“笔误”呢？谢将军紧张了说错嘴，杨将军年龄大了说错嘴，读者都可以原谅。但亲历文革的一代人，且做过文字斟酌，就很难令人明白一个小地方可以如此张冠李戴，那论说中央高层领导人物、言行的文字，准确性与置信度会如何呢？

更值得强调的是：是否杨真是到“日上三竿”才知道出事了？联系史料，并参考当事人之一的张根成回忆，20日凌晨1点多，汪东兴急电百花二号，说有人在冲击宾馆北门（靠近毛泽东所在的梅岭），张去现场观察并见军区保卫科科长劝阻来人，汪就在附近密切观察（8341指战员已经作了应急准备）；张回去报告王力，马上通知军区值班领导，叶副政委答应派40名干部来加强工作；三点许，29师张政委率部赶到。此前，汪再催“不行啊，怎么没有见增加人啊”。王力忙叫叫醒谢，谢边穿衣服，边说赶快把宾馆造反派头头叫来，先将内部造反派稳定住，叫大家不要乱，免得群众发生冲突。时天已蒙蒙亮，院子里已经有人冲进来了。王力叫张快去通知住百花一号的杨成武，张从后门跑到一号（两楼相距约200米），杨起身说：“那怎么办？那主席那边？……”；按原来决定，杨被要求不要暴露身份，张说“主席那边汪东兴知道；你不要暴露”，杨道“那我们就不出去了”。很快人群冲进二号楼上，大叫“谁是谢富治”？从时间发生顺序看，张是在天已经蒙蒙亮，百花院已经冲进“百万雄师”时去通知杨成武的，杨怎么不知道院子里出现情况？四点多，武汉军区领导被叫到现场，五点多，谢富治与来人在二号楼后面草坪进行交谈与交涉，情况略有缓和（草坪正对一号楼，杨的住室在楼上）；六点前，从西门（靠近百花院落）冲进31车持枪的独立师军人（其中军用卡车21辆），气氛紧张起来，开始打人抓人。抓人时，院子里已经人声喧哗，一号楼的警卫、领导，连服务员都会知道情况不妙，何况是职业军人？保护毛泽东安全是杨为此为大的任务，将军首先想到的是“那怎么办？那主席那边？……”，即便不叫他去暴露身份，他可能在张根成报信后再安然入睡吗？他与汪、谢不会电话联络吗？他会从天蒙蒙亮到“日上三竿”还能心平气和，端坐用餐吗？谢、杨在上午当然是当面交换与商量过情况，当时住在百花一号的三军、机要同志，健在者还有好多位，他们的记忆会是什么？是否将军把当时情景遗忘？

3）第106-107页，杨成武上将在汉口机场调飞机问题。文云杨成武护送毛泽东到汉口机场，“机场并不象吴法宪报告的那样，没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造反’的军人”；读者弄不清楚，是否吴司令谎报军情——而且是在毛泽东将转移的时候？事实真相是，20日下午，闻讯周总理要到，的确有数十车群众和军人冲进汉口军用机场，要求见周，有的卡车甚至停在跑道上。劝阻之同时，机场同志报告武汉空军司令部，武空报告军委的空司吴法宪，北京通知周的专机在武昌山坡着陆；汉口机场的人群后来也就散去，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在周恩来的指挥下，武汉军区的孔庆德副司令、空军刘丰副司令亲自安排、警卫毛泽东转移汉口机场事宜；机场情况自然是武汉的人最清楚，北京的吴司令来报告什么？机场当然是无外人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也总得睡觉。这里是否将20日下午的事“粘贴”到21日凌晨了？

另一方面，周恩来亲自指挥空军政委余立金，专门落实毛泽东飞离武汉事宜，余在毛泽东抵达机场前后，已经和正在落实毛泽东的专机与护卫飞机（他到武汉主要任务也就是此事）。权文说杨成武亲自去落实飞机，而且专机师的大队长并不知晓杨焦急的一切，冒出来最好的飞机是谢富治要用的怪论（王进忠此前未见杨成武，总知晓周恩来、余立金有交代吧，专机是统一安排调用的，怎么会成为个人专机，专为中央首长服务的王团长，何能出此幼稚之言）。甚至，在杨以总参谋长身份教训一个专机师大队长同时，毛泽东本人就已走过来，杨汇报主席，“我们就要坐这架飞机”！在权延赤笔下，详细介绍了专机调动的程序，但总参谋长却像临时在总指挥一场儿戏。不知道饱经风霜的专机师和王大队长如何看待这段记载？

“720事件”专机组的回忆文稿说：周恩来20日到达山坡机场，对专机要求：“你们就在飞机下面休息，等候命令，随时准备起飞！”“已经通知，晚饭送到飞机上来，”……随后机组接到命令，3架伊尔一18飞机立即飞至王家墩机场。……后来，空军政委的秘书向机组传达命令：“机组原地休息待命。”大家就在机场招待所和衣而眠，迷糊了一觉。21日凌晨4点……命令下达：“准备马上起飞！”

……上午9点钟一余立金来到机场，径直登上王团长驾驶的那架飞机，当发现飞机上全是座位没有包间也没有床位的时候又急忙离开这架飞机，朝着副团长潘景寅驾驶的232号飞机跑去（按：余立金刚使用232号后不久）……此刻，毛泽东乘坐的小车来到机场，正在待命的潘景寅看到之后手足无措，忙不迭地跑到王团长身边报告，然后回到自己驾驶的232号飞机上，紧接着毛泽东登上了232号飞机。

回忆稿说是空军政委余立金亲临现场组织指挥飞行任务的。

辑有此次飞行回忆（王进忠大队长）的《绝密飞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说：（天黑后，专机从山坡起飞在王家墩着陆，见从云南飞回的潘景寅的专机）很快，潘景寅和余立金的秘书到了机场，秘书向我们传达余立金政委的指示：“原地休息待命”。

凌晨4点，（飞行员）房门被人推开……“准备马上起飞”，一声令下，仅用了二十来分钟，3架飞机就全部准备就绪。（232号专机机长潘景寅匆匆走来）说：“主……主席……毛主席来了”！（按：此时潘已经得知是毛泽东要用飞机，专机组才知道周恩来给他们的使命）……

毛泽东主席由政委余立金陪同，已经登上了原由潘景寅驾驶的那架客机等候，情况不容我再耽搁，便急慌慌奔向等待着的主席座机。……

……领航员…高声质问：“我们要飞到哪里去呀”？

紧急中，我们没有经过任何有关部门的批准，没有办理任何必要的手续，甚至没有航线，没有目的地，完全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行动。

正在大家为难之际，余立金政委推开前舱门进来。“到虹桥机场”！

可见，在专机师的回忆里，空军领导（政委、秘书、作战部部长）是现场安排飞行任务的关键人物，不是事必躬亲的代总长。权的记录起飞前的回忆文字里没有余，仅仅是到上海以后，毛泽东要杨去布置，指派空军政委余立金与作战部副部长飞返武汉，试问，空军领导何时到的上海？怎么冒出来的？而且，权文说杨安排好一切，十多架飞机升上武汉的夜空，在21日11时到达上海。武汉七月的夜空，至少是凌晨五点以前，武汉到上海仅需1小时多一点，还有四个多小时，载有伟大领袖的飞机到什么地方去翱翔盘旋了？这个说法也与专机师说的——9点钟余立金与毛泽东才来到机场很不一致。

请看1967年7月21日八点多（日影角约45度），毛泽东在机场支线的专列下与余立金谈话的照片。


文革中各省级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常委中的群众代表名录（一） 青近军

    文革中，取代各省党委、政府的权力机构是“省革命委员会”（革委会）。

    按当时的中央规定，各“省革命委员会”，实行“三结合”的人员组成方式，即由原领导干部代表、解放军代表、群众组织的代表共同组成。之中，群众组织的代表，即是文革中产生的各种造反派组织与保守派组织的负责人，被简称为“群众代表”。由于各省文革发展的情况有差别，故进入省革委会的群众代表，不一定全是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也有保守派组织的负责人，还有一些原来的劳动模范。

      本名录说明：

    （1）标有 △ 者为副主任委员。

    （2）本名录（一）内容还很不完全，欢迎知情者补充、更正，增添更详细内容材料。

     ——青近军 选载、修订。

    （1）黑龙江（1967年1月31日成立）

    △范正美，哈尔滨师范学院教师

    △刘雪峰，哈尔滨锅炉厂工人

    韩潮，31岁，黑龙江省林业厅管理员，

    陈造反，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

    （2）贵州（1967年2月14日成立）

    △孙昌德，32岁，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归国留学生，中共党员（？）

    徐英年，29岁，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生，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负责人，中共党员（？）

    （3）山西（1967年3月8日成立）

    △陈永贵，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劳动模范，中共党员

    △李顺达，平顺县西沟大队党支部书记，劳动模范，中共党员

    △杨承效，第十三冶金建筑公司电焊工，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

    （4）北京市（1967年4月20日成立）

    △刘锡昌，33岁，北京光华木材厂工人，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委会核心小组组长。

    △邓万田，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常委会核心小组组长

    △聂元梓，女。46岁，河南滑县人，原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委员、哲学系总支书记，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组长

    徐凯，24岁，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工人，“二七红色造反团”负责人，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委会核心小组组长

    王景瑞，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委会核心小组副组长。

    鲁文阁 北京市第二机床厂

    苗永昆？

    罗瑞华？

    张桂福，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贫协）负责人

    谭厚兰，女，30岁，湖南望城人，北京师范大学调干生，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中共党员

    蒯大富，22岁，江苏滨海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共青团员

    韩爱晶，21岁，江苏涟水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

    李冬民，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学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负责人，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

    周景方，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党支部书记，学部“红卫兵联队”成员

    牛连璧？

    涂武生？

    （5）江西（1968年1月5日成立）

    △万里浪，南昌洪都机械厂工人，江西省“大联筹”（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负责人

    蔡松林，江西造纸厂工人，“大联筹”负责人，工人指挥部负责人

    涂烈，江西拖拉机厂工人，厂革委会主任，“大联筹”负责人

    汪桂荣，铁路工人，“大联筹”负责人

    吴才枋，农民，兴国县长岗大队党支部书记

    陈全生，大学生，“大联筹”负责人

    周升炬，大学生，江西省“大中红司”负责人

    蔡方根，大学生，江西省“大中红司”负责人

    张行阳，中学生，中学红卫兵负责人

   （6）河南（1968年1月27日成立）

    郜国荣，原国家黄河水利委员会干部，省大联委委员，“二七公社”负责人

    轩东森，原河南省建工局干部，省大联委副主任，“河造总”负责人

    申茂功，28岁，郑州国棉六厂工人，“二七公社”负责人，省大联委主任。中共党员

    杨锡淼，国防科委十三所技术员，“二七公社”负责人。

    唐歧山，39岁，郑州铁路机务北段工程师、司机长，郑州铁路局大联委主任，“二七公社”负责人，中共党员

    申红玉，开封电厂工人，开封“八二四”（八二四造反委员会）负责人、省大联委副主任

    郭守仁，开封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人，“八二四”负责人

    龙一兵，郑州第二砂轮厂工人，省大联委委员，“二七公社”负责人

    李福山，郑州印染厂工人，“二七公社”负责人、省大联委委员

    唐振方，洛阳拖拉机厂工人，豫西造反派负责人

    张过老，洛阳拖拉机厂工人，豫西造反派负责人

    张宗海，省建工局二处工人，省大联委委员，“河造总”负责人

    吕书墨，新乡七里营党支部书记，省劳动模范

    文香兰，女，鲁山老庄公社副社长，省劳动模范

    党言川，24岁，郑州大学学生，“二七公社”负责人，省大联委副主任

    陈红兵，开封师范学院学生，“八二四”负责人

    杨国雄，河南医学院学生，“河医东方红”及“二七公社”负责人。

    周启忠，郑州粮食学院学生，“二七公社”派“粮院联委”负责人，省大联委委员。

    范念民，河南农学院学生，“二七公社”派“豫农红总”（河南省农学院红卫兵总部）负责人，

    黄宗万，新乡师范学院学生，“二七公社”新乡师院“八一八”负责人

    丁素琴，女，河南中医学院学生，中医学院“八三一”及“河造总”（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负责人，省大联委副主任。

    王传玉，郑大附中学生，“二七公社”郑大附中红旗公社负责人，郑州中学联委负责人。

    （7）湖北（1968年2月5日成立）

    △朱鸿霞，32岁，工人，武汉重型机床厂检验员，“钢工总”（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主要负责人

    △饶兴礼，劳动模范，原湖北省贫协副主席

    △杨道远，武汉测绘学院学生，“钢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中共党员

    △张立国，华中工学院机械系学生，“新华工”（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

    胡厚民，武汉铸钢厂工人，“钢工总”负责人

    夏邦银，48岁，“钢工总”负责人，中共党员

    邓锦福，“钢九一三”（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负责人

    钟锡钢，“钢九一三”（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负责人

    潘洪斌，“工造总司”（红色造反者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新派”

    顾建堂，“长办联司”（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造反联合司令部）负责人，“新派”

    王屏，女，工人，“钢工总”代表，国棉一厂革委会主任，

    杨玉珍，女，武汉钢铁公司工人

    方保林，武汉机械学院学生，“钢二司”负责人

    龙铭鑫，湖北大学“新湖大”（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负责人

    谢华之，武汉大学外语系学生，“三司革联”（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负责人，“新派”

    郑军，湖北省直属机关“红司”负责人，“新派”

    （8）广东（1968年2月21日成立）

      △刘继发，33岁，广东三水人，广州重型机械厂工人，贫农出身，中共预备党员，广州“红旗工人”（红旗工人赤卫队广州总部）及工革联负责人，工代会负责人，“红旗”派

    △黄育英，女，24岁，揭阳县桂岭公社民办小学教师，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梁锦棠，28岁，广东江门人，广州电机总厂工人，“东风”派“红总”（毛泽东思想广州红色工人总部）代表，工人出身，中共预备党员

    刘均益，25岁，广东梅县人，广州轧延厂工人，“工交红旗”负责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程定章，29岁，广东三水人，韶关石人嶂钨矿工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邱学科，30岁，广东清远人，广东省建筑一公司五工区工人，“红旗”派“工联”（誓死保卫毛主席造反团广州工人联合总部）负责人，贫农出身，中共预备党员

    莫超海，27岁，广州人，广东省电影机械厂工人，“东风”派“地总”（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代表，工人出身，共青团员

    田华贵，34岁，广东博罗人，博罗县黄山洞大队党支部书记，省农代会负责人，贫农出身

    钟荣欢，30岁，广东恩平人，恩平县白银大队民兵营长，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梁秀珍，女，24岁，广州人，广州沙河公社东方红大队社员，“东风”派“郊贫联”负责人，中农出身，共青团员

    高翔，25岁，福建福州人，华南工学院学生，“红旗”派华南工学院红旗公社及广东“红三司”负责人，干部出身，中共预备党员

    武传斌，24岁，河南济源人，中山大学学生，中山大学红旗公社、八三一战斗团及广东“红旗派”负责人，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林昌文，26岁，广西北流人，中山医学院学生，“红旗”派中山医学院东方红公社及广东“新一司”负责人，华侨工人出身，中共预备党员

    易作才，29岁，湖南湘阴人，广东工学院学生，“东风”派广东“红一司”负责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注：广东省及广州地区群众组织两大派是，以中山大学红旗公社、华南工学院红旗公社、广州医学院红旗大队、“红旗工人”、“八一战斗兵团”等为主的“红旗”派，简称“旗派”；以“地总”、“红总”、“红一司”等为主的“总派”，“总派”因认为1967年3月军区镇压“旗派”的“镇反”不是“三月黑风”而是“三月东风”，又称“东风”派。）

    （9）辽宁（1968年5月10日成立）

    △尉凤英，女，辽宁抚顺人，沈阳724厂工人工程师，“辽革站”（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派，中共党员

    △任宝成，30岁，沈阳汽压机厂工人，“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王凤恩，45岁，沈阳变压器厂副总工程师，“辽革站”派，中共党员

    △刘忠礼，34岁，沈阳410厂工人，“辽联”（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派，共青团员

    △于桂兰，女，33岁，沈阳毛织厂工人，“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张治国，23岁，辽宁大学学生，“八三一”派，共青团员

    △魏礼玲，22岁，沈阳农学院学生，“辽革站”派，共青团员

    △郝义田，26岁，东北工学院学生，共青团员，“辽联”派

    △刘盛田，41岁，农民，营口市水源公社革委会主任，中共党员

    李锦章，34岁，沈阳112厂工人，共青团员，“八三一”派

    徐广林，31岁，沈阳市电话局机务员，共青团员，“辽革站”派

    李培元，26岁，沈阳410厂工人，共青团员，“辽革站”派

    林伯松，29岁，东北电力技改局工人，共青团员，“辽联”派

    吴国清，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工人

    王秋风，女，31岁，沈阳市红星区银行储蓄员，中共党员

    于文忠，33岁，沈阳市建筑第三公司保卫干事，“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贺铁民，37岁，沈阳医学院图书馆员，“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郑希久，38岁，辽宁省民政厅副科长，“辽革站”派，中共党员

    于海涛，34岁，辽宁省林业厅技术员，“辽联”派，中共党员

    刘玉儒，农民，锦县晓光大队党支部书记

    张祥，农民，昌图宝力公社民兵中队长

    （注：辽宁群众组织分为三派：“辽联”即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辽革站”或称“辽革”即辽宁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以辽宁大学“八三一”为代表的“八三一”。）

    （10）四川（1968年5月31日成立）

    △邓兴国，35岁，四川绵竹人，成都公共汽车公司驾驶员，“兵团”负责人，贫农出身

    △王恒霖，29岁，辽宁东沟人，719厂技术员，“红卫东新总部”负责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彭家治，35岁，成都人，四川石油局32111队副队长，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冯玉德，34岁，山西岚县人，南光机械厂工人，“兵团”负责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杨至诚，29岁，陕西西安人，970厂工人，城市贫民出身，红卫东负责人，共青团员

    △张泗洲，47岁，四川简阳人，得阳县棉丰公社党委副书记，劳动模范，贫农出身

    △但坤蓉，女，26岁，重庆长寿人，青川县乔庄公社城郊大队社员，下乡知青代表，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江海云，女，22岁，江苏无锡人，四川大学学生，川大“八二六”负责人，工人出身，中共党员

    △蔡文彬，26岁，河南许昌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生，成电“东方红”及“红成”负责人，贫农出身

    侯振东，35岁，辽宁宽甸人，132厂工人，“兵团”负责人，贫农出身

    张锦福，26岁，四川彭县人，906厂工人，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邓长春，23岁，四川宜宾人，重庆望江机器厂工人，“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及“工总司”（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负责人，工人出身，共青团员

    陈万明，27岁，重庆长寿人，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起重工，“八一五”派重庆九八战斗团负责人，工人出身，共青团员

    孙尔惠，33岁，浙江宁波人，永川天然气研究所仪表工人，红旗派负责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吴纪昌，27岁，四川人，自贡汽车修理厂电焊工，工人出身

    熊道生，25岁，四川万县人，万县市东方红旅社服务员，万县市“主力军”（毛泽东思想主力军万县市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龙呈祥，32岁，四川新都人，雅安运输公司十四队驾驶员，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李健修，43岁，四川犍为人，永荣矿务局一矿井采煤工人，工人出身

    徐开华，女，32岁，四川广安人，川棉一厂工人，工人出身

    周桂林，42岁，四川郫县人，郫县红光公社副社长、大队党支书，贫农出身

    张成女，女，22岁，四川雅江人，雅江县团结乡社员，藏族，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俄什木呷，26岁，四川冕宁人，冕宁县森云乡包子二社社员，彝族，白彝贫苦劳动者出身，共青团员

    修玉兰，女，36岁，山东人，仁寿县明兴大队妇女大队长，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王阴均，女，27岁，四川泸县人，成都军区总医院司药，“八二六”派军区总医院“红总”（红色造反者总团）负责人，下中农出身，中共党员

    游寿星，28岁，重庆人，四川大学学生，川大“八二六”负责人，工人出身，中共党员

    石福全，26岁，四川夹江人，成都工学院学生，工院十一战团及“红成”负责人，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袁正蓉，女，24岁，四川江津人，四川医学院学生，川医“九一五”及“红成新总部”负责人，工人出身

    王兴国，23岁，四川人，重庆交通学院学生，“反到底”派交院“九一五”及重庆大专院校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负责人，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周家喻，23岁，湖南长沙人，重庆大学学生，重大“八一五”负责人，工人出身，共青团员

    黎光隆，27岁，成都人，四川省交通厅工会放映员，贫农出身，“八二六”派“省红联”（四川省级机关红色造反联络站）负责人，共青团员

    韩准登，29岁，四川江津人，原省委办公厅干事，“八二六”派“省红联”负责人，下中农出身，中共党员

瞿明芳，女，29岁，成都人，四川省水电厅勘测设计院技术员，“八二六”派“省红联”负责人（？），手工业者出身，共青团员

（注：四川两大派在成都为“兵团”、“八二六”与“红成”、“红卫东”；在重庆为“反到底”与“八一五”。“兵团”即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八二六”以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为首；“红成”即红卫兵成都部队，“红卫东”即工人组织“红卫东成都部队”；“红成”、“红卫东”的“新总部”系转变观点倾向“八二六”派的部分成员拉出来成立的。永川“红旗”、万县“主力军”等均与八二六、反到底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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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

△朱鸿霞，32岁，工人，武汉重型机床厂检验员，“钢工总”（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主要负责人，后判刑15年，出狱后无工作，劳病交加中两次中风后去世。

△饶兴礼，劳动模范，原湖北省贫协副主席，继续当官，不是造反派。

△杨道远，武汉测绘学院学生，“钢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中共党员，1970年在中央学习班被关起来之后就没有出来过，1982年判刑13年，随即刑期满后出来无工作，做生意，又以“投机倒把罪”判刑15年，现在开一个小工厂为生。

△张立国，华中工学院机械系学生，“新华工”（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判刑13年，出来做生意。

胡厚民，武汉铸钢厂工人，“钢工总”负责人，判刑20年，接近刑满时死于监狱。

夏邦银，48岁，“钢工总”负责人，中共党员，九大十大中央委员，判刑15年，出来后作为临时工回工厂上班，2001年去世。

邓锦福，“钢九一三”（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负责人，已去世。

钟锡钢，“钢九一三”（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负责人，后发愤学习技术，八级以上钳工，退休。

潘洪斌，“工造总司”（红色造反者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新派”，已去世。

顾建堂，“长办联司”（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造反联合司令部）负责人，“新派”，判刑7年，开除公职，文革前是长办团委书记，处级干部，无退休金。

王屏，女，工人，“钢工总”代表，国棉一厂革委会主任，已作为工人退休。

杨玉珍，女，武汉钢铁公司工人，已退休。

方保林，武汉机械学院学生，“钢二司”负责人，在河南经营大理石业务，好像做得不好。

龙铭鑫，湖北大学“新湖大”（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负责人，办私立大学，好像也不太好。

谢华之，武汉大学外语系学生，“三司革联”（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负责人，“新派”，在中学当英语老师。

郑军，湖北省直属机关“红司”负责人，“新派”，文革之后下放到云梦县砖瓦厂，因病离职，无退休工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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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革委会群众代表的名单

    196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委员会《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年5月1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在西安新城广场召开大会，宣布成立。新成立的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按照地方领导干部、军队干部、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原则，由主任1名、副主任11名、常委35名（其中地方领导干部6名，暂缺1名；军队干部7名；工人代表10名，暂缺2名；贫下中农代表4名；红卫兵代表6名，暂缺2名；机关及其他群众组织代表2名，暂缺），委员149名（其中地方领导干部83名，军队代表29名，革命领导干部29名，机动名额8名）组成。其后，经中共中央批准，1971年2月增补省革委会副主任2名；1973年5月增补省革委会副主任3名，常委7名，委员3名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的群众代表：

    张培信：工人代表，原西安国营庆安公司八厂调度员，西安地区工矿企业系统最大的造反组织——“西安地区工矿企业联合会”（简称工联）负责人之一，“西派”负责人之一。曾参与、策划、组织1967年西安西郊“九二武斗”事件。1977年5月停职审查，1978年12月被逮捕，1983年9月因犯打砸抢罪被判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2年6月被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1987年5月在陕西省看守所获释。

    马希圣：回族，工人代表，原西安铁路局西安西站联连结员，“西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负责人之一，“西安八五造反指挥部”“司令”，“东派”负责人之一，1978年1月停职审查，1978年12月被逮捕，1983年9月因犯打砸抢罪被判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2年10月被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1988年4月在陕西省看守所获释。

    单英杰，工人代表，原宝鸡212厂干部，

    李世英：红卫兵代表：原西安交通大学810-41班学生，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总会”负责人之一，西安地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负责人之一，，“西安八五造反指挥部”“政委”，“东派”负责人之一，1978年1月被停职审查，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参与策划指挥武斗、抢枪和结帮篡权等严重错误和罪行，1978年12月因犯打砸抢罪被逮捕，1981年6月免于起诉，1982年3月被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现任咸阳市汽车运输公司工会干部。

    孙福临：红卫兵代表，原西北工业大学学生，“西安地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负责人之一，1978年1月被停职审查，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参与策划指挥武斗、结帮篡权等严重错误和罪行，1981年6月免于起诉，1982年3月被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现在西安市冶金机电局第五砂轮厂任助理工程师。

    杨梦云：女，红卫兵代表，原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学生，西安地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负责人之一，1977年5月停职审查，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参与策划指挥武斗、抢枪和结帮篡权等严重错误和罪行，1978年10月被逮捕，1981年6月免于起诉，1982年3月被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现任西安冶金机械厂技术员。

    吴桂贤：女，原咸阳西北国棉一厂工人，1971年2月任职。

    张培信：工人代表：原西安国营庆安公司八厂调度员，西安地区工矿企业系统最大的造反组织——“西安地区工矿企业联合会”（简称工联）负责人之一，“西派”负责人之一。

    马希圣：回族，工人代表，原西安铁路局西安西站联连结员，“西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负责人之一，“西安八五造反指挥部”“司令”，“东派”负责人之一。

    安文保：工人代表，原西安国营庆安公司八厂技术员，西安地区工矿企业系统最大的造反组织——“西安地区工矿企业联合会”（简称工联）负责人之一，“西派”负责人之一。1977年12月被停职审查，1978年12月11日以打砸抢罪被拘留，同年12月15日被逮捕，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参与组织武斗和结帮篡权的严重错误和罪行，19816月被免于起诉，1982年11月5日被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分配一般工作，现为国营庆安宇航设备公司工模具厂任工艺员。

    吴文杰：工人代表，原西安煤矿机械厂技术员，，“西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负责人之一，1978年12月11日以打砸抢罪被依法逮捕，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参与策划指挥武斗，主谋策划出版《九.二血案》专刊等严重错误，1980年12月10 日以不予起诉获释，1984年4月2日被撤消一切领导职务，取消党员资格，分配一般工作；现任西安市辛家庙刘南堡村村办煤矿机械厂厂长

    王法政：工人代表，原西北国棉四厂工人。

    郭传铭：工人代表：原铜川矿务局王石凹煤矿采煤技术员

    姚荣斌：工人代表，原铜川矿务局工人。

    田杏云：女，贫下中农代表，原西安市郊农民。

    马金台：贫下中农代表，原长安县农民、大队党支部书记。

    李守林：贫下中农代表：原定边县农民，大队党支部书记

    王凤琴：女，贫下中农代表，原户县农民，大队党支部书记，

    李世英：红卫兵代表：原西安交通大学学生

    孙福临：红卫兵代表，原西北工业大学学生

    李洪明：红卫兵代表：原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生

    杨梦云：红卫兵代表，原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学生。


武汉“七·二零”事件及其它 戴维堤

（制作者按：本章节选自北航红旗早期造反领袖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戴的妻子尹聚平即是当时随谢富治王力同去武汉的北航四人之一）

    1967年7月20日，武汉军区某些官兵和“百万雄师”一些群众因对中央的决定不满，围攻和冲击了毛泽东主席和谢富治为首的中央代表团驻地东湖宾馆，抓走并打伤了中央代表团成员王力和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等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也被打伤。这就是文革中有名的轰动全国、全世界的武汉“7·20”事件。

    关于“7·20”事件，笔者见到多种版本。主要有：陈再道将军的回忆文章；权延赤的《微行--杨成武在1967》一书；师东兵写的巨著--文革章回秘史；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书中的有关记述；《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纪希晨老先生的大作；当事人王力本人的《文革记事》；叶永烈的有关文章，还有一些互相传抄的文革“记实文学”作品和互联网上似是而非的东西等等。笔者认为，上述版本各有千秋，但在许多重大情节的描述和评论上有很大出入。笔者认为，写书人有自己的权力评论任何事情，但不能凭道听途说指鹿为马，拿历史事实开玩笑。

    文革以来，许多中国人学会了一个毛病，只要一个人被打倒，哪怕是暂时的，就一无是处，一切皆坏，就可以任意骂，任意往他身上泼污水；只要一个人还在台上，手中还有权，就一切皆好，就不能说半个不字，哪怕他放个屁也是香的。

    文革史大侠（北侠）师东兵说：“写人物，记事件，不因个人的好恶和偏见而左右笔锋，是作家的起码道德。如果真想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必须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对待一切史料。不因功而抹过，也不因罪而废功。”师东兵大侠说得多么好呀！

    多年以来，关于武汉“7·20”事件，人们听惯了一个调子，那就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搞乱全国，派王力打着中央文革的旗号去武汉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反军乱军，因此导致了“7·20”事件的发生。”

    在写武汉“7·20”事件前，必须首先澄清一个铁的事实，那就是以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谢富治为首的、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空军政委余立金、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为成员的中央代表团究竟是谁派出的？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连陈再道老将军和许多“大作家”也说是“中央文革”派出的，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至于可爱的张佐良医生写的“7·20”事件，更令人啼笑皆非。书中竟然有这样的话：“由此可知武汉“7·20”事件是‘中央文革’预先策划并一手操纵的。王力遭人打被人抓，那是他该有的报应。”既然这样，张医生又说：“周恩来再次赶飞武汉是为毛泽东解围，救出王力和谢富治。”后一句话张医生说的倒是实话，但是，谁围困了毛泽东？围困毛泽东是闹着玩的吗？王力的确是毛泽东、周恩来下了死命令救出来的，按张医生的观点，周恩来救王力纯粹多此一举。

    这些年，曾在大人物身边工作过的人写回忆录很时髦。一个毛泽东的“反叛的御医”李志绥，不知谁（当然是中共的大人物）批准他跑到了美国，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胡编乱造，写书骂共产党，丑化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轰动了全世界，成了卖身投靠国外反共、反华势力的小丑。笔者对李志绥毫无成见，但据许多材料揭发，李志绥本人正是个流氓成性、道德败坏、吹牛撒谎不脸红的十足的小人。据揭露，这个骂别人老不正经的“御医”，竟然干过同晚辈女子同池共浴和在公园里耍流氓的勾当。至于他的出身，更同无产阶级不沾边（注：笔者始终反对唯成分论）。可悲的是，文化大革命那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个躲在伟大领袖身边的“阶级异己分子”竟然没有被揪出来示众。据说此人是汪东兴向毛泽东推荐和担保的，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李志绥还没写完丑化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回忆录后就暴病而亡，他可能是累死的，也可能是天报应，但他的回忆录的确轰动了全世界，并且赚了不少美金。有人说李志绥靠出卖主子会流芳百世，有人则骂他是蚍蜉撼树，遗臭万年。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传统是，对忘恩负义、背叛朋友（更不要说毛泽东这样的主子）的家伙视为猪狗不如。谢天谢地，文革中李志绥这个躲藏在毛泽东身边的“定时炸弹”没有落到红卫兵、造反派手里，否则他恐怕连骨头也被砸碎了。

    领袖人物身边的工作人员写回忆录，这本无可非议，但写书有写书的规矩，特别是写大人物、大事件，必需掌握充分的史料，慎重下笔，实事求是，象给人治病一样，哪根血管堵了，哪那根神经断了，要看清楚了，不能乱来的。

    书归正传。写武汉“7·20”事件，离不了王力。王力究竟是什么人？是人还是鬼？“7·20”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王力是怎样被打倒的？王力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是本书要说明的。

    “7·20”事件后，有人把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惊天动地的伟大的革命造反行动”及造成的严重后果完全推到王力身上，说是因为王力的“胡说八道”激怒了他们，才导致了事件的发生。这种说法似乎“造反有理”，王力被打倒后当然就成了“造反有功”，但这似乎不符合历史的事实。王力已经死了，不能再讲话了，可他留下了历史的记录，那是血写的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被中央审查后认可的事实。

    1968年，王力关在秦城监狱中时，中央专案组为了查清他在“7·20”事件中的情况，找到了他在“7·20”事件时所用的笔记本，那上面有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武汉时谈话的详细记录，足有六千多字。有关部门查对了王力当时在武汉所有的公开讲话记录，发现王力的讲话全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的内容。王力个人没有“贪污”，也没有“胡说八道”。因此，中央后来不再追究王力在“7·20”事件中的责任。后来，邓小平通过对王力的长期全面审查后认为：王力同志“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有文字修养的，有能力为党工作的。”可能为了“节约用纸”，当时中央没有对此问题专门发文件，所以至今有些人还在那里“鹦鹉学舌”，起劲地咒骂王力。这些人包括：《人民日报》资深老记者纪希晨；前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吴德；原北京第二外语学院教师、“童怀周”小组成员、后被破格提拔为中纪委委员的汪文风等大大小小的人物。

    权延赤和杨成武同志在《微行》一书中，也说“720”事件是王力惹的祸 ，只不过根源不在王力。杨成武同志后来也被打倒，关在“秦城”7年，受尽磨难，家破人亡，他应当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是怎么回事。

    关于直接导致王力下“地狱”的“揪军内一小撮”社论问题，历史的事实是，社论既不是王力写的，也不是王力审批发表的。写是林杰写的，审是关锋审的，王力当时被武汉的好汉们打断了脚，躺在“钓鱼台”的沙发上听陈伯达用“福建外语”念了一遍，由陈伯达签发的。按常识和法律来说，王力何罪之有？至于有文革研究者说1967年初王力曾在一份有关“揪军内一小撮”文件上签过字，王力说那可能是胡痴为他代签的。其实，地球人都知道，历史的铁血事实是，关于“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本人也。后来毛泽东看事不好，“龙颜大怒”，说是“毁我长城”。他老人家恰恰忘了自己在1966年的“5。16”通知中写下的那段震撼人心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文化主义分子……”这是当时白纸黑字的“最高指示”。汉语中“一批”比“一小撮”要多得多。他老人家要整人，中央文革只好找“替罪羊”。江青、陈伯达、康生之流为保自己，把王力、关锋、林杰、戚本禹等人陆续端了出来。如果现在有人仍骂王力是“揪军内一小撮”的专利者，是不是太抬举了王力呢？是不是诬陷行为呢？

    顺便提及，关于后来所谓王力反总理的“八7”讲话，据王力自己辩护说，那是他接见外交口群众代表时的插话，是别人整理的，根本没交他本人审阅。而恰恰他在插话中反复说过，“任何群众组织只要是反总理的，都必须同它坚决划清界限。”可这些关键的话，整理者却“漏”掉了。

    王力说，在“八7“讲话中，他讲过“外交部可以夺权”以及对陈老总可以暂时打倒一下的话。（注：这其实是毛泽东的话。）他诚恳检讨，向陈老总道歉。但说他鼓吹反总理，实在是冤枉他。

    书归正传。话说1967年6月初，全国一些省市已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但有些省两派仍在打内战，武斗严重，形势仍然稳定不下来。毛泽东主席很着急，他建议，有的省可把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两派群众组织头头请到北京来谈话，解决问题；有的省可派中央代表团下去就地解决问题。毛泽东对西南地区比较担心，他听说四川、云南较乱，便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解决问题。

    古人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四川省自文革以来，闹得一直很厉害。四川人可能爱吃辣子的原因，心直口快脾气急，好斗不怕死。怪不得部队招兵都愿要四川兵和山东兵。四川当时的“产业军”很厉害，大部分是复转军人，偏保守，支持军队。四川的造反派也不示弱，两派打得十分热闹。

    云南也不安宁，在我老家山东当过老省长的赵健民在云南工作多年，一派保他，一派打他。昆明大军区政委李成芳和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各支一派，大打出手。张力雄等人把李成芳的档案抛了出来，说李成芳是叛徒。李成芳大怒，下令把张力雄等省军区的五个头头抓了起来，闹得一塌糊涂。毛泽东很着急，决定派谢富治、王力带人去处理问题，因为解放初谢在西南当过省委第一书记，当地部队曾经是谢的部下。

    据王力回忆，派谢富治和王力组成中央代表团去西南“救灾”是毛泽东一个人决定的，开始没有和林彪、周恩来商量。事情定下来之后，毛泽东才通知了林彪和周恩来等人。毛泽东让代表团先去做李成芳的工作，赶紧释放省军区张力雄等人，再做张力雄的工作，不要再整李成芳，因为据薄一波证明，李成芳不是叛徒，历史上没有问题。谢富治向毛泽东建议增加空军政委余立金，毛泽东又增加了已经实现了大联合、三结合的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代表团工作人员中有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和《人民日报》、《文汇报》记者等人。

    可能考虑到官多兵少，有许多事务工作、文秘工作、跑腿工作要做，人手不够。毛泽东提议：老、中、青三结合，找几个红卫兵也参加中央代表团的工作。毛泽东认为，聂元梓不算红卫兵，蒯大富（清华）没有实现大联合，谭厚兰已和姚文元去过阿尔巴尼亚（谭任副团长），从其他学校派人吧！

    周恩来让王力、张根成从几个大学里挑红卫兵，政治上要绝对可靠，文革中表现好，有一定能力，身体要好，要严格保密。

    张根成建议，若从几个学校里挑，因北京有天、地派，万一观点不一致，在中央代表团里打起来怎么办？不如从一个学校里挑。周总理说，那就从北航选，让韩爱晶派人吧！

    张根成找到韩爱晶，经过研究，决定派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三人参加中央代表团工作。

    井岗山是黑龙江人，父亲是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已去世。井长得人高马大，口齿伶俐，为人正直，政治可靠，当时是北航革委会副主任，北航红旗第二把手。尹聚平（女）因文革初代表北航红旗接待过四川许多上访人员，认识刘、张（刘结廷、张西廷夫妇--此二人是四川文革中焦点人物），对四川情况较为熟悉，是合适的人选。胡慧娟（女）是云南昆明人，熟悉云南的有关情况，也被选中。当时三人都是201岁。

    另外，当时北航红旗派驻《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研究生吴介之作为《人民日报》派往代表团的记者同行。

    由于事情紧急，毛泽东让代表团准备一下材料，尽快动身。起程前，王力建议谢富治再去向周总理请示、汇报一下，周总理又向代表团具体交代了一些问题。1967年6月27日，中央代表团一行乘专机到达昆明。云南省党、政、军领导前往机场迎接。此后，中央代表团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先后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处理文化革命中的有关问题，基本上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注：代表团在西南的活动情况从略）。

    7月13日，中央代表团刚到重庆，周恩来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谢速到武汉。谢问中央代表团的人怎么办？总理说一块来，但未说原因。当时在场的有好几个人。

    当时形势很乱，无论什么电话线都有可能被窃听，因此总理未说原因。

    历史的事实是，中央原来并没有要代表团去武汉的计划，这是突然变更的。武汉出了什么事？大家都在猜测。因重庆的工作还未完，代表团实难脱身，总理让务必明天到武汉，究竟什么事这样急呢？

    王力甚至同谢富治商量请示总理能不能不去武汉，并让张根成给中央文革办事组打个电话问问，看他们知道什么情况。关锋接的电话，说：“去了就知道了，电话里不能说，听总理安排，没有讨价还价余地。”

    这时井岗山突然说：“快7月1六号了，毛主席是不是要去武汉游泳？去年就是7月1六号去的。”

    众人恍然大悟，都夸井岗山聪明，看来一定是主席要到武汉了。几天来，忙得晕头转向，大家把日子都忘了。

    听说毛主席要来武汉，代表团的人尤其是井岗山等四个人万分高兴。

    于是，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利用下午和晚上时间，抓紧处理完重庆的事务，第二天，也就是公元1967年7月14日中午，代表团全体人员飞到了武汉。已经在武汉的李作鹏（海军政委）乘坐吉普车去机场迎接并把代表团安排住进了东湖宾馆“百花二号”，上午刚到达的周恩来总理住在“百花一号”。（注：代表团成员李再含回了云南。）

    以上确凿的历史事实说明，以谢富治为首的，王力、余立金、李再含等为成员的中央代表团究竟是谁派出的。所谓王力“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去武汉，挑动群众斗群众，因而导致了武汉事件的发生”的说法是多么令人捧腹。

    在流传很广的政协《革命史资料》第二期和《中国老年》杂志上陈再道将军的回忆文章《武汉7.20事件始末》中说，王力在重庆“连夜和关锋通电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总理考虑到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于是同意了。”

    陈文中还说，“王力的‘四点指示’，武汉军民（听到后）肺都气炸了。” (注：陈老将军这话有点夸张，应当说是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的肺气炸了。)

    但椐王力说，“这四点指示，是中央在北京早就确定的方针，王力既未参加制定，也未传达，而是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讲的。”

    还有，陈再道说：“毛泽东在武汉接见陈再道、钟汉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时， 我对主席说，现在群众只听中央文革的。王力气呼呼地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

    据王力说：“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毛主席说的。我有记录，在场的人很多，可以作证。当时主席接着陈再道的话说，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

    还有，陈文说，（1967年）4月6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

    王力说：“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有什么资格去同林彪炮制中央军委的命令呢？事实上，这十条命令完全是林彪口授，叶群记录的。由秘书送关锋斟酌文字。关锋历来害怕江青说他背后为林彪办事，都要找上王力、戚本禹，或至少一人作证。当时这十条基本原封未改动，王力还建议前面加上几句肯定解放军支左成绩的内容。十条命令是中央军委发布的，上面有毛泽东的名字。这怎么成了王力的‘功劳’呢？”

    还有，陈文在引用1967年8月8日的《中央首长接见武汉地区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时，故意砍掉了周总理的名字，只提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吴法宪和黄永胜的名字（注：这不奇怪，陈再道写文章时，这些人早已全部成了坏人。这么多坏人都批评陈再道，那么陈再道自然是……，这真是个好办法。）

    王力说，这个纪要既然牵扯到周总理的讲话，按说不宜引用，既然引用，砍掉周恩来的名字干什么？何况当时吴法宪、黄永胜根本不在中央工作，不是中央首长。

    从以上看来，陈再道和王力的话出入很大，南辕北辙。如果是小小老百姓酒后茶余闲扯蛋，倒也没什么，但写历史，还是要以事实为据为好。看来陈再道和王力二人总有一人在信口开河，不说实话。

    书归正传。7月14日中午，谢富治带领中央代表团进驻东胡宾馆后，已先到达的周总理立即召见了他们。（总理保健医生张佐良的书中说他陪总理是十四号深夜到达武汉的，绝对记错了。）总理同大家一一握手，并特别询问了北航红旗四个人的名字、年龄、哪里人等情况，然后说：“主席今晚到武汉，他老人家一定要来游长江。叫你们来主要是协助保卫主席安全。武汉驻军过去是你谢富治的部队嘛！”谢富治说：“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总理哈哈大笑，后来一查，果然如此。当时，总理根本未说要就地解决武汉文革问题。

    毛泽东每年都要到长江里游泳。北京有游泳池，有水库，也可以游泳，但毛泽东不过瘾，他认为只有到大江大河大风大浪中游泳才过瘾。他说，长江水深，水宽，是游泳的好地方。另外武汉长江里有武昌鱼，那是他最爱吃的。

    当然，毛泽东以70多岁高龄游长江，绝不仅仅是游山玩水，这里还有政治。当时，大国元首的身体状况属于绝对机密。毛泽东身体健康与否，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事，也是全世界的大事，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事后才知，毛泽东这次来武汉，不仅是为了向全国、全世界显示自己的健美泳姿，他要亲自来解决武汉问题。

    但是今年，毛泽东来的却不是时候。火炉般的武汉有好戏等着他。

    一出北京就不顺，火车上的空调坏了，车厢里热的要命。

    临行前，毛泽东让杨成武、汪东兴把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拉上了专列，他要在火车上同郑维山谈论华北的问题。

    7月14日晚上九时，毛泽东主席的专列秘密到达武汉，代总长杨成武、中办主任汪东兴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陪同毛泽东同时到达。为保密和其他原因，周总理未让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和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陈再道等人去接主席，而仅让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陪他去接主席。当时林彪、周恩来指定刘丰是在武汉保卫毛泽东的主要负责人。

    写到这里，笔者认为有两件事对之后发生的“事件”埋下了伏笔，一是原来武汉东胡宾馆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百万雄师的人，周总理到来后，下令把百万雄师的人换成了另一派（造反派）的人；二是去机场接毛泽东主席不让陈再道去，毛泽东在武汉的保卫工作也不让陈再道管，而让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负责。如果笔者是百万雄师的头头或者是陈再道，心里绝对是不服气的，这是人之常情。当时王力曾经向总理建议这样做不好，但总理说这是中央的决定。这件历史事实，多年以来无人问津。

    当时，作为长江三大火炉的武汉，似乎不太欢迎北京来的这些“大人物”。谢富治、王力他们一到，东湖宾馆便停了电，据说是检修电路。房间里没有空调，简直热死人，第二天才有了电。

    谢富治一边用大扇子扇风，一边笑骂道：“热死老子了，陈再道这家伙真不够朋友，一来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等人到达东湖宾馆时，见到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他们。杨成武、汪东兴同谢富治、王力等人握手时，指着郑维山开玩笑说：“我们抓来了一个扒火车的。”郑维山笑着同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握手，并互相开了一阵玩笑。

    毛泽东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住进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总理的随行人员和杨成武等人住在“百花一号”。历史的事实是，当时（7月14日）周总理仅仅说让谢富治等人来武汉协助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根本没宣布让代表团解决武汉文革问题，所以谢富治他们认为主席到后要休息，晚上没事，天气太热，不如出去转转，便带领王力、余立金和工作人员步行上了大街去看大字报，结果被群众认了出来。王力当时也认为总理和中央没有交待他们解决武汉问题的任务，也就没太当回事，认出来就认出来。结果群众认为中央来人了，两派都贴出了欢迎标语。谢富治、王力回来后报告了总理，问怎么向群众说明。总理说，这也好，群众正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这样正好说是你们来了，以便保护主席的安全。

    后来王力被打倒后，几乎所有的文革文章和资料都说这是王力为了出风头，为了挑动群众斗群众而故意打着中央文革的旗号公开亮相，因此导致了“武汉事件”的发生。这种说法最早出自“百万雄师”的群众之口，目的当然是为了“造反、打人、抓人”有理。但是，不要忘了，代表团团长是谢富治，另外，当时谢、王二人还不知道要让他们协助解决武汉问题，认为随时有离开武汉的可能，上街看看大字报又何罪之有？

    7月15日一早，主席便让谢富治、王力汇报西南情况，主要由谢富治汇报，王力补充。一个令人不可想象的事实是，谈了半天，主席才想起总理也在武汉，立即叫总理、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也来一起听汇报。（注：关于这件事，有人在自己的文章里是这样写的--“主席先和总理、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开了半天会，然后把谢富治、王力叫来汇报工作。”这种故意颠倒顺序、歪曲史实的的做法只能说明作者的卑鄙无耻。）

    王力回忆说，直到这时，主席才说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要代表团作有关准备。总理原定15号当天要赶回北京，我（王力）很着急，向主席请求：总理不要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我们都不知道，帮助主席处理武汉问题没有把握。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主席提出了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我（王力）请求总理亲自解决大军区的问题，方针解决了，我们除了保卫工作外，再协助主席作点具体工作，主席和总理都同意了。

    于是，从7月15日开始，周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参加了武汉军区召开的多个会议，听取了军区负责人和各支左部队负责人的汇报，好话坏话都让讲完。会议从15日一直开到十8日。

    十8日下午，总理在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出席会议的只有军区和有关部队的负责人约30多人。总理讲了十二点意见。主要内容是，武汉军区把“钢工总”（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打成反动组织，镇压了那么多工人，是不对的，应当平反。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责任在于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三钢”、“三新”、“三司革联”是革命左派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团结广大群众实现大联合；“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但他们会起变化。总理最后说，军区的错误改了就好了。我的意见是代表中央和毛主席的。对毛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会议结束前，总理宣布了一条纪律，今天会议的内容，暂时保密，不要向下传达，不要上大字报。先向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另外，武汉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还没有表态。

    王力说，总理的总结讲话的确不是个人的，而是传达毛主席和中央的具体指示，他的总结是用毛笔写的，并经过了毛主席的审批。

    可是，绝对秘密的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总理的讲话内容很快就传了出去（这不可能是王力泄的密）。总理代表中央宣布的三条决定（后来变成了王力的四条指示）立即象原子弹一样在武汉三镇爆炸开来。

    后来才知道，是武汉军区独立师（8201部队）政委回去立即向干部战士传达的，在会上，政委蔡炳臣和师长牛怀龙还向部下交代，你们对外不要提周总理，主要对着王力来！随后，“百万雄师”的人们也很快知道了总理的讲话内容。

    后来，包括“百万雄师”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物和文章皆说是王力为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出风头，别有用心地代表“中央文革”首先把这三条捅出去的。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王力回忆说，主席和总理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都是中央在北京的既定方针。这些讲话我都有原始记录，后来中纪委要我誊清过，他们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讲话中指出，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纲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中央的方针是说得明明白白的。主席讲得就缓和一点了，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等等。但是，总理讲的这三条，主席一条也未改变。这是主席十8日晚召集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陈再道、钟汉华开会时讲的，总理听完后才回去。总理临行前又让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向前绝对负责主席的安全。7月18日晚九点半散会，总理吃过饭才乘飞机返回北京。

    主席事先讲了这样的话：开会时要将陈再道、钟汉华这一边再着重安慰一下，但那三条方针他决不改口。他始终没有讲“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主席讲“百万雄师”有群众，没有一百万，至少有十万，说要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并且要谢富治、王力做“三纲”、“三新”和“钢工总”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再道司令员。

    十8日深夜送走总理后，谢富治带领王力、余立金和工作人员到了水院（“钢二司”的总部）。此行王力开始反对过，但谢富治说，“新华工”去过了，“百万雄师”总部也去过了，就是这一派没去，应该去。到水院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都讲了话，每个人不超过二30句话，没超出中央确定的方针。谢富治讲话中有一句“你们是一支钢铁的队伍”，受到了在场群众的欢呼。王力按照主席和总理的指示，在讲话中特意强调了要求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注：经查这是历史事实。）

    十9日下午三时到晚上，在军区小礼堂召开了武汉军区干部大会，师以上干部参加。谢富治传达了总理讲话精神，我（王力）讲理论问题，从‘文革’发展的历史说起，说要理解文化大革命。我讲了“你们这些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理解，象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从ABC讲起。”这话他们不爱听，说我太狂。我是受命协助总理、主席解决武汉问题，我的讲话没有出格，没有原则错误，关键是不合他们口味。（注：若当时王力胆敢违背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的“圣旨”，代表中央文革坚决支持他们，再骂他们的祖宗他们也高兴。）我讲话时间长，谢富治累了，早回去休息了。我回到东湖宾馆后，没有睡，帮军区修改检查。我看了军区的检查，军区领导人说自己“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我认为这话言重了，错误没有那么严重，便改轻了。我叫醒谢富治看了以后退给了军区。军区起草文件的同志看后反映说：“改轻了，军区很满意。”

    从以上王力的回忆看出，是周恩来总理首先把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而不是中央文革的意见--给“钢工总”平反，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等对军区正式宣布的。如果说“捅马蜂窝”的话，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先捅的。按说，既是周恩来代表中央讲的，就不叫“捅马蜂窝”，而应当叫“圣旨”，必须贯彻执行。王力给他十个“豹子胆”，也不敢造谣和伪造“圣旨”。

    王力回忆说，主席离京前说过，“走，我们到武汉保陈再道去”。毛泽东的确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要保陈再道？这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央就批评了陈再道，说武汉军区支左镇压了革命群众，抓了许多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武汉造反派们被陈再道压制打击的厉害，这次得到了出气的机会。“打倒陈大麻子”的口号和标语充满了武汉三镇。陈再道又急又怕，不知凶吉如何，只好检查，日子很不好过。毛泽东知道陈再道日子难过，他并不想打倒陈再道，他只是想教训教训他。为了让陈再道听话，改正错误，他要把他放到火里烧一烧，放到油锅里炸一炸，到差不多时，再把他捞出来，吃起来才香。这就是毛泽东教训部下的英明策略。尝过“油锅”滋味的“老家伙们”捞出来后，绝对感恩戴德，五体投地，这样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用惯了这个办法，但他犯了经验主义，他没有想到，后来有一个人不买账，那就是邓小平，此是后话。

    “大老粗”陈再道“是个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毛泽东后来从武汉“走麦城”后这样骂陈再道。可骂归骂 ，毛泽东始终没有打倒陈再道。

    陈再道的确“头脑简单，思想糊涂”，他不知道毛泽东事实上是保他来了。毛泽东把谢富治、王力调来武汉，实际上就是要让他们帮帮陈再道，让他按照中央的意见作个检查，做好下层工作，稳住武汉局势。至于方向路线错误，那算什么？全国所有军区哪个没犯方向路线错误？就你陈再道“金贵”，不让说？文革中，方向路线错误值几个钱？连毛泽东都说，“方向路线错误算什么？改了就好。”你陈再道真是一根筋！

    武汉军区（主要是独立师）一些人和“百万雄师”的群众也对中央的决定不理解，接受不了，他们甚至怀疑陈再道出卖了他们。他们比陈再道更革命，更“金贵”。他们不甘心被说成“保守派”，更不承认什么“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要向中央讨个说法。于是，他们“无法无天了”，他们“造反”了。

    吃柿子要检软的捏，“造反”当然要看对象。于是，手无军权又树大招风的“文革大员”、秀才王力成了“雄师”们的“出气筒”和攻击目标。

    历史不能假设，假如当年不是王力，而是--例如杨成武或陈再道--处在王力的角色，不知历史结果将会如何？

    许多历史学者和当事人后来认为，鉴于武汉当时的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判断失误：低估了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的对立反抗情绪；过分地相信了自己的权威；不应该让镇不住局面的谢富治、王力出面，而应当由周总理亲自出面，召开百万军民大会，直接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武汉，并播放毛泽东的讲话录音，特别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方向路线错误改了就好”等最高指示。或者，毛泽东就干脆出来向官兵们挥挥手，那结果会如何呢？

    笔者认为，如果那样，情况可能大不一样。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再给他们十个胆，也不敢把周恩来和毛泽东抓起来。毛泽东既然能八次接见红卫兵，为什么不能接见武汉军区团以上干部和各派群众组织头头呢？

    但是，事实无情地嘲弄了笔者的幼稚。据多年研究文革和武汉事件真相的权威人士讲，武汉当时的形势，就象决了口的长江大堤，谁也难阻挡了，包括陈再道和周恩来。据一些当年的“百万雄师”朋友说，当时，我们心里知道谢富治和王力绝对代表中央，我们也知道周恩来和毛泽东就住在东胡宾馆，我们就是要逼迫中央改正错误决定，支持我们。两派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压抑的情绪象堆集的干柴，一点火就会燃烧起来。谁来都是一个样子，只要不支持我们，甚至压制我们，我们绝对造反。就算不是王力、谢富治来，换了别的中央首长，我们也照样找借口围困“东胡宾馆”，但采取的方式可能要文明些，对周恩来当然不可能绑架和打伤，但辩论、质问、围攻几小时甚至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时，陈再道讲话也基本不大管用了。我们和独立师的许多人都象疯了一样，豁出去了，大家都认为是为真理而战，根本不想后果，几十万人，还有武器，谁挡得住？幸亏有王力当了出气筒和替罪羊，否则，后果真难设想。

    乖乖！如此说来，可怜而伟大的王力，他几乎挽救了中华民族的一次内战危机。如果不是王力、谢富治乖乖地奉命充当了替罪羊和出气筒，周恩来必然要出现在第一线。而周恩来（后边是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无论有多高的谈判艺术和领导魅力，不可能改变毛泽东和中央的“旨意”。照“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某些人当时的水平和状态，连陈再道等人也控制不了了，那周恩来完全有可能成为出气筒而出现意外。只要周恩来受到了围攻甚至伤害，全中国必将大乱。那样，历史后果将很难预料了。

    以上所言，虽一家之言，但决非危言耸听。1967年的北京，反总理的一小撮真正的“516”分子正在疯狂地“作案”，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后果“罄竹难书”。

    王力其人，参加革命不早也不晚，文革前就是中联部副部长。他既有些真才实学，又爱夸夸其谈，书生气太浓。用权延赤的话说，这种人棱角足，喜张杨，锋芒毕露，不知天高地厚。只有下过几次地狱，再回首，方懂得“秦城难”。权老弟这话有些道理。但因书生气太浓、锋芒太露就把一切坏事都推到人家头上，让人家下15年地狱，未免太残忍了点吧！

    权延赤在《微行--杨成武在1967》一书中说：杨成武问总理“谢富治、王力他们怎么来了？”总理说“谢富治是我让来的，王力是自己要求来的”；杨成武问总理，“他来干什么？”并掩饰不住对王力的反感。杨成武见谢富治、王力来了，又看看王力带来的北航红旗的四名‘小将’，他（杨成武）料定这场风暴是免不了啦！丰富的斗争阅历使杨成武有一种特殊的，只属于出类拔萃的军人的敏感……

    上述令人吃惊和肉麻的话究竟是杨成武同志的原话还是权延赤同志的杜撰，本人不得而知，但无论是杨成武的话还是权延赤的话，笔者认为都是天大的笑话。大作家权延赤同志在这里犯了一个小小的自由主义的失误，令人万分遗憾。

    写记实文学首先应当尊重历史事实，不是写科幻小说。什么叫“王力自己要求来的？”什么叫“王力带来的北航红旗四名小将”？这种话按在小学生头上还差不多，按在周总理和杨成武头上实在是大不恭。难道杨成武同志真的“看到王力和北航红旗四个人来了武汉”，就“暗暗觉出一种风暴到来之前的特殊予兆”吗？照此说法，真是太抬举了王力、井岗山、尹聚平之流了。

    权延赤先生是写文革宫庭秘史的“大家”，他写的许多书很爱欢迎，流传很广，影响很大。但是，权老弟的题材都是“舶来品”。对“舶来品”有一个去伪存真、去粗求精的过程，否则就有“假冒伪劣”之嫌。写了那么多东西，难免有人打盹、笔打滑的时候，这点，笔者非常理解。

    据本人所知，1967 年的杨成武，是坚决拥护支持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坚决支持造反派的。1967 年的杨成武，也是坚决支持中央文革的。否则，他不可能当代总长，也不可能当毛泽东的忠诚卫士和联络员。“720”事件以前，王力正红得发紫，王力以前同杨成武未共过事，没有深交，也没有成见，杨成武不可能一见王力就反感。不能因为王力后来打倒了，就按照相当然的理解去写历史。

    据本人所知，杨成武一直是支持“北航红旗”的。1967年5月20日北航成立革委会时，是我派人把聂老帅、杨成武、肖华他们请来的。杨成武等人对“北航红旗”的支持和赞扬，我们始终引以为荣，引以为戒。聂帅、杨成武、肖华等人对北航红旗的支持，惹火了林彪、江青之流。后来林彪、江青把肖华、杨、余、傅打成了“北航红旗”和“天派”的黑后台，“5。16”的黑后台。以上是文革中路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后来，杨成武同志受迫害以后，重新认识了“文革”和林彪、江青、中央文革之流，对他们恨之入骨，这是后话。不能说杨成武同志1967年上半年就反对中央文革，把王力和北航红旗小将视为魔鬼，这不可能是事实。权老弟有些事不清楚应反复核实、调查，不应该相当然地杜撰，直至把井岗山写成了韩爱晶，把尹聚平写成了谭厚兰。（笔者注：文革之后大量出版（包括香港某左派出版社）的所谓文革文章、书籍、秘史、记实文学、派性文章或奉命文学等大量充斥着类似权延赤大作中的笑话。按照今天法制社会的观点，某些文章的作者已经构成了“指鹿为马罪”、“误人子弟罪”和“胡说八道罪”。）

    按《微行》书中描述，周总理事实上批评了杨成武。周总理说，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是中央代表团成员，是以中央代表团名义来武汉做工作。你杨成武干好你自己的事，按你的任务当好联络员，搞好安全，准备好船，检查码头，试试水情，还有机场，道路，保证主席的游泳安全就行了。

    7月1九号晚，王力在百花二号为陈再道（武汉军区）修改完检查稿后，对工作人员传达了毛主席十8日晚上的谈话内容。之后，王力说：“陈再道说他们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这话言重了，他不知道毛主席和我们来武汉是为了帮他摆脱困境的。主席说我们是保陈再道来了。陈再道这人心眼太直，也太糊涂，他至今不理解中央的意图。”王力说这话时，张根成、吴介之、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等人都在场。

    7月20日凌晨，谢富治已经休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正在听王力传达主席的讲话内容，突然发现“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独立师的许多人拿着枪支、长矛、大刀，乘坐吉普车和三辆大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百万雄师”的头头朱兆强、班尔杰、罗得胜、夏菊花等人指挥着这些人包围了“百花二号”楼，并冲了进来，点名要谢富治、王力出来。这时住在一楼的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井岗山、吴介之、尹聚平、胡慧娟等人堵住了楼道，并指责来者的行为，双方发生了冲突。几个工作人员们哪里是“雄师”们的对手。在混乱中，朱兆强、班尔杰带人冲上了二楼。（注：当时工作人员都挨了打，但并没有“一个个被打倒在地”，井岗山也没有“被打得口鼻流血”。）

    这时，宾馆门口又陆续开进来几辆汽车，冲进了许多人群，东湖宾馆的大门警卫已经形同虚设，而附近的“梅岭一号”楼里就住着毛泽东。这点，“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许多群众可能是不知道的，但个别军官和头头是知道的。

    住在二楼的谢富治发现有人冲进宾馆后，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也住在东湖宾馆二所值班的陈再道、钟汉华，让他们立即过来解围。

    听见外面震耳欲聋的“谢富治、王力滚出来！”的口号声和吵闹声，谢富治让王力待在屋里，自己先走了出来，面对冲上楼来人群，大声呵斥道：“我就是谢富治，你们要干什么？”又对工作人员说：“让他们上来！派代表上来！有什么意见可以谈。”

    “百万雄师”的头头们被谢富治这几句话震住了，他们迟疑了一下，停止了吵闹和喊叫。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谢富治是副总理 、公安部长、上将，是陈再道的上级，“百万雄师”的人不想惹他，他们主要是对着王力来的。

    谢富治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一个个握了手，并问了他们的名字。当谢富治同年轻漂亮的“百万雄师”头头夏菊花握手时，吃惊地问：“你怎么也来了？”夏菊花昂着漂亮而坚硬的脑袋说：“我怎么不能来？”

    谢富治同他们寒暄了一阵，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下来。谢富治请他们进会议室说话，人群一下子挤满了会议室。

    “请问谢副总理，王力的‘四点指示’根据何在？凭什么说我们是‘保守组织’？凭什么说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一个头头说。

    不等谢富治说话，人群中又喊叫了起来。

    “你把王力交出来！”

    “王力是破坏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要批斗他！”

    “对！把王力交出来！打倒王力！绞死王力！”

    现场一下子又乱了起来。

    这时，王力突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说：“我就是王力。既然大家想解决问题，那就请大家冷静一点。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

    一见王力王力自己走了出来，谢富治吃了一惊。人们一下子把王力围了起来，7嘴八舌地纷纷指责他，说什么话的都有。井岗山等人看事不好，挤过来护住了王力。

    这时陈再道、钟汉华闻讯赶过来了。陈再道一看这场面，大声说：“大家不要吵，有话好好说，你们一个一个问题地问，让王力同志慢慢地回答嘛！”

    王力瞪了陈再道一眼，心想，你陈再道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但又一想，既然你司令员、政委都来了，今天绝不会发生什么出格的事，于是他对众人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在军区礼堂接见你们的代表。四点指示不是我王力的，是中央的决定，我们是代表中央讲的。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但不准这样胡闹。”

    这下立即惹火了在场的人们。

    “什么他妈的中央决定？纯粹是你王力和‘中央文革’放的屁！你少吓唬人。今天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说不清问题不能回来！”

    “对！把他拉到军区去，批斗这个‘小爬虫’，让他尝尝革命群众的厉害！”说着有人要动手。

    井岗山等人看事不好，大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同志们要警惕一小撮坏人乘机捣乱！”

    这一下更惹火了‘百万雄师’的人们，有人挥舞着拳头，要上前抓人。井岗山等人头上、身上挨了许多拳头。

    这时，突然涌进来一些手持武器的军人，端起枪，“哗、哗”地拉动了枪栓，对准了王力，要王力回答问题。

    面对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王力严肃地说：“我希望我们的解放军同志把枪拿开，因为它是对付敌人的，它可能会走火，那样事情就会起变化，我们不愿意看到那样的局面。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明天在军区接见你们的代表，那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不行！今天必须谈，你不要耍滑头！”

    “对！让他马上回答问题，否则我们决不答应。”人们又乱了起来。

    这时在场的陈再道司令员一直一言不发，说他心里偷着乐可能不是冤枉他。

    谢富治气坏了，指着陈再道大声呵道：“我叫你来是看热闹的吗？我命令你下令让他们立即撤出去，马上撤，听见了没有？”

    陈再道看到谢富治那气得发抖的样子，又望望王力、余立金、张根成和北航红旗的几个红卫兵那着急的样子，不冷不热地说：“事情是你们引起来的，我管不了。这些人又不是我让他们来的，我管不了他们。这回要靠你们做工作了，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不中用了，无能为力了！”

    在场的“百万雄师”和军区的人们哄堂大笑。陈再道在关键时刻够朋友，讲义气，真是他们的好司令。

    人们继续围攻王力 、谢富治、余立金和中央代表团的人。这时，如果说中央代表团的人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倒也是事实。

    由于现场僵持了很长时间，在军区大院里等着批斗王力的军区官兵和“百万雄师”的人们不耐烦了，又有许多人开着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

    陈再道这时和谢富治、王力等人站得很近，他正在得意地摇摆着手讲着什么，一个人高马大的家伙突然冲了过来。陈再道只感到头“轰”的一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又是几拳头对着他的后背和前胸砸来，边打边骂道：“打死你这个小爬虫！”陈再道大叫一声，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这时有人喊：“别打别打，这是陈司令员。”四脚朝天倒在地上的陈再道大喊：“混蛋！乱弹琴！我是陈再道。哎呀，打死我了！”这个“百万雄师”的“拳王”赶紧把陈再道抱在怀里，不停地问：“陈司令员，对不起！打在哪儿了？疼不疼？”

    陈再道被扶起来后，骂骂咧咧地说：“谁他妈的再搞武斗，我就枪毙了他！”说完，一头扎进了谢富治的房间躲了起来，撒手不管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拳王”是“百万雄师”的头头罗得胜，他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

    谢富治见陈再道被打，站出来说：“我是谢富治，是中央代表团的团长，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我们来处理武汉问题的。大家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搞武斗！谁搞武斗谁就是对抗毛主席！”

    王力也接着说：“我是王力。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讲话和‘四点指示’，不单是代表我们个人的意见，也不单单是‘中央文革’的意见 ，而是党中央讨论决定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总理批准的。我已经把话说清楚了，有什么问题明天派代表谈。今天这么晚了，我们不能跟你们到军区去，你们不能强迫我们。”

    这时，因打错了人恼羞成怒的罗得胜一把揪住了王力，拳脚并用把王力打倒在地，许多人也吵吵嚷嚷地围了上来乱打一气，现场又乱了起来。

    这时，“百万雄师”的总指挥朱兆强喊：“大家别跟他噜苏了，拉到军区大院再说。”

    于是，一伙身强力壮的人们不顾王力的抗议、挣扎和代表团人员的阻拦，架起王力，把他推到了一辆大卡车上，在谢富治、余立金等人的众目睽睽下，拉走了。

    混乱中，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尹聚平也被分别推上了两辆卡车拉走了。

    王力回忆说：“他们把我从东湖宾馆揪到了武汉军区大院。揪我的人有部队的，也有群众。他们把我揪到卡车上，车上的人都戴着“百万雄师”的袖标，说是要到一个地方去辩论。我直接的感觉是车上的人特别是主要负责人都是讲理的，我跟他们讲一些道理，他们都还听，并没有象后来流传的那样严重。他们给我戴上了“百万雄师”的袖标。（注：事实上早已撕掉了他的帽徽、领章，连衬衣的口子都撕开了。）到了军区，每人都戴着柳条帽子，拿着长矛，坐得整整齐齐，让我从人行道中穿过去，群众很文明。等进了楼，到了一个房子里以后，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他们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了，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的一塌糊涂。这件事，军区没有责任，他们是保护我的，要没有军区警卫营，我很可能被个别别有用心的打死了。有一个人要向我开枪，警卫营长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枪口……”

    从上面王力的回忆看出，一年遇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王力又犯了秀才的毛病，事到如今还装好人。被人家“打的一塌糊涂”，鼻青脸肿，连脚骨头都被人家踢碎了，还口是心非地一个劲地替人家说好话。

    关于王力被围攻殴打的场面，后来许多版本大同小异。当时场面乱哄哄的，很难写的十分清楚，但基本的事实不能无中生有，南辕北辙。据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纪希晨老先生的力作《史无前例的年代》中说：

    “（当时）王力吓得目瞪口呆，不住（地）点头哈腰，晃着汗水淋淋的脑袋，一连声（地）说：‘我有错误，我有错误……我不该胡说！”（注：括号里的词是笔者所加。）

    纪老先生自称访问过王力，但他的书中明显地对王力的话断章取义，真真假假。据笔者了解，不管在“720”事件中还是后来，王力始终坚持自己的讲话没有错，是代表中央讲的。因此当时他不可能吓得“目瞪口呆”，“连连认错”，更不可能承认自己“胡说”。王力生前多次对笔者和他人讲过，他的话都是主席和总理的指示，有些是原话。如果承认自己是“胡说”，就是骂主席和总理。看来“胡说”的人不是王力。

    据当事人回忆，王力被抓走后，作为代表团团长和公安部长的谢富治羞辱、悲愤难当，不顾别人阻拦，由吴介之陪同乘车去了武汉军区大院找王力。到达门口时警卫不让进。这时有几个军人认出了他，故意喝道：“你是什么人？”谢说：“我是谢富治！让我进去！”对方回答：“你是谢富治？进来就把你宰了！”这时有几个人大喊：“快拿刀子来！宰了这老东西！”有的军人故意拉动着枪栓。吴介之看事不好，急忙把谢拖上汽车，逃走了。

    令人感叹和难以置信的是，当王力在军区大院里遭揪斗和毒打时，吓坏了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将军。他可能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得这样大。陈司令脑子简单，他当政委的可不能也简单：王力是“钦差大臣”，出出气就完了，这样下去，很可能被打死。在封建社会，打死“钦差大臣”，那绝对是“犯上作乱”，是“满门抄斩、诛灭九族”的滔天大罪。王力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也是“钦差大臣”，乱子闹大了不好收拾。于是钟汉华一个劲地劝部下们“别打了！别打了！”但根本制止不了。最后钟政委不得不向部下们下了跪，一边磕头，一边苦苦哀求部下们手下留情，以大局为重，放了王力。如果不是钟汉华的下跪磕头，王力可能会被当场打死。

    后来，在钟汉华等军区领导和209师政委张昭剑等人的救援下，王力化装逃出了军区大院，先被安置在小洪山上 ，后被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派人接到了空军司令部。这中间惊险动人的情节不亚于金庸小说，本书因故从略。王力对钟汉华、张昭剑等人的救命之恩一直十分感激。多年之后，钟汉华将军去世时，其家属通知了王力，王力发去了悲痛的唁电，对钟汉华表示了深深地哀悼，这是后话。

    当失去理智的“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官兵大闹东胡宾馆的时候，住在附近“梅岭一号”楼里的毛泽东的安全绝对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不明真相的官兵和“百万雄师”的群众当时可能并不知道毛泽东也住在东湖宾馆。他们的目的是对着谢富治、王力的中央代表团来的，但在现场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是知道内情的，面对如此混乱和危险的形势，为了毛泽东的安全，难道不应该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吗？

    笔者想象，这些荷枪实弹的“雄师”们万一冲进“梅岭一号”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个个立即会目瞪口呆，扔下武器，甚至跪倒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谢天谢地，这种“玩笑”和历史镜头幸亏没有发生，因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假如有一个坏人或神经病者混入其中，就不是闹着玩的。

    历史的事实是，“梅岭一号”楼一直处于杨成功武和汪东兴指挥的“8341御林军”的保卫下，闹事的“雄师们”也的确没有包围和冲击“梅岭一号”楼。有人（包括纪希晨老先生和陈再道将军）对此沾沾自喜，甚至表功，说什么“周恩来住的百花一号别墅，距谢富治、王力住的地方只有百米，群众连去都没有去。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更是安然如常，丝毫没有波及的迹象。”陈再道也说：“如果我真的要高‘兵变’，我怎么会首先挨打呢？怎么不动谢富治一根汗毛呢？怎么会不包围毛主席的住地呢，世界上哪有这样搞‘兵变’的呀！林彪、江青一伙说‘720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指鹿为马的诬陷。”笔者认为，陈再道老将军的确是冤枉的，他是忠于党和人民、也忠于毛泽东的革命者，他没有也不可能搞“反革命兵变”。但是，对“兵变”一词的理解可能有出入。你陈再道司令员不搞“兵变”，你手下的人就搞不了吗？只有把毛泽东、周恩来抓起来才叫“兵变”吗？如果当年武汉军区的一个团长带领人马把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抓了起来，并打断了他的腿，不叫“兵变”吗？！至于说“720”事件发生时，“毛泽东的梅岭一号安然如常，丝毫没有波及”，恐怕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的实践是，当时杨成武等人保驾着气急败坏的毛泽东从后门逃出了东胡宾馆，据说连拖鞋都没有来得及换……

    对于当时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具体情况，笔者没有第一手资料。本书的宗旨是记录和评论历史事实，尽量以正视听。由于不是记实文学，不便发挥和想象。

    （笔者注：下面的情节摘自师东兵的记实文学，写得十分精彩，照抄如下，仅供读者参考。）

    这时天还未亮，毛泽东被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惊醒，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毛泽东抓起电话，耳机里传来惶恐不安的声音：“报告主席，陈再道发动暴乱了，‘百万雄师’和部分军队已经冲进了东湖宾馆，抓走了王力。请你赶快离开险地！请你赶快离开险地！”

    电话不知谁打的，毛泽东“啪”地一下摔下了电话，拉开窗帘向外望去，只见许多人已经冲进了宾馆。这时，他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西安事变”的镜头，难道陈再道今天想效仿当年张、杨二将军，让我当蒋介石第二不成？

    门被“咣”地一声推开，毛泽东一惊，警卫员小高上气不接下气地闯了进来，“主席，局势危机，我们赶快离开吧！”

    毛泽东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详细情况还不清楚。全部警卫部队已将我们这座楼保护了起来。外面有几十辆武装卡车冲进了宾馆，到处都是‘百万雄师’的人马，还有不少军人。”小高着急地说，“汪主任正在紧急调动部队。”

    “现在调兵还有何用？”毛泽东气愤地说，“没想到我们住进贼窝里来了。他陈再道想搞兵谏，让我就范，休想！我可不是蒋介石，我决不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退让半寸。要搞反革命事变，倒要看看全国人民答应不答应！”

    “主席，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我们还是马上离开此地吧！”小高的脸涨得通红，上前来搀住毛泽东的臂膀。

    “我不走！”毛泽东使劲推开了他，一挥手说，“你把大门统统打开，我毛泽东就坐在这里，看他陈再道敢把我怎么样？我就不信人民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群众会听他的调遣！小高，你别怕，跟着我你死不了，即使死了，也是光荣的。”

    “主席！”小高“扑通”一下跪在毛泽东面前，抱着他的腿哽咽着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誓死保卫您老人家，但是您不能死，我们还是出去躲躲吧！等事态平息了再回来游泳！”

    毛泽东爱怜地抚摩着小高的头，给他正了正军帽，泪水盈眶地说：“傻孩子，到哪里躲呀！陈再道要发动暴乱，我还能逃得出去吗？”

    小高突然想起总理曾交代由武空副司令刘丰负责主席的安全，便要通了刘丰的电话，把话筒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接过话筒说：“你是刘丰同志吗？我是毛泽东。我要出去走走，请你马上安排车辆，接我出去！”

    “主席，东湖宾馆已发生反革命暴乱，‘百万雄师’一小撮坏人和武汉军区的一些部队已经包围了宾馆正门，情况十分危急。我们正在研究营救您的计划，请主席等待。”刘丰在电话里说。

    毛泽东火了：“什么等待！他们包围了正门，我们从后门出去。你马上开上小车，到宾馆后门外的沙滩上等我！”

    这时杨成武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件军装，满头大汗。他气愤地说：“真没想到，‘百万雄师’竟敢冲进宾馆来抓人！”

    “他们要抓谁？”毛泽东已经平静下来，点上一支烟，问道。

    “他们喊的口号是‘活捉王力！’和‘中央文革滚出武汉！’来的人很多。我怕有坏人乘机捣乱，所以请你马上向专列转移。”

    “莫慌！”毛泽东恨恨地吸了一口烟，“我撤离延安的时候还给胡宗南留了点纪念品。现在，我离开武汉，这里的东西都不要了，统统留给陈再道，看他敢要不敢要。”说完，简单扫视了一下屋子，转身就走，连拖鞋也未换。

    “要不要通知一下汪东兴同志？”杨成武问。

    毛泽东摆摆手：“不要了。陈再道要抓的是我，不会抓汪东兴的。把他留在这里当人质吧！306计，走为上。这笔帐，留着慢慢算吧！”

    杨成武和小高每人搀着毛泽东一根胳膊，紧紧地护卫着他，走下楼梯，来到院内，只见汪东兴正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指挥着警卫战士们不准任何人靠近这座楼。毛泽东冲汪东兴感激地点点头，向后院走去。

    走了一段路，毛泽东感到脚下一阵发疼，低头一看，原来因没换鞋子，只穿着一双拖鞋，被草丛中的荆棘扎着了。杨成武急忙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毛泽东勉强穿上，自己穿了毛泽东的拖鞋。毛泽东拍了一下杨成武的肩头，笑着说：“难为你了。”

    三人继续向前急走。

    “站住！什么人？”树丛里传来一声压低声音地猛喝，并拉了两下枪栓。毛泽东、杨成武、小高三人立即停住。突然几束强烈的手电光照了过来。杨成武和小高立即本能地护住了毛泽东。光束在杨成武的脸上照了一阵，只听“哎呀”一声，电筒光熄灭了，几个军人从树丛里跑了过来。

    “对不起，原来是杨代总长！我们是武空警卫连的，在这里负责警戒。今天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我们奉命来保卫这里。”一个军官向杨成武举手敬礼、报告。

    杨成武和小高松了一口气。杨成武命令他们继续执行任务，同小高搀扶着低着头的毛泽东匆匆地离开了。

    穿过了树丛和花丛中间的小道，翻过了一个斜坡，三个人来到了一个挂着将军锁的小门旁，周围寂静无人。小高把锁端详了一会儿，用力一拧，那锁竟然被拧开了。毛泽东笑道：“你可真是名副其实的‘高力士’，力大无穷呀！今天我们是真正地走后门呀！看来前门走不通走后门也是个好办法嘛！”

    穿过小门，三人来到了东湖西岸。老远就看见沙滩上停着一辆小轿车，车旁站着一个人。双方互相凝视了一会儿，那人迎了过来，小高上前轻声问道：“是刘司令吗？”

    “是我。”刘丰迟疑了一下，用手背揉了几下眼睛，当他确认前方站着的就是全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和代总长杨成武时，立即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来，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带着哭腔说：“毛主席，我来晚了，让您老人家受惊了。”

    “没事，没事。”毛泽东摇着头说，“大不了坐坐陈司令员的班房，尝尝滋味，可你们不让我尝。算了，让别人尝去吧！”

    毛泽东这哀伤中的幽默，没有引起任何笑声。

    “主席，上车吧！”刘丰说。

    毛泽东似乎没有听见刘丰的话，他双手叉腰，回过身去，久久地凝视着前方的东湖宾馆和他住过的那座米黄色的小楼，一言未发。半天，他突然转过身来，笑着说道：“陈再道真是一头蠢驴。他要是派一支兵马把守住后门，我还能逃得出来吗？看来，这真是天助我也！”

    随后，毛泽东在杨成武、刘丰等人的护卫下，赶到了戒备森严的“专列”上。）

    陈再道司令员在他的“7.20”事件回忆文章中，把自己说成了受害者。这篇经过武汉军区秀才们捉笔的、流芳百世的重要文章说道：“那些楞头楞脑的战士，怀着让人难以揣摩的动机，气呼呼地冲到我们面前，不管三7201，冲着我就是一阵拳脚、枪托，以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怒……我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办法是忍受，任他们踢，任他们打。在我挨打的时侯，王力趁机溜进了房间。

    “战士们冲进房间，找到了吓坏了的王力。由于王力不肯跟他们走，他们强行把他塞进了汽车，一直拉到军区大院里……”

    武汉军区的秀才们没有想到，他们的言过其实给陈司令员帮了历史的倒忙。

    就算陈再道将军说的全是实话，那也够可以的。作为堂堂的上将军、大军区司令员（不是小排长小连长），被自己的战士“用拳脚、枪托乱打一顿”，且“任他们踢，任他们打”--古今中外，恐怕只有陈再道一人。按照陈司令员的描述，不管王力和中央代表团被抓被打与否，也不管旁边不远的“梅岭一号”里住着毛泽东，单凭当兵的这么暴打自己的司令员，就绝对是反叛和反革命行为，如果不是周瑜打黄盖的话。笔者不知道这些暴打陈再道司令员的大逆不道的战士们后来怎么处理的，是枪毙了，复员了，还是升官了？

    据目击者说，陈再道的确是挨了“战士”几拳，立即被制止了。那个“战士”--“百万雄师”的头头罗得胜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

    据扬成武告诉权延赤说，王力根本没有进房间，王力在外面就被抓走了。

    据王力自己说，他当时听见吵闹，自己走了出来，被人认出，上来就打，并被抓走了。他没料到陈再道的兵这么“勇敢”和厉害。他虽没带过兵，但也是见过世面的，并没有吓坏了。当时，许多人都认为陈再道司令员的“苦肉计”演得十分成功。现在看来，陈司令员的挨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话说张根成被抓走后，拉到了独立师一间平房里。地上有草垫子，独立师的两个科长看着他。张是现役军人，他的领章、帽徽也被撕掉了。张根成浑身疼痛，最后倒在草垫子上睡着了。

    咪咪忽忽中，张根成似乎听见有人进来了。来人问：“这是谁？”

    “王力带来的人。”看守的科长说。

    “那个人怎么样了？”

    “谁？”

    “来游泳的那个人！”

    “嘿嘿！……”

    “嘘！小声点。”

    ……

    张根成一听，惊出了一身冷汗，睡意全无。他仰装未醒，但下面的对话听不清楚了。

    笔者后来才知道，进来的人是独立师的政治部主任等人。不管他们是谁，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武汉军区（特别是独立师）的许多人是知道毛泽东在武汉的，而且，这些人中，确实有胆大包天惟恐天下不乱的人物，虽然笔者宁愿相信这是军人们在特殊情况下说的玩笑话。

    后来，在周总理的命令下，武汉军区独立师的人才把张根成交了出来。

    张根成是河南人，文革前是部队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团级干部，后上调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7.20”事件后的一天，在北京钓鱼台中央文革住地，陈伯达、谢富治等人找他谈话，突然宣布对他拘留审查。谢富治说：“进去以后不要自杀，将来还要为党工作。”陈伯达说：“你主要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不要胡说八道。”出门时，周总理看见了他。周总理急忙赶过来紧紧握着他的手不放，但什么话也没说。告别了总理，几个当兵的突然从屏风后冲了出来，把他押上了汽车，直接送到了秦城监狱，一下子就关了7年半。放出来时，说他犯了严重错误，送回了原部队，不久转了业。

    张根成现在南方开公司，办工厂，当老板，日子过得很潇洒。多年之后当笔者夫妇去深圳他的家中拜访他时，他语重心长地说：“我能有今天，第一应当感谢秦城监狱，第二应当感谢小平同志。”

    再说尹聚平被推上卡车以后，据她自己说并没有人太刁难她。卡车上全是“百万雄师”的人，他们可能因抓到了王力，兴高采烈，忘乎所以，把尹聚平忘了；也可能把她当成了自己人，“百万雄师”的女将，不知道她是中央代表团的。尹聚平一看，将计就计，车上的人喊口号，她也跟着喊。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卡车停了一下，她趁车上的人未注意，迅速跳下了车，消失在人群中。

    感谢“百万雄师”的弟兄们放了尹聚平一条生路。

    当时，武汉大街上人山人海，乱成了一锅粥。

    尹聚平对刚才发生的事惊魂未定。街上到处都是“百万雄师”的人，听说抓到了王力，个个欣喜若狂。实事求是地说，王力当时是中央首长，尹聚平挂记着王力的安危，想混进军区大院寻找王力，但她根本进不了军区大院的门，只好又混进了人群中。

    尹当时刚21岁，没见过大世面，这次真是开了眼界。她只会说标准的普通话，不会湖北腔。她怕再次被抓，便跑到路边一户人家，要了一点水喝，并打听往水利学院怎么走。女主人听她一口北京腔，问她是干什么的。尹说是北京来串联的学生，女主人很热情地给她画了到水院的路线。尹感激地辞别了女主人，到了水院“钢二司”总部，开始只说自己是北京来串联的学生，借电话一用。“钢二司”的人便让她打电话。尹给北航办公室打通了电话，报告了武汉发生的情况。水院“钢二司”总部的人一听尹是中央代表团的人，十分高兴，问长问短，立即把她保护起来，随后又向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办公室报告了武汉发生的情况。其中一个女同学还把自己的衣服让尹换上。当天晚上，尹在水院望着东湖对岸的灯光，惦念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安危，心急如焚。

    王力等人被抓走后，胡慧娟也追着跑了出去，想去寻找王力。单纯幼稚的她万万没有想到王力会被拉到军区大院，猜想一定是被拉到“百万雄师”总部去了。于是，素有“北航红旗侠女”之称的胡慧娟大义凛然，决定只身去闯“百万雄师”总部，舌战“群雄”，救出王力。结果走了半天，问了许多人，才知道王力被拉到军区大院去了，她心里松了一口气。当时的胡慧娟对人民解放军是非常崇拜的，她认为王力到了军区就安全了。于是，她找地方打通了东胡宾馆的电话，井岗山告诉她，总理已回武汉，并说现在尹聚平可能在水院。胡慧娟高兴极了，步行了几十里路，终于来到了水院，见到了尹聚平，并告诉她周总理已返回武汉，尹聚平的心里才松了一口气。当晚，二人在水院学生的护送下，赶回了东湖宾馆中央代表团驻地。尹聚平一见到总理等人，立即拉着总理的手哭了起来。

    接到尹聚平的电话后，北航红旗立即炸了锅。许多红旗战士要上街游行示威，声讨武汉反革命暴乱。韩爱晶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和行动方案。我和头头们都集中在韩爱晶的办公室里，随时关注着武汉的消息，许多人都为井岗山等四名红旗战士的命运担心。

    “武汉事件”发生后，中南海和钓鱼台立即炸了锅。伟大领袖正在武汉，这还了得？刚回到北京两天的周恩来总理心急如焚，中央立即决定让周恩来带上两飞机“八三四一”部队的“御林军”飞赴武汉“救火”。坐镇北京的林彪、江青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从全国调动海、陆、空三军包围武汉。同时命戚本禹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秘信，劝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去上海。信以江青的名义签发，江青派邱会作带密信立即飞赴武汉，

    7月20日下午3点多，当周恩来的座机和运送8341部队官兵的两架运输机刚从北京起飞 ，武汉“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便知道了这一绝密情报（注：？）。他们立即派出大批人马，强行冲击并占领了周恩来即将降落的空军王家墩机场，扬言“要和周恩来辩论，让周恩来出不了机场”。空军机场领导紧急同北京和空中的周恩来联系，请总理改降空军“山坡”机场。这件很少有人提及的重大历史事实，被周恩来的随身保健医生张佐良证实。张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周恩来的座机在武汉王家墩低空盘旋时，见到机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见机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飞去。大约十多分钟后，我们便降落在一个军用机场，后来才知道叫“山坡”机场。飞机着陆时大约（下午）近5点钟，打开仓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乘坐两架运输机的8341部队的）解放军战士们好象比我们先到达几分钟。他们一个个浑身衣服都湿透了，但仍队列整齐，荷枪实弹地站立着作好战斗准备，只要指挥员一旦下达战斗命令，这些8341部队战士为了保卫毛主席，他们会不避枪林弹雨向前冲去。形势是相当紧张的，晚霞笼罩着寂静的山坡机场。”

    张医生这一段亲历文字写的很好，有一种真实感和“悲壮的美”。只可惜他写文章往往“画龙”而不“点睛”。他没有说明“谁”威胁着毛泽东的安全，这些8341部队的战士们会冒着“谁”的枪林弹雨向前冲去。

    就这样，在“百万雄师”们的逼迫下，堂堂大国总理周恩来竟然不能在应该降落的地方降落而被迫改换机场。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张医生只字未提。

    其实，张医生当时不知道，就在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马暂时占领、周恩来总理不能降落的王家墩机场附近的专列里，坐着焦躁不安的毛泽东。

    据张医生说，“周恩来下飞机后便被引进一个临时支起的帐篷里处理紧急事务去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全体人员再次登机，又返回了王家墩机场。”这时，占领王家墩机场的“百万雄师”们已经散去了，这点，张医生没有交代。

    周恩来最担心的是伟大领袖的安危。他立即赶到毛泽东的专列上看望毛泽东，两人一见面，可谓百感交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个历史镜头，中共党史罕见。

    周总理赶到东湖宾馆后，立即召集谢富治、余立金等人商量对策。井岗山等人听说总理来了，便想去谢富治的房间看望总理，刚走到门口，听见总理、谢富治等人正在打电话从全国调动部队：东海舰队什么时候到达，某某军乘火车什么时候到达，某某军乘汽车什么时候到达，某某军乘飞机什么时候到达。井岗山等人一听是军事机密，便知趣地走开了。

    周总理最担心的是毛泽东的安全。他一面命令陈再道、钟汉华寻找被抓走的王力和张根成等人，一面劝毛泽东主席“306计，走为上，”赶紧离开武汉这是非之地。

    在周总理、杨成武、汪东兴、谢富治等人的反复劝说下，毛泽东极不情愿 地离开了武汉。7月21日凌晨2时，毛泽东打破从不坐飞机的惯例，由杨成武、汪东兴等人“护驾”乘专机飞上了天空。他老人家让飞机在武汉上空盘旋了一阵后，才艰难地吐出了三个字--去上海。

    笔者有感。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把手，在自己分封的“诸侯”地盘上，自己想游个泳都办不到，自己的“钦差大臣”被抓了起来，自己也被逼得东躲西藏，差点成了“阶下之囚”，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这点，毛泽东可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诗为证：

    武汉三镇起风波。

    伟大领袖陷“贼窝”。

    落荒而逃惊回首，

    万般无奈望“黄鹤”。

    （注：“贼窝”系毛泽东自语。“黄鹤”，黄鹤楼，在武汉。）

    伟大领袖毛泽东总算安全地走了。他到上海后，亲自打电话把陈再道骂了一顿：“你是陈司令吗？我告诉你，我毛泽东还活着。我正式命令你和钟汉华同志，无论如何给我把王力找回来，否则，惟你是问！……什么？你也挨打了？百万雄师还敢打你这位堂堂的陈司令吗？不管怎样，我毛泽东向你要人！”

    在伟大领袖和周总理的追逼下，武汉军区8199部队和空军的官兵巧妙地突破了“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尾追堵截和一道道防线--这绝对是历史的事实，经过惊心动魄的50多个小时，终于把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王力接到了武汉空军司令部。周恩来和谢富治等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周恩来高兴地拍着手笑着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周恩来高兴地同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一块吃了晚饭，点名让井岗山陪着他出去散散步。井岗山受宠苦惊，很不好意思。他才201岁，没受过如此“恩宠”，他把同伴吴介之拉着，两个人陪着总理一边散步，一连聊天。

    “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总理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

    总理又询问了北航的一些情况，谈到了武光。井岗山赶紧问武光有问题没有。总理说：“武光好象没有什么问题。我听康老讲，入党时间可能有点问题，记不清了。武光还在你们那里吗？”

    “在，我们一直保护着他，不让新疆的人抓他。”

    “噢，你们要保护好武光，有事情给我打电话。”

    ……

    当天晚上，周总理决定带领全体人员到机场看望负伤的王力并返京，并通知刘丰护送王力去机场。

    要去机场，谈何容易？英雄的“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广大官兵已经把武汉三镇控制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工事，到处都是路障。大街上，人山人海，驾着轻、重机枪，端着长矛刺刀的“雄师”们乘着大卡车跑来窜去，去飞机场的路上全是“百万雄师”的人，一旦不小心暴露了目标，后果将不堪设想。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向前经过周密部署后，由刘丰亲自率领全副武装的四辆军车护送王力到达了空军王家墩机场。路上差点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马拦截，幸亏司机小郭驾驶技术高超，临危不惧，事后受到了部队首长和周总理的表扬。

    东胡宾馆这边，经过周密慎重地研究，为安全起见，周总理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大胆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决定--当然也是一个悲哀的决定：冒充“百万雄师”去机场。

    于是，周总理让大家经过简单地“化妆”，一律穿上空军军装，戴上“百万雄师”的袖标，由武空司令部派出的官兵和军区7212部队的两个连护送，分乘六辆吉普车和几辆大卡车，直奔机场。一路上，卡车上的战士们打着“百万雄师”的大旗，不停地喊着“百万雄师必胜！”的口号，车身上贴着大标语：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这一招果然灵光。一路上，“百万雄师”的人见到车队，欢呼声、掌声不断，一路“绿灯”。车队顺利到达了王家墩机场，此时已是7月22日凌晨3点多。

    周总理一下车，立即问：“王力同志在哪里？王力同志在哪里？”人们扶着70 多岁的总理来到王力的床前，被打断了腿脚不能下床的王力和总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个人都热泪盈眶，周围的人们也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周总理决定尽快返京。

    鉴于当时武汉纷乱的局势，回京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凌晨5时，周总理率领中央代表团成员乘飞机从王家墩机场又回到了汉口机场。飞机一落地，周总理立即召集武汉军区、空军和8199部队的负责人开会，研究稳定武汉局势和其它重大问题。会上，针对“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某些人可能采取的更加过激行动--包括纷传的对造反派实行大屠杀阴谋，周总理亲自决定马上派空军进驻武汉各高校和武钢厂，保护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

    安排好紧迫的工作后，大家稍事休息。当天下午两点，周总理决定立即返京。他和随从人员乘一架飞机，中央代表团乘一驾飞机。周总理还要求中央代表团的飞机先起飞，后降落，在空中多停留一会儿，等他先到北京西郊机场后，再出来迎接，以掩外人之耳目。

    后来才知，武汉“720”事件已被外电炒得沸沸扬扬。不少外电说王力已被杀害，毛泽东、周恩来已被叛军扣押，中国已大乱……

    7月202日下午，北京西郊机场上站满了几万人的欢迎大军，这是在京的林彪、江青等人组织的。刚下飞机不久的周总理带领在京的中央、中央文革、有关方面领导人走到中央代表团的飞机前，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几万名群众齐声欢呼，那场面够热闹的。我和北航红旗的学生们远远地望见谢富治、王力（被人搀扶着）余立金和井岗山等四位北航红旗战士们走下了飞机。

    7月而二15日下午，中央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林彪本人亲自出席了大会。井岗山等四名北航红旗战士穿着军装同林彪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合了一张影。

    数万人机场欢迎和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大会，使王力顿时成了“红的发紫的大英雄”，这是事实。但这都是林彪、江青等人组织的，也是毛泽东（当时在上海）和周恩来同意的，不是王力自己要求的。

    随后，中共中央（决不只是林彪、四人帮之流）把武汉“720”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720”事件的高潮，随后不久，便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潮……

    武汉“720”事件过去35年了，成了历史。这个事件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林彪、“四人帮”的灭亡和文革的全盘否定也已改变了性质，平了反。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翻天覆地多次，后来的胜利属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大批的红卫兵学生和工人造反派最后还是成了反革命分子、坏头头和“三种人”，受到了残酷地镇压和打击。这，就是历史。

    由于“胜者王侯败者贼”，所以历史事件的性质可以任意评价和改变，但历史的事实和情节是没法改变的，也是御用文人们不可能永远掩盖的，何况许多当事人还活着，任何一面之辞都不能作为历史的教科书。笔者始终认为，无论如何，“武汉事件”中采取的形式是不可取的。试想，如果现在某个军区，某些群众对中央政策不理解，有意见，就采取这种方式“造反”，“打、砸、抢”，动用枪杆子，扣押中央代表，逼得中央总书记亡命逃生，行吗？不枪毙了你才怪呢？如此浅显的道理，路人皆知。至于后来否定之否定，另当别论，此一时彼一时也！

    但是，笔者认为，除了“形式”上不可取以外，“720”事件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不管出发点如何，事实上搞得天下大乱，人为地把群众分成两大派。中央文革也好，反对中央文革的权力集团（例如各大军区）也好，皆是支一派，打一派（这是历史事实）。对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的许多做法（绝不仅仅是中央文革），许多人尤其是穿军装和穿过军装的人十分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反对。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军区支左中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迫于毛泽东的权威、周恩来的面子和林彪、江青等人的淫威，许多军区都忍了。陈再道的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中不怕死的人们忍无可忍，奋起造反，表面上是对着王力来的，事实上是对毛泽东的文革极左路线敲起的丧钟。毛泽东尽管受了奇耻大辱，大发雷霆，但事后他冷静下来后权衡利弊，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众怒难犯”的道理，在“要王力还是要解放军”这个问题上最后没有糊涂。为了稳住枪杆子，他权衡利害，最后淡化了对武汉事件和陈再道等人的处理，并很快把王力等人抛出来当了替罪羊，以平息军界的不满。这也算毛泽东的伟大英明之处吧！陈再道老将军等人因此占了个大便宜，避免了灭顶之灾，而可悲、可怜的替罪羊王力因此下了15年地狱，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唾骂到死后的今天。

    写到这里，笔者抛开“个人偏见”，由衷地向陈再道老将军和武汉军区敢于造错误路线反的官兵们表示崇高的敬意。陈老将军虽出身于张国涛的四方面军（这是他文革中被林彪等人排斥的主要原因），但他一生忠于党和人民，也忠于毛泽东。他战功赫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为人正直，眼里容不得沙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一条钢筋铁骨的好汉。本书仅对他“回忆录”中可以理解的个别失实之处作了论述，决无恶意。对于死去的、可怜的王力，生前曾反复说过，他没有整陈再道，他对得起陈再道，希望陈老将军谅解他。笔者希望陈再道老将军在九泉之下马克思面前不要再和王力打笔墨官司。

    对于“百万雄师”的头头和弟兄们，笔者佩服。要说文革中真正的造反派的话，惟武汉“百万雄师”是也！什么北京“天派”、“地派”，什么南京“好派”、“屁派”，全是小巫见大巫，全是毛泽东错误路线的“保皇派”。“百万雄师”的好汉们为了捍卫自己的真理，不畏权势，不怕杀头，用“革命的打、砸、抢”行动和“武装斗争”的方式，在全国首先向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发起了挑战，敲响了文革的丧钟。他们才是真正的造反派。虽然后来受到了打击、迫害，但是值得，历史将记下他们的丰功伟积。

    历史证明，胜利者从来是无罪的。而真正的胜利者不是某些人封的，也不是单靠某几个历史学家说了算的。一切结论和真理都是暂时的、相对的，只有历史的车轮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才是永恒的。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事过35年后，有几位人物提到了文革中的“武汉事件”和“百万雄师”。一位是受人爱戴的大人物，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说：“文革中，我在武汉工作，我是‘百万雄师’观点的，造反派把我整的好厉害。”但据了解内情的武汉人说，造反派根本没有整过这位大人物，不但没整他，而且关系还不错。时间久了，人老了，记忆难免有误，不足为怪。

    而两个小人物的对话似乎更应该“名垂青史”：

    原武汉某厂一工人当年是“百万雄师”某区联络站的小头头，曾经风光过几天。如今，工厂早已倒闭，本人下岗失业多年，为生活计，在汉口大街上开了个小卖部倒卖啤酒。一天，一个刑满释放的当年造反派头头杨某某来找他批发啤酒--当然也是为了活命。二人聊了起来，结果“久仰大名，想见恨晚”。

    一个说：“老弟辛苦了！在里面待了几年？”

    “不多，整10年。”

    “现在哪里发财？”

    “出来就一身病了，老婆早嫁人了。没有工作，在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卖点烟和啤酒，凑合着活吧！老兄你们应当不错吧？”

    “不错个屁！我们‘百万雄师’的许多老工人都下岗失业了，早知道如此，老子当年绝对不参加‘百万雄师’。现在看来，当年你们对了，你们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了。如果再搞文革，老子一定跟着你们当造反派。”

    ……


难忘的回忆 陈再道

    在纪念毛泽东主席百年诞辰之际，我作为名跟随他老人家南征北战几十年，有幸曾多次当面聆听他老人家亲切教诲，对他老人家怀有深厚感情的老战士，心情格外深沉。我把自己与他老人家生前接触时的情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对我人身保护的情况记叙下来，以表达对这位举世伟人的深切缅怀和思念。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全国的局势已混乱到了非人力所能遏止的地步。武汉地区的运动形势，由于“中央文革”的操纵策划和谢富治、王力等人的直接插手，使“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两大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更加尖锐，更加激烈，更加复杂，最终爆发了武汉“七二O事件”。

    是年一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此，军队参加“支左”，介入运动。为了稳定军队，稳定局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亲自登门找到林彪，提出军队要稳定，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队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等。林彪同意下发一个文件，当即拟了七条，报请毛主席审批，经毛主席提议，又提交给我们在京西宾馆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讨论，征求意见。讨论中大家又提出增加严格教育子女一条，将原来的七条变成了八条。毛主席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在这次会娱进行当中，有一天，毛主席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从他的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他认为这样做，里边“一定有坏人”。在讲话中他告诉大家，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

    当时我是这样理解的，毛主席讲话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如果退避二舍、退避四舍也不行，那就得来硬一点的办法，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会议结束后，我和钟汉华政委回到武汉。军区根据毛主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军委八条命令”，的指示精神，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并又以武汉军区的名义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所属造反派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领导干部，成立了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军区领导还分头到各地市县抓落实，使生产形势迅速得到扭转。然而，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造反派的强烈不满，也引起林彪、江青等人的关注，结果是军区经过努力出现的好形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消失了。

    三月中旬，我和钟汉华又奉命赴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开始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矛头直接指向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意在反对压制造反派和红卫兵。随后，林彪、关锋、戚本禹等人，又针对“军委八条命令”，炮制出“军委十条命令”。这样一来，武汉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一段抓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大部分都放了出来。造反派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军区“挑战”。他们违反中央规定搞“串连游行”、“杀向社会”，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要揪出我这个“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把矛头直接对准武汉军区。这时，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又公开讲，“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江青的公开表态，使武汉地区的局势更加激化。

    这次会议时间比较长，当我们回到武汉时，武汉的形势已是混乱不堪。标语、漫画、大字报覆盖全市，颇具火药味，什么“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等，举目皆是。

    我们回到武汉军区后，首先听取了军区“支左”工作的汇报，肯定了工作成绩，分析了武汉地区的形势，本着从大局出发的精神，采取各种措施，解脱目前面临的困境。根据当时的形势，军区发表了《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

    然而，这个《公告》发表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造反派们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凶了。“百万雄师”则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了，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我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来电说，中央近期要在北京听取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关于武汉问题的汇报。武汉军区很快就作好了准备。

    毛主席对武汉地区的形势十分关心，他在北京对周总理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7月10日，周总理打电话告诉我们，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可以不到北京来了，毛主席要到武汉去，在武汉解决问题，并且可能要到长江游泳。后来我们得知，毛主席此行，要视察大江南北，第一站选在武汉。

    接完电话后，我们立即着手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7月14日早晨，周总理乘专机抵达武汉，为毛主席打前站。当晚，毛主席到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这是毛主席在武汉工作、生活的地方。周总理住在百花一号。这天中午，谢富治、王力等也从四川赶到武汉，他们住在百花二号。考虑到武汉地区形势比较复杂，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防止发生意外，我和钟汉华住进了东湖宾馆的乙所。

    东湖宾馆的7月，没有一丝风，一丝凉意。昼夜温差很小，热气笼罩着每个角落。我走在树木遮掩的林荫路上，就象走进了蒸笼里，立即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路边上，各种树木花草的叶子曲卷着，仿佛它们的生命也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7月15日和16日这两天上午，毛主席召集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在梅岭一号开会。毛主席对处理武汉问题提出原则意见，中心思想是通过武汉军区的努力，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尽快促进他们大联合，稳定武汉地区的局势。为此，毛主席指示：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会拥护陈再道。毛主席要周总理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

    接着，周总理召集会议，听取武汉军区“支左”情况的汇报。周总理在汇报会结束时讲了话，这个讲话的提纲是经毛主席审阅过的。周总理强调，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各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提高认识，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搞好团结。周总理还建议我和钟汉华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武汉军区“支左”的有关事实。1967年初，鉴于湖北省党政领导机关瘫痪，武汉军区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支左”指挥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当时，武汉的形势混乱不堪，各种矛盾犬牙交错。造反组织动辄挑起事端，制造武斗。武汉军区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行为。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军区“支左”方向问题的争论，由争论而引发的矛盾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参与变得更加复杂化。中央文革小组认定武汉军区在“支左”大方向上犯了错误。

    7月18日晚上，周总理带领我和钟汉华来到毛主席的住地梅岭一号。毛主席正在客厅里等候。谢富治、王力也在客室里，坐在毛主席的对面。

    毛主席兴致很好，显得很热情。一看见我们就站了起来和我们握手。并让我们坐在他的旁边。

    没有说客套话，谈话一开始，毛主席就切入议题，问道：“你们怎么样呀？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这个人有话就直说，不会藏着掖着，也不会拐弯抹角。由于当时我的思想不通，说话时有点气呼呼的。

    “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笑着解释说，显得很轻松，因为在毛主席看来，犯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

    “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听毛主席这么一说，我沉重的心情轻松了很多，赶忙向他表态。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了。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毛主席笑着给我出主意。

    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要做好工作，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毛主席说这番话时显得很沉重，显然，他为武汉以及全国各地迟迟不能进行“大联合”和“三结合”而担忧。

    我直来直去地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

    坐在我们对面的王力，以为我是在将他的军，一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

    毛主席明白了我的意思，在那种政治气候下，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要被打倒的，至于做工作那更是天方夜潭。他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毛主席沉静了片刻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能一概打倒。”

    毛主席讲到这里，告诉谢富治和王力，要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防止因情况不明发生意外。

    谢富治和王力阳奉阴违，当着毛主席的面，他们一一点头称是，后来不仅没有去落实这项工作，而且故意煽风点火，制造事端，打乱了毛主席的正常部署。

    毛主席还说：“武汉的形势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

    毛主席略为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主席的这番谈话在当时条件下，对于稳定形势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正是根据毛主席的谈话精神，各地群众组织进行了整风，实行大联合。从1967年冬到1968年春，社会动乱的局势相对地趋于缓和。

    大约到10点钟左右，我们告别了毛主席。他很客气地把我们送到走廊上。

    这时候正巧遇到几位服务员站在走廊里。毛主席一看见他们，就把他们招呼过去，要他们一一同我们握手。

    毛主席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接着，毛主席又对我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不打倒你。”

    大家听了毛主席的话，在相互握手的同时，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在回乙所的路上，我思索着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当时尽管领会了毛主席谈话的精神，但至于为什么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仍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搞清楚。但想归想，一回到乙所，我和钟汉华便决定尽快落实毛主席的指示。

    在周总理当晚返京后，谢富治、王力擅自支一派压一派，激起“百万雄师”和军区指战员的不满，矛盾进一步激化。

    7月20日上午，被激怒了的群众几百人愤愤地冲进东湖宾馆，要求王力出来回答问题。我上前劝阻，这些群众先是对我一阵拳打脚踢，然后又强行将王力塞进汽车拉走了。这一天，武汉地区的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这一事件被诬为“反革命事件”，我和钟汉华因此遭到批斗。

    住在梅岭一号的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他传话让我们把王力找回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几经努力，把王力找了回来。

    当天下午，邱会作携带由林彪、江青给毛主席的信乘专机抵汉。他告诉毛主席，外面形势不好，林彪、江青为他的安全担心，请毛主席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一开始毛主席将信将疑，拿不定主意，后来才决定去上海。翌日凌晨，毛主席离开武汉踏上了去上海的行程。

    至于林彪、江青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到了1974年，张春桥在空军的一次讲话中才不打自招地道出了实情。他说，毛主席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好觉，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我在那里，为什么不和我通气呢？

    7月23日，中央发来一份电报，要我们到北京去“开会”，对于这次赴京，我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在机舱里，按规定是不准随便交谈的，只能坐在座位上想心事。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会给我定下一个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只觉得脑子里乱糟糟的，渐渐地，前几天毛主席的谈话，又清晰地响在我的耳边，并使我联想起历次同毛主席谈话的情景。

    1952年10月的天，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那时，我任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当时，毛主席正在视察黄河。在交谈中，他问我的家庭，问我的出身，问我的经历，问我的工作，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毛主席听了以后，情不自禁地对我说：“你这个放牛伢子，现在当了司令，真不简单!我知道，你是一员战将……”。他指示我们要在做好军区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地方的生产建设，要同地方党政机关一起，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1956年6月，我调武汉军区一年之后，又在武汉见到了毛主席。那次，我陪同毛主席畅游长江，聆听了毛主席吟诵《水调歌头·游泳》的辉煌诗篇，深刻感受了一位伟大革命者征服大自然的宽广胸怀。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有一次，毛主席和我们围在一起吃苹果。有一个同志刚抓起水果刀要削皮，被毛主席看见了，他笑着坐在我们中间十分亲切地对大家说：“吃水果的时候，最好不要削皮，把它洗净就可以了。如果你要削皮，也只要薄薄地削一层。因为靠皮和靠核的果肉，是最有营养的。”说完，他便拿起洗净的苹果，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从那次以后，每当吃苹果的时候，我就想起毛主席的话，很少再拿起水果刀子。

    1961年9月，在武汉的毛主席陪同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乘坐汽艇游览长江沿岸风光。我也陪同登上了汽艇。毛主席见我走过来就向蒙哥马利介绍说：“这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他是农民出身，没有读过书，打仗很勇敢。”蒙哥马利听了，摇晃着我的手，那注视的目光中带着几分惊奇。

    1965年夏天，我和另外几位同志相约去看望正在广州的毛主席。毛主席在室外的游泳池旁的一个篷子里接待了我们。谈话后，我耐不住酷热，没有同主席打招呼，就跳进了游泳池。毛主席看我游了一阵，也高兴地站起来，对在座的几位同志说：“我也要下水了。”说完便满面笑容的进入了游泳池。看得出，毛主席兴致很高。

    我觉得，毛主席对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将领是宽厚的、信任的。

    飞机到达北京，我被安排住在京西宾馆。从此，等待我的便是不公正的批斗。过了两天，传来了毛主席对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常委复电的批示。原来中央复电在电文中提到我的名字时，没有称我为同志。是毛主席批阅时在我的名字后加了“同志”两个字。毛主席的这则批示，使我度过了一生中最严酷的时期，而幸免于死。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两个字，他们要整死我，那是易如反掌的。

    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七二O事件”的真正目的，在于“揪军内一小撮”，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为了实现其罪恶野心，他们把突破口选在湖北，首先从武汉军区开刀。然而，历史是公正的，玩火者必自焚，最终他们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伟大领袖毛主席与我们永别已有十几年了，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立下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摘自：《缅怀毛泽东》


“７·２０事件”中的“８２０１”与“８１９９” 余汝信

部队代号，是为密化部队番号的真实名称而规定的代称，一般以数码、单词（字）单独编成，也可混合编成。代号有一定的使用期限，在特定的保密时段过后，大多应可解密。然而，文革距今已三十多年，虽则当年的军事单位，今天已有相当大比例撤销了番号、建制，但众多的介入地方“三支两军”的部队，其代号所隐匿的真实“身份”，至今仍难以析解，成为我们在研判文革史料时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譬如著名的武汉“７·２０事件”中的“８２０１部队”和“８１９９部队”，就难倒了不少研究者，弄不清或弄错了这些数码所替代的部队真实番号。本文仅尝试将这两支曾经深入地介入武汉地区文革的部队之历史沿革及其在“７·２０事件”中的主要表现，作一概述。

一、“７·２０事件”前的“８２０１”与“８１９９”

８２０１部队，是湖北省军区独立师的代号。

该师的前身，是湖北省公安总队。文革前的体制，总队受公安部队总部和中共湖北省委（直接由省公安厅党组）双重领导，执行内卫执勤任务，辖三个直属团，两个专区支队，六个专、市大队，共一万三千余人。总队第一政委由省公安厅厅长张国武挂名兼任，总队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牛、蔡两人均１９６５年１１月方到职，其中蔡资格尤老，１９３２年十七岁即参加鄂豫皖红２５军，建国后长期在公安武警部队任职，历任公安１９师政委，内卫２师政委，沈阳军区公安军副政委，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广东省武装警察总队、公安总队第二政委。蔡１９５５年授少将军衔，惟１９６２年后一直在师一级位置徘徊未前，１９６５年１１月，由广东平调湖北。

１９６６年２月，毛泽东指令撤销公安部队番号。６月７日，军委电令，自７月１日起，全国公安部队拨归各大军区、省军区、上海警备区建制。在此大形势下，总参、总政于８月２４日批复武汉军区，同意将湖北省公安部队整编为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和独立第５、６团。９月１２日，湖北省军区公布整编命令及番号，独立师师部由省公安总队部整编，驻武昌，下辖步兵第１、２、３、４团和轮训队，其中步兵第１团由省军区独立团整编，第２、３、４团由公安总队整编，分驻汉口、武昌、襄阳、沙洋。独立第５、６团拟拨归武汉市人武部领导，驻武汉市，次年３月，这两个团也拨归独立师领导。至“７·２０事件”前夕，独立师有四个团的兵力驻在武汉市内。牛怀龙，蔡炳臣在整编时分别改任师长、政委，两人在后来的“７·２０事件”中均成为知名人物。

８１９９部队，是武汉军区直辖的陆军第２９师的代号。

第２９师原属二野第１０军建制。１９５１年，奉命编入第１５军序列入朝。在朝历经三年，１９５４年５月返国，驻湖北安陆。１９５５年６月，武汉军区成立，随１５军建制编入武汉军区序列，１０月，进驻湖北孝感花园镇新营房。１９６０年６月，由步兵第２９师改番号为陆军第２９师，同年１０月，代号由００４９部队改为６９４１部队。１９６１年２月，军委决定第２９师为武汉军区战备值班部队，时辖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坦克团共五个团。

１９６１年３月１４日，军委电令１５军军部及其所辖第４４师、第４５师改建为空降兵，原驻河南开封的空降兵师亦编入１５军序列，第２９师同时脱离１５军建制，归武汉军区直接领导。１９６２年５月，第２９师代号改为８１９９部队，下辖步兵第８５、８６、８７团，炮兵第３２３团和坦克第４５团的代号依次改为８２０５、８２０６、８２０７、８５０３、８２０４部队。１９６７年，师长张绪，政委张昭剑。根据张昭剑后来为《河北革命将领传》一书提供的简历，其为河北栾城人，１９２３年生，１９３８年参加八路军，建国后曾任武汉军区政治部群工部部长，１９５５年９月授上校军衔，１９６４年晋升大校。而据２９师后来编写的师史，张昭剑１９６２年调２９师任副政委，１９６４年升任师政委。“７·２０事件”中，张昭剑也是一关键人物。

１９６７年，湖北省境内仅有以上两个陆军师，这两个师，前者属地方部队系列，后者属野战军系列，在“７·２０事件”中，表现各异，分别成了“支保”和“支左”的典型。

二、远镜头：１９６７年１－６月，武汉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晚，中共湖北省委被造反派宣布夺权。这次夺权虽然没有得到中央的背书，但湖北省委的权力架构事实上已分崩离析，此后的武汉三镇，形成武汉军区与造反派、保守派群众组织三者之间博弈的局面。

２月８日，工总、二司等在《长江日报》发表《关于武汉当前局势的声明》，导致造反派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武汉军区在用强力弹压区内军队院校、文艺团体造反派的同时，２月１８日，发表《严正声明》，指责了“二·八声明”及香花派，３月１７日，与公安机关联手逮捕了以朱鸿霞为首的工总区分部以上头头，近五百人被捕。接着，３月２１日，又发表《通告》等文件，宣布解散工总及其所属组织，而造反派中的毒草派在３月中同样也受到了军区的打压，前些时候已近绝迹的保守派组织纷纷死灰复燃。

４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造反派伺机东山再起并重新整合后，将矛头直指曾经压制过他们的“武老谭”——武汉军区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等。保守派也不甘示弱，于５月１６日组合成号称有一百三十万之众的“百万雄师总联络站”。正如陈再道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所承认，武汉军区从感情上倾向于保守派，致使军区在６月４日发表《公告》，在中央压力下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之后，仍肯定了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六·四公告”发表后，军区两面不讨好，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保守派却认为军区太软弱。脱胎于公安部队，习惯于阶级斗争的省军区独立师，大部分官兵的观点与百万雄师一致，对造反派持否定态度，认为是“牛鬼蛇神翻天”。据造反派后来称，本不应介入两派之争的独立师，一些人参与了“百万雄师总联络站”的组织领导工作，而百万雄师最主要的口号正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所谓牛鬼蛇神，当然就是指造反派中人了。

５、６月间，武汉地区两派武斗不断，６月中旬后更趋剧烈。６月１７日始，连续出现汉口六渡桥、汉口轧钢厂、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武汉电车公司等大型武斗。６月２６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联合致电武汉军区，称：“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该按中央六六通令处理。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北京的来电有利于造反派，６月２８日，武汉军区也不得不发出《通告》以表明其试图制止愈演愈烈的武斗的立场，但聚集于武汉上空的阴霾并未因此而散去。

此时期值得一提的是，２月２８日，陆军第２９师师部率四千余人，奉命进驻武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师指挥机关由孝感花园移驻武昌军区大院东侧。陆２９师此前并无介入地方“支左”，与湖北地方关系不深，对于武汉两派态度亦较为中性。我们至今仍不能确切知道这一应该是武汉军区制订而得到军委首肯的调动方案的真实意图，我们只能推测，将２９师调至军区大院侧旁，当初大概有拱卫军区指挥机关之意，惟这一调动步署客观上却打破了省军区独立师在武汉地区一家独大的局面，也为后来“７·２０事件”的进程带来了戏剧性的变化。

三、中镜头：１９６７年７月上中旬，武汉

剑拔弩张的“７·２０”前夕武汉局势，陈再道、王力在各自的回忆录中似已述之甚详。不过，陈、王都不免会站在各自立场说话，好在我们今天还有此时期大量的群众组织出版物及其他渠道资料可供参考，从而可以从更客观的角度将事态的演进过程重新组合如下。

７月６、７、９日

周恩来等连续在毛泽东处开会。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去武汉游泳横渡长江。

７月１０日

周恩来电话告武汉军区：武汉群众组织代表不要来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由此可见，周事前是知道６月２６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联名电报的，因该电原拟“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来京汇报”。陈再道指责该电“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是在康生的授意下拟定的”，将责任归之康生一人，应不妥）。

７月１３日

晚，周恩来电话告正在重庆代表中央解决西南问题的谢富治，要其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提出同行的王力、余立金和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周同意。次日中午，谢等抵汉（以上是王力的说法。陈再道说王力与关锋“经过密谋策划，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来”，亦应与事实不符）。

７月１４日

晨２时半，为给毛泽东打前站，周恩来离京飞武汉，随行的有李作鹏及海、空军的作战部长。抵汉后，周先后同武汉空军及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周本人及毛抵汉的准确时间，事前并未告之武汉军区，毛在汉期间的安全，周亦令武汉空军负责（中央对武汉军区的不信任程度于此可见一斑。陈在回忆录中说他心里很纳闷，周来武汉“是吴法宪安排的飞机，不知他们为什么有意不让我们事先知道？”其实，应是周本人不让武汉军区事前知道）。

晚，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武汉，入住东湖客舍内梅岭一号，随行的有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周恩来住东湖客舍百花一号，中午抵达的谢、王等住百花二号，陈再道、钟汉华留宿于东湖客舍乙所。

晚１０时，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到湖北大学校门口看大字报被认出，谢、王等不得已与在场的群众进行了谈话，之后，又于１１时抵武汉测绘学院看大字报，与“钢二司”部分群众进行了交谈。

７月１５日

晨，毛找谢、王汇报西南情况，后又找周恩来、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一并听取了汇报。毛在此间提出了中央确定的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指示要先从部队解决，并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

７月１５－１８日

根据毛所确定的方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召集主持武汉军区领导人及驻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了武汉地区支左情况汇报（王力称这次会议为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本文从陈再道说）。周在经毛审阅同意的会议讲话中称：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公开检讨，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要以他们为核心；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以上是王力回忆录及当时造反派出版物的说法，陈再道回忆说毛当时的指示称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根据现有材料综合分析，应以前者为确）。

７月１５－１７日

谢富治及王力到华中工学院、百万雄师总部所在地、武汉测绘学院等会见两派群众及头头，要求两派立即停止武斗，为解决武汉问题创造条件，希望两派坐下来学习中央文件和社论，特别是学习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７月１８日

晚，毛泽东在梅岭一号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杨成武、汪东兴、陈再道、钟汉华开会（这是毛１４日抵汉后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召见陈、钟）。毛在召见时重申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三条方针，要武汉军区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强调百万雄师有群众，没有一百万，至少有十万，要着重做百万雄师的工作。

会后，周恩来当即返京。临行前，周强调布置让武汉空军绝对负责毛的安全，具体事宜，由武空副司令员刘丰和政委萧前负责。

７月１９日

凌晨，在送走周恩来后，谢富治、王力、刘丰、萧前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钢工总”总部，谢、王重申了前两天会见两派群众及头头时的讲话精神。

下午至晚上，在军区小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谢富治传达周恩来讲话精神，王力讲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问题，至深夜１１时多方散会。

百万雄师一派对谢、王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等处的讲话极之不满，反应强烈，他们并不了解那是毛、周亲自定的调，将其归罪于谢、王（主要是王）。下午，百万雄师的群众与省军区独立师的一些干部战士，乘坐着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和上百辆大卡车，一起涌入了军区大院，要求谢、王接见，回答问题。入夜时分，东湖四周直至五里以外的湖北医学院，都为百万雄师及省军区独立师所控制，通往东湖客舍的两条道路，也被百万雄师层层封锁，水泄不通。

四、近镜头：７月２０－２２日，武汉

有关“７·２０”前后数天的情况，陈再道，王力已有回忆录可资参阅。以下陆２９师及省军区独立师“７·２０”当天及７月２１日的行动情况，引自于陆２９师当年８月４日整理的《七·二Ｏ叛乱实况》，亦可供研究者参考鉴别。

２０日凌晨３时多，２９师突然接到“保护中央首长安全”的指示，师政委张昭剑亲率一个排来到东湖客舍。此时，百万雄师一派的“公检法”系统十几人已进入“中央首长住所区”，２９师部队当即进行劝阻，事态稍为平息。

清晨６时左右，在原警卫东湖客舍的独立师一部分人的引领下，更多的百万雄师派一群群人冲进了东湖客舍，张昭剑用身体抵挡百万雄师的群众不果，左肋骨也被打断了一根。百万雄师人多势众，王力及随行的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北航红旗红卫兵全被架上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四号楼。

张昭剑在东湖客舍安顿好部队，立即乘车赶赴军区大院，此时王力已受到围攻殴打，被剥去了军装，扯下了领章。张昭剑一直紧跟王力周围，立即组织了驻军区大院的２９师侦察连、四连、六连，分布在四号楼内，堵住了大门、侧门与楼梯，对向楼上冲的百万雄师群众进行劝阻。

下午２时多，楼上只剩下二、三十人，２９师指战员用身体堵住了各个通道，楼上掩护，楼下接应，搀扶着重伤的王力下楼，上车后冲向二号营门，部队乘机以班为单位，悄悄撤离了四号楼。张昭剑政委、赵奋副师长仍留在四号楼与百万雄师的群众周旋，后也安然撤出。

下午３时许，王力乘车来到２９师机关驻地，住进六号楼。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很快就知道了王力的住地，到黄昏时，情况越来越紧张，张昭剑决定立即与军区保卫部王科长陪同王力转移到附近洪山树林草丛里，王力刚离开六号楼，独立师的一些成员就冲进了六号楼，逼２９师交出王力，遭到拒绝。

２１日，凌晨２时左右，独立师、百万雄师一些人两次冲进２９师机关驻地，包围并冲进了二号楼，封锁了其他各楼，再三威逼２９师交出王力，并扬言要搜查，２９师领导当面予以斥责，独立师、百万雄师无功而还。

王力在张昭剑、保卫部王科长陪同下，在遍地荆棘、野草丛生的山坡上渡过了一夜。上午，张昭剑只身下山，来到２９师所属七连，说明了事情经过后，将王力安置在七连驻地。下午２时多，武空刘丰陪同王力登上小车，七连在２９师张绪师长、解立根参谋长率领下，分乘两辆大卡车，冲过封锁，顺利地把王力送到官山武空司令部驻地。

以下，为综合各种资料重新整理组合的一个时间表。

７月２０日

上午，北京，周恩来在林彪处开会。下午，周乘专机从北京起飞，降落在距武汉市区６０多公里、受武空严密控制的山坡机场。

同日，奉武空命令，空降兵第１５军第４４师１３２团，第４５师１３３团赴武汉执行警备任务。

下午，邱会作乘专机抵汉。下午５时多，邱见到了仍住在梅岭一号的毛泽东，并转达了林彪、江青的意见，请毛转移到别的地方，毛考虑再三终同意。晚８时多，毛决意去上海。

７月２１日

凌晨２时，在周恩来的亲自布置下，毛泽东乘坐武空的汽车，在武空刘丰等的秘密护送下，从后门离开东湖客舍，转移到汉口王家墩机场。毛打破自１９５７年以来不乘飞机的惯例，乘空３４师专机到上海。

７月２２日

凌晨３时多，王力在李作鹏和刘丰护送下，从武空司令部驻地转移到了山坡机场，王力回忆说，周与其见面时，“和我拥抱，同我贴面，流了眼泪”。

上午，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叶明、孔庆德以及李作鹏、刘丰等人开会，周让叶明、孔庆德住到２９师去，暂时在那里主持军区工作，并让他们转告陈再道、钟汉华，要赶快表态，争取主功。

王力回忆说，周先把谢富治、王力送上飞机先飞，然后自己留下来再作一点工作，自己专机后飞。到北京后，让谢、王的飞机在天上绕圈，他先赶到机场，再来迎接谢、王。

王力后来还说：“主席对被迫离开武汉很恼火，这是他老人家成为党的领袖以后从来未发生过的事情”。

“７·２０事件”是社会上两派矛盾激化、以至这种激化反映到军内来的一次总爆发。弄得不好，这种激化会漫延至全国各地，甚至演变为内战，局面将一发而不可收拾。惟始料不及的是，“７·２０事件”对毛本人思想上巨大的冲击反而成为一个启机，使毛看到了事态演变下去的严重性，促成了毛一改初衷，将文革的战车骤然改变轨迹，从“乱”走向“治”。而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王力这位“７·２０”的英雄，在一个月后却不可思议地成为毛为实现其急转弯的“战略步署”而抛弃的替罪羊。五、“７·２０事件”之后７月２３日

凌晨３时，在周恩来草拟的、以中央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中，要武汉军区十五人（包括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及支保的武汉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廷）去北京开会，自此，陈等实际上已“靠边站”。

同日，武空命令，空降兵第１５军机关带直属队和空降兵第４４师（欠炮团）赴武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军部驻武昌空军东湖疗养院（８月１７日，迁至汉口原高级步校营房）。武汉地区原由独立师控制的要害部门、要害位置，转由空降兵第１５军及陆２９师所控制。

７月３０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军委任命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武空副司令员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８月３日

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划归空降兵第１５军领导。及后，独立师撤出武汉地区，移驻应山、黄陂、洪湖等地，接受“政治整训”。当时，社会上有传闻称独立师因“７。２０事件”被撤销了番号，不确（独立师是１９７５年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大量裁减地方部队后方撤销建制的，此际距“７。２０事件”已有八、九年，与“７。２０事件”无关）。

８月１５日

军委电令武汉军区并空军，决定成立武汉警备区，由空降兵第１５军军部兼该警备区机构。同时，将陆２９师划归空降兵第１５军建制。

同日，军委命令，空降兵第１５军军长赵兰田调任武空副司令员，副军长方铭任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司令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纯青任军政委兼武汉警备区政委（原军政委王新已于８月６日调任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张绪任副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张昭剑任军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０日　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方铭任主任，张绪、张昭剑等任副主任。

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３日

军委电令，由武汉军区组建一个军部，番号称陆军第１７军，将陆军第２９师、河南省军区独立第１师和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拨归该军建制领导，河南省军区独立第１师、湖北省军区独立师依次改称陆军第５０、５１师，陆军第２９师番号不变（翌年１２月，改称为陆军第４９师）。９月７日，军委令空降兵第１５军副军长张治银为陆军第１７军军长，张昭剑为军政委。张昭剑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从师政委擢升至军政委，与其在“７·２０事件”中的表现不无关系。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４日

军委电复武汉军区，同意撤销陆军第１７军建制。该军撤销后，陆军第４９师重新直属武汉军区建制领导，陆军第５１师改编回湖北省军区独立师。

１９７６年３月２０日

军委电令，调陆军第４９师归兰州军区陆军第１９军建制领导，番号改称陆军第５６师。同年４月，撤销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建制。

最后，交代一下“７·２０事件”的几个主角后来的情况。陈再道、钟汉华于１９７２年５月同时恢复工作，陈降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钟降任广州军区副政委。数年后，又重新担任大军区正职职务，陈先后任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钟先后任军委装甲兵政委、成都军区政委。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于１９７３年３－４月间同时恢复工作。牛任湖北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巴任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蔡任河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１９７８年５月，蔡炳臣调升任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同年８月病逝。

张绪，１９７８年１月由空降兵第１５军副军长调任武空司令部副参谋长，１９８３年离休。张昭剑，１９６８年９月至１９７２年１０月任陆军第１７军政委，短命的１７军撤销后，未及５０岁的他却未再有新的任命。正所谓此消彼长。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对张昭剑在“７·２０事件”中“听空军的”、“将王力藏了起来”一直耿耿于怀的陈再道，逐步恢复了权力，而仕途上曾经得意一时的张昭剑，自然也就不会再有什么好日子过了。（２００５年１月）

主要参考书目

１、陈再道：《陈再道回忆录（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湖北省军区军事志编辑室：《湖北省志·军事》人民共和国部分送审稿，１９９３）。

４、湖北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军区组织史资料》（湖北省军区政治部，１９８８）。

５、陆军第５６师军史编写组：《陆军第五十六师军史》（陆军第５６师，１９８５）。

６、《震撼全国的日日夜夜——武汉“七·二Ｏ”反革命政变材料汇编》（钢工总《五湖四海》战斗兵团 华东纺织工学院红卫兵师（筹），１９６７年８月于武汉）。

７、《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１９６７年１－７月）》（武汉钢二司红武测，１９６７年８月）。


也说“七二零事件”中的“８２０１”--致余汝信先生 余言

近来，在网上读得朋友转来余汝信先生的《“７。２０事件”中的“８２０１”与“８１９９”》，接着在南粤幸会先生，蒙赠大作，促膝交换对１９６７年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和武汉军区２９师的了解。在下觉得，以余先生熟悉、研究军队文革之长，该文向关心历史的人交代１９６７年武汉两支部队的来龙去脉，及其在“７２０事件”中的表现、作为，廓清一些文革以后含混不清的基本问题；军队有关史实的深入探讨研究，反思军队参加“三支两军”的成败，对科学地反思文革的历史教训，无疑十分有益。

不过，对于独立师在“７。２０事件”前后的具体言行，颇觉该文披露仍有所不足（先生手中的民间史料尚未使用）。现将足下所知一二，按时间顺序罗列一下，以供研讨之用。

据当年中央文革办事组到汉的张根成同志回忆，从中央领导来到东湖宾馆（７月１４日），８２０１部队的领导同志，就表现不太高兴。“总理把８２０１部队（独立师）的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了。大家一开始就发现独立师蔡炳臣政委不满意，几天都在嘟嘟囔囔的，就是说把东湖客舍警卫换了，好像不相信他们”。实际上周总理仅仅是把梅岭警卫换了（百花院的警卫是否军区的，尚待弄清。不过谢富治和三军领导，多有自己随身警卫员和秘书），宾馆、门卫依然是原来８２０１部队的警卫。蔡不知道毛泽东亲临武汉，出于他业已形成的对中央文革的意见，居然对周恩来亲自安排的警卫调换表现了不满。这已就后来出事埋下一枝伏笔。蔡作为鄂豫皖的老军人，不是不懂得必须绝对服从上级安排、指挥，况且长期做公安、内卫工作，相应的规矩总该明白。宾馆警卫也仅仅是部分调整，蔡看得过重了。思想上的抵触与压抑，应是首位的，除文革现实问题外，不知是否还有历史积怨？

武汉军区对宾馆保卫问题不是没有过考虑。在７月１５日，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提出多项建议加强保卫，如调８１９９人来；钟汉华政委一律不采纳，并说“８１９９部队与８２０１部队之间有矛盾，还是不调８１９９好”。这是事件之后，军区组织揭发批判时披露的。后来，钟汉华政委在１１月底的湖北省学习班全体人员大会上检查交待记录上也有同样的内容：“我明明知道毛主席在东湖，保卫科长王振英反映警戒不够，需要增加人。他和孔庆德都建议调２９师的人进去。我说２９师和独立师有矛盾，就不了了之”。钟政委当然没有估计到在保卫问题上会出事，但他思想倾向于８２０１，与陈再道一样，对中央让刘丰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对警卫调换有意见。从钟的话里，看出当时军区同志斟酌过是否增加保卫兵力，派谁合适；其二，挑明两支部队有矛盾。这个矛盾，最可能就是指对武汉形势看法和支左问题有分歧。不过８１９９部队未承担支左和城防任务，以前并未干预过８２０１的行为，冲击事件中，也有少量２９师人员自发参与。

７月１６日深夜，谢富治、王力一行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与他们的主要负责人交谈，劝戒他们要好好学习文化革命，收缴武器，停止武斗。该联络站设在业已军管的３５０６军需工厂，文革当中，除有后勤系统的军代表外，不知为什么还有８２０１的支左军人（可能前者管支援越战的被服生产，后者管运动、军管），该厂是当时武斗的重要据点，有专职武斗队伍“雷达兵”。谢、王与百万雄师的接触，气氛很不融洽，据“百万雄师”内部传达，说接触时间总共只有２０分钟，而且王力很不耐烦听百万雄师头头讲述。谢、王回去还严肃批评军区：联络站都设到军管的军工厂了。８２０１与“百万雄师”关系极为密切，二者本来就对中央文革满怀抵触情绪，这次谈话情况迅即汇报到独立师，增加了８２０１领导对北京来人意向的了解和严重不满。

８２０１对王力的不满，早在１６、１７日已经公开表达出来。举一例：１７日，省劳改局军管会代表翁ＸＸ散布说“王力是知识分子，是相信知识分子的，是执行臭知识分子路线的”；后又说“这次王力这样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问题，‘百万雄师’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时候部队才不管的。”此说法很具代表性，且有口述史研究价值。当时王力还没有说什么出格的话。戏剧性的是，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被一个营级干部翁某言中。（省劳改局造反派在事后有一个系统的调查报告，余先生可一读）可以补充的是，５月以来，这种看法在武汉部队内散布较为普遍，认为当时中央的文革路线错了，依靠的是知识分子，而非工农兵。

１８日下午，周恩来在军区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传达了中央的意向。８２０１部队的蔡炳臣政委、牛怀龙师长参加了会议。蔡提出要求，经钟汉华同意，会议精神由蔡政委回去立即传达到该独立师团级干部，次日又传到排级干部和战士，并把派出去的军代表叫回听传达，向各单位群众组织传达。周恩来讲话要点，是８２０１部队有组织地传达的。（钟汉华的检查，也承认“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７２０”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钟政委承担自己在事件里的失职责任，后来与王力也是相互谅解的，并不把责任往王力那儿推，所以去世前还嘱咐家人要给王力发讣告）

蔡政委对中央的意见极不同意，他这样主动迅速传达，当然不是为了部队尽快知情转思想弯子。据８２０１的干部后来揭发，蔡在传达时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回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还说我们思想不通。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牛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也是不通的，组织服从，个人意见保留”。顿时会场吵吵嚷嚷，二人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意思要他们注意策略，把矛头指向王力。王力水院讲话和在军区传达总理的四点指示，是蔡、牛在师部交代以后的事。

同时，蔡居然向８２０１师、团干部传播谣言说：“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插话“王力是国民党员，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不管思想认识怎样，牛、蔡如此讲话，毕竟与其师级领导的身份不符合。这些谣言从何而来，以后没有查，王力又垮了。

８２０１领导人对王力的传言，其实在王力到武汉前夕，已经在社会有所流传，从部队到“百万雄师”上层，已经有类似说法，王力到汉消息公开后，流言更为神奇了。和其他地方一样，武汉文革里许多重大事件，总穿插一些谣言。不能否认，这些谣言对推动、激励部分战士、群众，煽动一种社会舆论和情绪，有时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另外一例可以说明独立师当时对全国形势作过综合分析，对中央的文革方针很不满意。在７月１９日，汉口８２０１军代表张ＸＸ对“百万雄师”的“革命工人三司”鼓动：“中央最近有个别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这样两条内容：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中央某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关于成都问题，中央作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８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实际上，军区和独立师都通过各种场合，研究讨论了内蒙、成都军区和河南省军区的问题，研究了中央对这些军区的态度，对解决这些省、区所谓“保守派”的方针政策，而且表示极不理解和极其不满。当时人们最担心的是武汉问题走四川、内蒙、河南的道路，导致军队和保守派前景凄凉。这些忧虑和担心，在武汉事件时以大量对抗性言论、标语和谣言表示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独立师在明明知道前景不妙的心情下，爆发了对中央决策的反抗，是退无可退，铤而走险的。蔡炳臣纵容部下“炮打”，也是经过思考的暴力性抗争。

１９日下午，谢、王在军区二级部长和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周总理代表中央所作的四点指示：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组织；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为工总平反；“百万雄师”是保守势力，不能依靠他们，要做广大群众的工作。王力教训军队干部要从ＡＢＣ开始认识文化革命。独立师（８２０１）政委、师长相继退出会议，回到师部，该师干部群情激愤，产生很大抵触，形势立即失控。下午和午夜，部分独立师、“百万雄师”人员冲击军区、东湖宾馆，要找中央代表说理。据独立师干部后来揭发，王力讲话时师长牛怀龙要求发言，被王力制止；见状蔡政委气冲冲离开会场，牛相继退出，回到洪山下的师作战部；蔡是政工领导，牛是比蔡还要卤莽的人，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

军区秘书科后来在追查事件时揭发：下午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时，独立师的战士就到军区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四点指示，但是机关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这段回忆说明军区机关内部在下午还未传达会议精神，会场外的值班人员并不知道内情，军区连夜传达精神，仍是钟汉华的决定）。这个情况发生在１９日１６时左右，８２０１部队几个战士冲进军区大院，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不果；又派人找牛、蔡，要他们去作部队的工作，结果二人业已退出会场。又找来８２０１副师长、副政委去到军区大院做工作，他们对战士简单地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冲进军区的战士质问“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人甚至把陈和钟叫作“投降派”。这些独立师战士也确实是消息灵通，他们已经知道陈再道在内部承认犯了错误。１９时，又有８２０１的４９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拥有１２０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那天军区师级以上的会议散得很晚，由于独立师人员堵了大门，２３点，谢、王一行是从侧门，即何家垅那边的东门出去的。紧接着，２３时半８２０１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这时蔡政委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大队伍还未出来，８２０１已经有２００多人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深夜，在军区三号楼二楼会议室，由８２０１作战部长孙某召集会议，成立独立师和百万雄师联合的“专揪王力指挥部”，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后来事态的发展就是按这个协调组织进行的。凌晨２点，成百卡车冲进军区，在军区食堂８２０１与百万雄师开会成立“临时联合代表团”，组织与王力谈判与辩论。军区支左负责人答应调宣传车，Ｘ副参谋长与“代表团”的人去电信大楼发“给毛主席的急电”。揪斗（“质问”）事件极具组织性。最先冲击东湖宾馆的人员还不是独立师的，而是“百万雄师”下属的“武汉公安”，但是他们拿着独立师派驻的军管会人员开的介绍信。在７月２０日零点三十分，武昌公安局１４人，在头头何XX、萧XX、刘XX带领下，乘华沙小轿车和吉普、卡车冲击东湖客舍北门（在省博物馆边的后门，靠近毛泽东下榻的梅岭院落），高喊“我们要谢富治、王力接见”！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等赶到北门，拦住１４人。他们拿出武昌区公安局军代表──８２０１某团政治部主任王X开的介绍信，口气十分强硬，“今天晚上来了１４个人；来，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天明还不接见，就要来几千人”！“谢富治副总理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要找他。告诉你们，谢副总理住哪个房子，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你不传达，我们就冲”！中央文革张根成向“武汉公安”来人解释，说明天下午就准备接见他们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要他们先回去。但来人硬往里面冲。凌晨３点左右，８１９９的张昭剑政委奉军区之命带了一个排战士和秘书科长、侦察参谋赶到，手挽手拦住来人。“武汉公安”领头的说，“你们不是８２０１部队，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这是武装镇压我们。是谁派的？交出幕后指挥”！并向现场的８２０１卫兵煽动说，“他们不相信你们，派另外的部队来了”。就在相持之时，几个８２０１战士带枪从大院西门出去了。“武汉公安”竟然说出此话，部队内部的分歧已经暴露无余。后来冲进宾馆一群百万雄师，径直进入谢、王住的百花二号，叫喊“我们要见谢富治、王力，叫他们出来”！谢与这批人到楼下后面的草坪坐下谈话，气氛已经变得较为缓和；但５点１０分，８２０１军车２１辆，宣传车６辆，３辆吉普，１辆小轿，从前、后门冲进宾馆；紧接４１辆“百万雄师”武装车辆和“武汉公安”３辆大型救火车而来。由８２０１XXX副营长带队，端着冲锋枪的８２０１军人，枪口直接对着谢、王，有人直冲进王力房间翻箱倒柜抢材料，又窜到草坪。首先碰到陈，战士挥枪就殴打陈再道；陈大叫“我是陈再道，我不是王力”，被打倒在地。在场的８２０１部某股长忙叫“这是我们的陈司令员！不是王力，不要打了，抓错了”！暴徒才住手，扶起陈再道。这时已是２０日早上六点左右。

另方面，军区王科长闻讯与张昭剑商量，留下８１９９秘书科长滕XX带一排战士守北门，其余人直奔西门，半路见好多着警服的人在院里乱窜，而一些８２０１的宾馆内警卫在指指点点。他们赶到百花一号后草坪，“百万雄师”与８２０１的人已经打人。张昭剑等赶到用身体阻拦，肋骨被打断。北航学生被打倒在地。王力被架上车。中央文革张根成，北航学生尹、胡被８２０１战士和“百万雄师”带走。牛怀龙师长当时就在西门。军区王科长忙叫来了牛，希望他出面制止士兵，牛到绑架王力的车前看了看，不在乎地说：“不要搞得这么凶嘛！搞这么凶干什么？把机枪收起来！”说完转身就走。显然他是支持揪王力去“质问”的。后来，谢要去救出王力，陈、钟劝谢别去，由他们亲自去处理。牛师长对陈、钟说“你们别去了，我去找他（谢）讲”，结果牛并未去谢处，也径直去军区，参加批斗王力了。

上午，在军区大院二号楼３楼４６房，８２０１人员和百万雄师围攻王力，要他回答“四点指示有没有”？按照计划，一个人拿起话筒照着纸条问：“王力，你到武汉也没有几天吧！你也没有到群众中去调查，就发出四点指示……我们提几个问题要你回答！第一，你们四点指示到底有没有？要没有，就当面辟谣！第二，你到武汉这几天，到三新二司里干了些什么？要回答！第三……”这时现场秩序大乱，牛怀龙师长叫喊“静一下，好录音”！众人反剪着王力双手，将他推到四号楼二楼平台，８２０１战士和“百万雄师”逼迫王力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百万雄师”和部队肇事人员在军区大院公开批斗并殴打王力，要王力对武汉形势和“百万雄师”组织的性质表态。下面满是混乱的军人、群众。后来，还是８２０１一位军官（“批王指挥部“的）拿起话筒说：“‘百万雄师’的战友们，现在让王力休息一下，他已经很累了。大家放心，他跑不掉的！”“我们已经决定了把王力交给８２０１部队首长处理，勒令王力明天上午八点以前重新表态，否则我们就造他的反”！回到房里后，８１９９张昭剑政委、赵奋副师长带部队，与军区警卫营、保卫科人员一起赶到，保护王力，并控制了所有楼道、大门侧门通道。警卫营、８１９９侦察连、六连、四连战士将“百万雄师”群众、８２０１军人与王力隔开，战士用身体阻挡拳头棍棒、长矛和冲锋枪。而“百万雄师”一次次向四号楼冲击，谩骂战士是“保皇狗”“保皇兵”，８２０１军人更是用枪直接指向王力。军区警卫营营长栾庆祥用胸膛顶住８２０１的冲锋枪，卡住对方扣扳机的手喝道：“不准开枪，你要开枪，性质就变了”，保护了王力。军区孔庆德副司令、叶明副政委在指挥军区人员保护和疏散王力行动里也发挥了较大作用，但他们无法控制肇事的８２０１战士。

１０点后，除少数人仍在军区围攻王力外，武装大游行开始。有各种车辆３９６部，其中消防车２７辆，空军军车１５辆，打８２０１、８２１６旗帜的车８３辆，用载重卡车改焊的装甲车上十辆。“百万雄师”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嘴衔匕首，军人荷枪实弹、刺刀寒光逼人。军人们有的不戴帽子、不戴领章，拉开风纪扣，车头架着轻重机枪，子弹带搭拉在车上，就站在车门边和坐在车顶上。车子开到湖北大学前，一位８２０１的军官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冲进学校，毒打群众，重伤三人，打死一人。而８２０１部队的人也在汽车上，手持冲锋枪向学校里开枪。宣传车喇叭高叫“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武汉三司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陈伯达”说陈是王力的后台；甚至说“不管周XX资格有多老，职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马”。

２０日１４点左右，百余８２０１战士和“百万雄师”卡车冲击汉口王家墩机场，来人带着武器，大叫“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直冲塔台，机场空军同志讲“总理不在这里”。一个８２０１的人说：“我们知道，周总理下午要来，中央文革来电说，三点钟从北京起飞”。机场驻军问“我们没有接到总理要来的预报”“谁要你们来的”？回答是“我们蔡政委要我们来的，政委还在电话旁边等我们的情况呢”！这就是现在普遍讲吴法宪谎报的事。２１日１５点４０分，“百万雄师”汉阳分站蔡XX带领上千人，２６辆车冲击位于武昌县的山坡机场抓王力。仍然负责机场大门警卫的８２０１部队，出来劝说闹事群众：“王力同志昨天被你们抓走，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你们昨天抓去王力同志，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今天又来冲就错上加错了。你们不是说三新、二司、工总坏吗？可是文化革命搞了一年多，他们从来没有冲过。你们两天内冲了两次，这是什么问题？”得知机场消息，谢富治、余立金打电话给陈再道，说“如果你们再这样搞，你要负完全责任”！陈让秘书打电话，说“你们应该撤了”。１６点多，包围机场的群众撤走。看来不是所有的８２０１部队都赞同“质问”事件。

另方面，据亲历者自述，张根成和两位北航红旗女同学被带走后，车上的８２０１军人和百万雄师也没有太难为他们，还拿车上的酸梅汤让张解渴，让女同学自己溜走了。不过张被扯掉帽徽领章游街，车上军人对他痛斥道“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８０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说明８２０１要控诉的并非仅仅武汉问题，他们显示了对全国形势的一种立场和态度。张根成回忆：后来游回军区附近，１５点左右被带进８２０１师部，门口有人说“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有人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蔡炳臣政委进来，对张根成说：“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也没有办法”；并问“你们那里还有文件吗（按指总理讲话文件等）”？张答“有啊”；蔡“呵”了一下，又叫把被撕下的领章帽徽还了张。这时，一个干部（师政治部主任）进来问“那个人呢怎么样了”，蔡忙眨眼示意不要讲，那人不明就里，还追问“那个人呢”！？蔡反问“哪个人”？“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蔡不想回答，说“那谁知道呀”！张想怎么这样讲，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造反了吗”？后来师作战科长和干部科长盘问张，并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到１５时左右，军区保卫处找到师部，要将张送回东湖，牛怀龙同意了。张回到东湖宾馆，谢、杨、余在场议事，张问为什么独立师干部这个样，还说什么“游泳的人、那老头子”那地方……谢说“你不知道呀，那（蔡）就是王明的警卫员！这个事就是他们搞的”！显然，谢富治和三军领导认为出现了兵变，而其中还有历史渊源。张的这段回忆十分重要，披露了８２０１师团级干部的一些认识与心态。其话语也应当进入口述历史的研究。他们的率直的矛头所指，显然并不只是王力，而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有的已经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不满。而谢回答的说法不知有无依据，文革时大家热中揭老底，高层政治也同样有抛历史档案打击对方的，谢是不负责任乱说，还是把蔡的老底，或是当时大家的议论？看蔡的履历，似乎与王明没有关系，问王明的秘书，他说不知道有这位警卫员。余先生说蔡１９６２年以后一直在师一级位置徘徊，到武汉也是从广东平调的，且说１９５５年的少将也有个别文革时仍是师级的。在下觉得蔡参加革命很早，使用上似有受压，可能受过党内斗争冲击。先生可从他在军区机关文革开始后，就与大军区副政委张广才过不去，向陈再道告状说张要夺军权看出：（包括谢在内的）这些鄂豫皖的老同志，也许还有些历史的恩恩怨怨呢，参加文革的年轻人历史知识多是一张白纸。

蔡炳臣（１９１５－１９７８），河南商城县人，１９３２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２５军７３师２１７团排长，商城县区游击队指导员、便衣队队长。主力红军转移后，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７团政治处主任，第２师４旅１１团政治委员（这些经历可能与长江局的王明有短暂正常工作关系吗）。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第二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四野第４０军１５３师政治委员。建国后任公安军的师政治委员，吉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广东省公安总队第二政治委员；１９６６年调任湖北省军区独立师（８２０１）政治委员。武汉事件以后，被免职。１９７３年３月任河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比陈、钟后复出），陈再道任铁道兵司令员后，１９７８年５月被调到铁道兵任政治部副主任。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对“武汉事件“的检查和中央军委对他的处理意见，未曾流传公开。

另方面，下午８１９９将王力转移到小洪山，“百万雄师”与８２０１战士先后用３０多辆车冲击８１９９部队的师部（从付家坡上洪山），逼迫师机关同志交出王力。张政委等带王力到山上隐蔽。在山里周旋了一夜。山下正反复广播８２０１的“特急呼吁”，王力听了说：“这是反革命宣言书。这回独立师可真是独立了，向毛主席独立，向解放军独立”！到２１日，独立师、“百万雄师”继续武装游行。下午，８２０１冲击湖北大学，发射数百发子弹；几个人（包括卖冰棍的孩子）倒在“百万雄师”长矛下，２００余人被关押。由于怀疑王力藏在在８１９９部队，８２０１部队武力搜查８１９９某部七连。当日“百万雄师”和８２０１部队出动卡车约９００余辆。后来集中整训该部，据军区调查，在武汉约有两千余名８２０１的官兵参加事件活动。

２１日晚上，“百万雄师”的头头纪登清向８２０１师部打电话，负责与其联络的郭XX在走廊休息，到办公室接电话，纪说“我要找蔡政委，商量‘三结合’夺权问题”，郭说“你给我谈谈不行？”纪说不行，定要蔡政委。郭把蔡找来，蔡炳臣进入办公室竟关了灯轻轻商量夺权问题。可见独立师引起事端，一手布置斗王力，一手还在组织夺权，试图在武汉造成继承事实。２２日，蔡与周忠到６团，对团副政委张某说：“这次起了带头作用，这样，‘三结合’还是以我们８２０１为核心”。可见，在事件的晚期，在中央召集进京前夕，蔡对形势呼还是比较乐观和政治幼稚的，８２０１的领导还热中于武汉运动的操作实际。

空１５军火速进城宣布支左以后，首先控制和保护造反派集中的学校区和武汉钢铁公司，逐步从８２０１部队手里接防一些战略制高点。在毛泽东于７月２８日决定将８２０１调出整训后，驻扎东湖宾馆的警卫部队才在８月１日离开原地，７２１２接防；据宾馆工作人员目击者回忆，当时宾馆的８２０１战士都哭了，而且武器没有带走。从７月２３日中央广播消息，到１５军逐步控制武汉局势，８２０１部队撤出武汉，没有发生８２０１部队任何基层连队与群众、空军冲突事件，也没有上街表示反抗意见。撤出过程里，已经“翻身”的造反派群众和市民，没有对“犯错误的”８２０１部队表示嘲弄奚落和驱赶。军队是完全控制着局势的，８２０１先前的躁动也得到控制（陈、钟、牛、蔡和傅传作、刘丰、吴世安、周志刚、赵兰田、温锡、张绪已经进京，武汉军区和独立师的控制依是有效的），群众在狂热中还保持着对军队的理智。近来，读到武汉市直机关造反派的一号头头魏某回忆７月２３日所见：“在过长江大桥的时候，看到８２０１部队的人在那里请罪，低头弯腰，把枪横着拿在腰下，像是打败仗的兵，我们看了心里也不好过，把解放军弄成这样，其实都是当官的在背后操纵的结果，他们没有什么过错。”这段回忆表达的心态有典型意义，当时解放军在民众中的声誉是很高的，对８２０１部队和军区有意见的造反派看见８２０１战士请罪，１８年来第一次看到解放军战士的惨像，心里也不好受，说明群众（特别是造反派）和军人，并没有根本的冲突与仇恨。继造反派、武汉军区、空军在武汉三镇游行拥护中央决定，声讨“武汉事件”之后，７月２８日，８２０１部队的千多名指战员乘坐４０多辆卡车在武汉三镇和大专院校举行游行，高音喇叭呼喊出“８２０１部队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等口号。

以上８２０１“犯事”事例，估计余先生已经收集不少历史资料，虽然难以写入军史，或许也可以对文革研究作些参考。８２０１部队在直接触发“武汉事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从层面上看，是余先生文论已经谈到的，该部原来是地方公安部队，习惯于按照传统思维定式看文化革命，将造反群众看成必须专政的牛鬼蛇神，而他们的认识又始终得到军区领导主流的支持；在支左中，８２０１的一些干部参与“百万雄师”的组织领导工作，而且更可怕的是，８２０１的干部在各个区都参与组织了６月的一系列大型武斗，他们把部队的观点和命运与“百万雄师”结合在一起了。８２０１在支左前提下，非常深入地陷进武汉和军区的文革政治纠葛。他们自发自觉地投身于抵制文革路线的行动，其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讨刚刚开始。现在的文字研究和宣传，都是高度肯定了８２０１抵制文革的方面，不想面对他们在“武汉事件”中也是一场军队悲剧的事实。蔡政委牛师长本人，他们的一些下属，在事件中严重违反了党纪和军纪，独立师的行为，从法制和法理上，依然是无法说通的；内蒙军区干部战士在政协礼堂闹事，抵制中央有关精神，殴打政委吴涛，周恩来就下令逮捕了肇事者。这是我们非法制国家和非现代政治文明，以及军队与党和国家关系的整体悲剧。相信蔡炳臣将军在免职后的几年，包括到河南军区重新起用，陈再道邀他调他到铁道兵的几个年头，他内心仍然是郁闷的。他没有看到中央给“武汉事件”平反。余先生并未披露８２０１整训的系统材料。１９６８年重新组建１７军时，我在武汉军区的８２２１部队（独立炮团，驻河南平顶山），该团成建制调到沙市，并入１７军序列；听说将与原８２０１的部队为伍，倒很希望结识一些“武汉事件”时的当事人，知晓些内幕。但笔者所在学生连队转入８２１２部队的侦察营管理，未与８２２１去沙市；碰巧在平顶山的８２１２第１９分队，有不少武汉军区和空司的子弟，包括孔庆德的闺女，她是卫校毕业的，据说也是造反派，６７年春孔司令曾抓了她，隔离保护起来了，６８年是营卫生室的医生。一些喜欢侃大山的军队子弟，也谈到８２０１的一些团、营级干部，在整训后工作有交流变动，有的提前转业了。相信许多战士和干部的正常使用受到影响。他们的一些在地方工作的家属，思想倾向于“百万雄师”，一度受到一些打击与歧视。以后，再也没有得到该部官兵的任何音讯，特别是他们心中究竟在想什么。他们没有在社会上留下自己对事件的整个说法。他们毕竟做过一场悲剧的舞台演员。


后记

制作者：卫滨 2005年7月10日